如果说，在20世纪初年的社会文化思潮中，国粹派是独树一帜；那么，其大书在旗帜上以彰显自己的理想与主张的口号便是：“古学复兴”。
“古学复兴”原是欧洲文艺复兴的一种别称。1879年出版的沈毅和的《西史汇函续编·欧洲史略》，是中国人最早介绍欧洲文艺复兴的著作，正是冠之以“古学复兴”的标题。在其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国人沿用了此种译法。在国粹派的文论中，涉及欧洲“古学复兴”虽然甚早，但明确提到中国也当有自己的“古学复兴”，却是肇端于许守微。1905年8月，他在《国粹学报》第7期上发表《论国粹无阻于欧化》一文，其中说：“西哲之言曰：今日欧洲文明，由中世纪倡古学之复兴，亚别拉脱洛查诸子之力居多焉。……视我神州，则蒙昧久矣，昏瞀久矣，横序之子，不知四礼；衿缨之士，不读群经。盖括帖之学，毒我神州者六百有余年，而今乃一旦廓清，复见天日，古学复兴，此其时矣。”不过，这仅为联想，尚非专论。同年10月，邓实在同刊第9期上发表《古学复兴论》，不仅论述了欧洲“古学复兴”的历史，而且对中国“古学复兴”的必然性、意义与途径，也作了相当具体的阐发。他说：“吾人今日对于祖国之责任，唯当研求古学，刷垢磨光，钩玄提要，以发见种种之新事理，而大增吾神州古代文学之声价。是则吾学者之光也。……则安见欧洲古学复兴于15世纪，而亚洲古学不复兴于20世纪也。呜呼，是则所谓古学之复兴者矣。”邓文是国粹派论述“古学复兴”最有代表性的著述。
国粹派所要复兴的“古学”，是指他们所谓的先秦未受“异学”、“君学”浸染前纯正而健全的中国文化，即“国学”。具体说，是指包括儒学在内的先秦诸子学。所以邓实说，“古学虽微，实吾国粹……孔子之学固国学，而诸子之学亦国学也”[1]。欧洲借复兴古希腊文化，而开近代文明的先河；国粹派也希望通过复兴先秦诸子学，而重新振兴中国文化。
然而，中国何以须追循欧洲“古学复兴”的故辙？这在国粹派看来，根据有三：
其一，自认“古学复兴”是世界各国文化复兴普遍性的规律。国粹派指出，古希腊时代曾为中欧文明的盛世，但东罗马灭亡之后，西方经历了中世纪黑暗，希腊文物之光已“黯然无色”。只是因十字军东征，获大量东方古籍以归，一时人生慕古之心，古学首先复兴于意大利，接着普遍于全欧，开近代文明之先河：“德则以神学史学著，法则以诗文音乐之学著，英则以实验哲学及戏曲著。又其时国语渐定，学者皆以国文著述……而文学之兴，日益光大。吁，盛矣哉！此欧洲古学之复兴也。”[2]西方诸国借古学而复兴，无独有偶，东方日本的崛起，也恰恰肇端于以“王政复古”为契机的明治维新时代，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刘师培因之叹喟：“嗟乎，欧民振兴之基，肇于古学复兴之世，倭人革新之端，启于尊王攘夷之论”[3]。飞生也说：“吾思之，吾思之，彼欧洲文明进化之阶级，其径路奚若？则所谓有古典复兴时代者发其先；彼日本改革之次序，其径路奚若？则有所谓王政复古时代者当其首。夫由黑暗时代进入文明而必经由此一阶段……”[4]可见，正是从西方及日本的身上，国粹派自以为发现了各国文化复兴带普遍性的规律或前提，即在于必得经由“古学复兴”的阶段。这自然构成了他们倡言“古学复兴”的逻辑前提：“安见欧洲古学复兴于15世纪，而亚洲古学不复兴于20世纪也？”[5]
其二，通过追寻东西文化各自演进的轨迹，从比较二者的异同得失中，体认复兴中国文化的必由之路。邓实等人惊讶地发现，在作为西方文明之母的希腊古代文明兴盛之时，正值中国的周秦之际。其时也恰恰是中国学术文化空前繁荣的黄金时代：“（是时）产生一轰轰烈烈新文明，若学术若技艺各树一帜，十色五光，波谲云诡，自由之空气**遍于全社会，……人民之思想能活动自由者，亦以此时代为极点”，“为我国历史上空前绝后未有之进步者也”[6]。中国的诸子百家和希腊学派，不仅同时崛起，而且双方学说“且若合符节”，例如：它嚣魏牟纵情性、安恣睢，近于希腊伊壁鸠鲁的乐利学派；陈仲史坚忍卓绝，近于希腊安得臣之倡什匿克学派；墨翟、宋研尚贤、节用、尚同、兼爱之说，近于希腊罗马的斯多噶学派；惠施、邓析好治怪说，玩琦辞，近于希腊古初之诡辩学派及后来亚里士多德的名学。古代中西文化不谋而合，同时并兴，是耐人寻味的。其后，土耳其毁灭罗马图籍，犹如秦之焚书；西方中世纪的黑暗，犹如汉武帝之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然而，西方文明终能衰而复振，中国却陵夷至今，原因何在呢？原因即在于西方经历了“古学复兴”的洗礼，接续了自身文明的生命活力。“彼族强盛，实循斯轨，此尤其大彰明著者也”。至此，邓实等人认为，结论是毋庸置疑的：“欧洲以复古学科学遂兴，吾国至斯，言复古已晚”，怎能“不急起直追”！[7]
其三，出自“国学”论的演绎。在国粹派看来，世界五大古国，而今唯有中国能数千年一脉相续，独存于天下，不能不承认中国文明中含蕴着“适于天演之例”[8]的精粹在，即含蕴着可弱而不可亡的民族特性或生命活力。既然周秦之际的“古学”是最纯正健全的“国学”，其时自然也就含蕴着中国民族最可宝贵的国粹，即最为充沛的生命活力。章太炎肯定了这一点。他认为，周秦是中国民族的年轻时代，生命力最为蓬勃。唐宋以降，去时已远，惰气随之，自然归于衰微。“今远西所以能长驾，日本地不过弹丸巨胜，犹称枭雄，非必皆有余也，其去封建近矣。”[9]所谓“去封建近”，即是保有更多年轻民族的朝气与活力。值得指出的是，国粹派的上述观点，与被称为欧洲“文艺复兴之父”的弗兰齐斯科·彼特拉克（1304～1374年）的见解有相似之处。他认为，古典时代是人类创造力的最高峰，因此要摆脱黑暗的中世纪时代，当有“古代学术——它的语言、文学风格和道德思维的复活”，即文化的复兴与社会进步，有赖于接续人类古典时代最旺盛的生命活力。[10]章太炎等人是否接触过彼特拉克的理论，不得而知；但他们从自己的“国学”论出发，却得出了与之相类的结论：“特性者，运用文明之活力也”。[11]研究国学，保存国粹，其最高境界和最终目的就在于接续中国民族及其文明的生命源头——古学，这难道不是合乎逻辑的吗？
毫无疑问，国粹派的上述认定，无非尽出主观臆想。日本的“王政复古”，是近代日本统治阶级内部政争与维新思潮错综交织的产物，其与欧洲文艺复兴风马牛不相及，固不待言；他们对中西历史进程的比较，显然也出于牵强附会；肯定古学中包含着应当加以继承的中国文化的精粹，是对的；但因此认定中国民族更为充沛的生命活力存在于古学之中，不仅陷入了神秘主义，而且无异于倡导文化退化论。但更主要的是，国粹派错置了中外历史。欧洲文艺复兴，原指14～17世纪欧洲新生的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向封建主义和基督教神学体系发动的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它是西欧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尽管“复古求解放”曾是各国历史上常有的现象，但这并不能说明欧洲“文艺复兴”构成了各国文化复兴必经的共同道路或模式。20世纪初年的中国与14～17世纪的欧洲，历史条件迥然相异。当年西方新生的资产阶级面对黑暗的中世纪，少所依傍，他们为要创造新文明而向古代文明汲取诗情，是合乎逻辑的；而在20世纪初的中国，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潮流正滚滚而来，人们不能从中去寻找理解和创造新世界的途径与向导，却钟情于西欧三百年前“文艺复兴”的模式，当然是一种历史的错位。因此，不论其动机如何真诚，他们的努力没有也不可能造就中国的“文艺复兴”。
但是，国粹派毕竟是执著的，他们不仅相信“古学复兴”，而且还进而提出了复兴古学的途径，这就是引西学以重新研究古学。他们强调，从历史上看，西学的输入从来是“中国学术变迁之关键”。元代地连欧洲，西学因之东渐，“此历数音韵舆地之学，所由至元代而始精也”[12]。明清之际，诸子学与西学，“相因缘而并兴”，尤为引人注目。这固然是由于诸子之书所含义理，与西人心理学、伦理学、名学，以及声光化电之学等等，多有冥合之处，“故治西学者，无不兼治诸子之学”；但更主要的还在于，西学输入打破了两千年来儒学独尊的局面，国人“于是而恍然于儒教之外复有他教，六经之外复有诸子，而一尊之说破矣”。迄近代，西学愈益东渐。“外学日进，而本国旧有之古学亦渐兴。”[13]尽管这里依然少不了将诸子学与西学牵强比附，但国粹派明确肯定，西学与古学，不仅不是对立的；恰恰相反，是西学东渐引发了中国古学的复兴。惟其如此，面对20世纪初如春潮涌进的西学，他们进一步强调必须藉西学发明古学，就是毫不奇怪的了。刘师培在《拟设国粹学堂启》中写道：“思想日新，民智日瀹，凡国学微言奥义，均可借皙种之学，参互考验，以观其会通，则施教易而收效远。……则20世纪为中国古学复兴时代，盖无难矣，岂不盛乎！”[14]在国粹派看来，古学复兴的过程，同时就是中西文化会通融合的过程。这是应当予以重视的。
同时，国粹派身体力行。邓实在《古学复兴论》中，称赞刘师培的《周末学术史序》等都是标志“古学渐兴”的力作。马叙伦后来也回忆说，其时的《国粹学报》“有文艺复兴的意义”[15]。可见，国粹派是认为，自己主要以《国粹学报》为园地所进行的艰深的国学研究，本身就是推进“古学复兴”富有成效的实践。此外，国学保存会拟设“国粹学堂”，后虽因经费无着而作罢，但留下了《拟国粹学堂学科预算表》（见本书附录）即课程表。它使我们看到了国粹派更宏大的复兴古学的计划。学堂《章程》规定：“略仿各国文科大学及优级师范之例，分科讲授，惟均以国学为主。”[16]从课程表看，学制六学期，共分社会学、实业学、博物学、经学、哲学、伦理学、考古学、史学、宗教学、译学等21个学科，开设包括《经学源流及其派别》，《古代社会状态》、《古代哲学》、《文字学源流考》、《历代实业学史》等在内共约百门课程。这些无疑都表明，国粹派的所谓“古学复兴”，归根结底，其在实践上最终是表现为推动传统学术向近代化的转换。
所以，由此可见，国粹派倡“古学复兴”，无论其命意是要追循欧洲资产阶级先哲的故辙，谋中国文化的复兴，还是其提出的具体途径强调中西融合，和在实践上表现为推进传统学术近代化的努力，都说明其本质是创新，而非复古。
但这不影响我们指出国粹派倡“古学复兴”，毕竟是重大的失误。如前所述，他们错置了中外历史。立于20世纪初年的中国，却偏要取法14～17世纪的欧洲，向古学讨取诗情，舍今慕古，是为文化价值取向上的根本失当。由此，不可避免要产生以下消极的偏向：
1.国粹派既视“古学复兴”为中国文化复兴的不二法门，一种远非清醒的使命感自然会驱使自己转向古籍，从而淡化了参与现实革命斗争的自觉与**。邓实写道：“于荒江之上，寂寞之滨，朝怀铅而夕握椠兮，究万卷之纷纭，拾丛残于两汉兮，寻死灰于暴秦。……犹幸兹硕果之留存，庶几发挥而光大之兮，是所望于雅之同群。”[17]同时，《国粹学报》古奥艰深，令多数人望而却步。国粹派此种沉湎古学的情感与取向，与其时自己身在其中的资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现实，显然是不相称的。
2.国粹派不是把对先秦诸子学即“古学”的研究，看作是一种正常的学术研究，明确其目的仅在于继承文化遗产，即尊重历史辩证法的发展，予先秦文化以一定的历史地位，而非颂古非今，引导人们向前看；相反，却片面夸大了古学的历史地位：“神州奥区，学术渊海，三坟五典，为宇宙开化之先，金版六弢，作五州文明之祖。”[18]中国古学既被说成是人类文化的渊源，又被视作中国民族兴亡之所系，此种虚骄与尚古，不仅使国粹派对古今中西的牵强比附成了不可避免，而且在客观上也起到了助长人们向后看的崇古情绪的消极作用。
3.国粹派自身滋长了文化自足的消极心理。既然古学复兴被等同于中国文化复兴，古学就很容易被引申为一个自足的系统：“学者何？亦唯学吾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学而已，无汉学、无宋学也，无东学、无西学也。”[19]他们也强调借重西学，但却将之限于“以西学发明中学”：“士生今日，不能藉西学证明中学，而徒炫皙种之长，是犹有良田而不知辟，徒咎年凶；有甘泉而不知疏，徒虞山竭，有是理哉！”[20]中学犹良田，并不匮乏，只需勤耕耘，倡明古学而已。此种似是而非的见解，留下的误区自然多矣。
至此，我们看到，国粹派关于“国学”、“国粹”、“国魂”原先不乏广阔思维空间的文化运思，由于导入“古学复兴”的模式，最终不能不陷入仅仅满足于“研求古学，刷垢磨光，钩玄提要”狭小的圈内，而作茧自缚和归于平庸。
国粹派崇古、恋旧的消极倾向是无可否认的；但将之夸大为反动、复古，却不恰当。这不仅是因为其“古学复兴”的命意本在于创新，而非复古；而且还在于，国粹派执著“古学复兴”的实践，事实上也结出了诸如章太炎《诸子学略说》、《齐物论释》；刘师培《周末学术史序》等一系列诸子学研究的丰硕果实，有力地推进了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化。
[1] 邓实：《古学复兴论》，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9期。
[2] 邓实：《古学复兴论》，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9期。
[3] 刘师培：《论中国宜建藏书楼》，载《国粹学报》，第2年，第7期。
[4] 飞生：《国魂篇》，载《浙江潮》，1903年，第1期。
[5] 邓实：《古学复兴论》，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9期。
[6] 邓实：《论中国群治进退之大势》，载《政艺通报》，1903年，第9号。
[7] 刘师培：《国学发微》，见《刘申叔先生遗书》，第13册；邓实：《古学复兴论》，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9期；李世由：《〈国粹学报〉三周年祝辞》，载《国粹学报》，第4年，第1期。
[8] 许守微：《论国粹无阻于欧化》，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7期。
[9] 《儒兵》“编校附记”，见《章太炎全集》（三），14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10] 陈小川等著：《文艺复兴史纲》，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
[11] 余一：《民族主义论》，载《浙江潮》，1903年，第1期。
[12] 刘师培：《国学发微》，载《国粹学报》，第2年，第11期。
[13] 邓实：《古学复兴论》，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9期。
[14] 刘师培：《拟设国粹学堂启》，载《国粹学报》，第3年，第1期。
[15] 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2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
[16] 《拟设国粹学堂简章》，载《国粹学报》，第3年，第1期，附录一。
[17] 邓实：《国粹学报第一周年纪念辞并叙》，载《国粹学报》，第2年，第1期。
[18] 邓实：《国学保存会小集叙》，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1期。
[19] 邓实：《鸡鸣风雨楼独立书·学术独立》，载《政艺通报》，1903年，第24号。
[20] 邓实：《国粹学报发刊辞》，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