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人寻味的是，国粹派“夷六艺于古史”所体现的经学思想的转换，又是通过20世纪初年激烈的今古文争而获彰显的。
但是，主张君主立宪的康有为等人高揭今文经的大旗，而主张排满革命的国粹派则高揭古文经的大旗，这绝非偶然。它说明，其时国粹派倡大古文经及其与康有为今文经学派的对立，不能单纯归结为传统的学术上的分歧，而应当看到其更深刻的动因，却是植根于现实的革命派与立宪派间尖锐的政治斗争。
众所周知，今古文争是历史上的一桩公案，但20世纪初年，康有为、廖平、皮锡瑞等人与国粹派间的今古文对立，与戊戌前相较，已不可同日而语。古文经学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长久踞主导地位。它原服务于封建统治，不言自明。清代今文经学派重新崛起，借助今文经长于风议的特点，宣传变异与经世思想，为经学带来了新生机。尤其是康有为高揭“孔子改制”的大旗，以公羊“三世”说附会西学新知，推进戊戌维新运动，更使今文经学的正面的社会效应得到了充分的展布。但是，随着戊戌维新迅速失败，今文经学社会效应的正负面价值，此消彼长，开始发生逆转。特别是康有为固守“孔子改制”说，其消极的负面价值，更日益显露出来。这表现有二：一是发展了公羊家的神秘主义，尊孔子为百代教主，主张日趋荒诞，窒息了思想活力。这一点甚至连其弟子梁启超及黄遵宪都不愿苟同；[1]二是自1902年后，公羊“三世”说实已被康作了重新诠释。他说，《春秋》分据乱、升平、太平之世，即君主专制、立宪、民主之法，“必当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则必大乱”[2]。中国正处于由据乱向升平过渡之时，民主绝不可行。不仅如此，他还强调：“中国之治教，遂以据乱终，渔流断港，无由入于升平太平之域”[3]。由于升平、太平之世被判定不可企及，中国不出据乱世，所以康专讲“拨乱”，即加强乱世君权的重要性。[4]要言之，随着康有为由一个“拉车子前进”的改革者，退化为“拉车屁股后退”的保皇派，其原先力图“推陈出新”的今文经学和“孔子改制”说，实蜕化成了自己政治上坚持君主立宪和反对革命的工具了。其时许多革命党人也已经指出了这一点。例如，无俚在《孔子非满洲之护符》[5]一文中就指出，康有为诸人无非借公羊说“以为胡虏藏身之固”。他说：“虏廷以革命风潮起于新学，遂尊孔子为上祀，冀以君臣之义钳制之”，而康有为诸人“亦附会春王正月之文，以阿虏廷所好，不悟革命二字即出于孔子易传，而尊周攘夷，春秋并著其义，周王可尊，未闻虏王之可尊也”。只是他们缺乏经学的功力，无法与康有为诸人同时在学术领域争鸣驳难而已。
因此，其时以古文经为主干的国粹派在革命党中异军突起，与之对抗，实为应乎革命需要的结果，而与传统的今古文争判然相异。这不难从他们对今文经态度的前后变化中看出来。
章太炎早年在诂经精舍虽已立下了崇尚古文经的志向，但并不影响他兼采今文。例如，他在早期著作《春秋左传读》中就肯定孔子改制说：“（孔子）自号素王，则托王复何嫌乎？《孔子世家》云，‘因史记作《春秋》，据鲁，亲即新周，故殷，运之三代’。史公极尊《左氏》，不治《公羊》，而其说如此，然则《左氏》家亦同《公羊》说也。且《春秋》改制，孔子已亲行之”[6]。所以，他自己后来回忆说，早年“治左氏，偏重汉师，亦颇傍采公羊”[7]。戊戌时期，捐款加入强学会，虽谓与康、梁“论及学派，辄如冰炭”[8]，但实际上却是将今古文的学术分歧搁置一边，热情赞助变法。即便到1899年即戊戌政变发生之后，章太炎在《翼教丛编后书》中仍然指斥顽固派说，康氏经说诚有误，“苟执是非以相争，亦奚不可，而必借权奸之伪词以为柄，则何异逆阉之陷东林乎”[9]？他强调经说与政治当分别对待，显然意在从政治上保全康有为。但是，在转向革命之后，章太炎却一反过去，明确地将康有为的经说与其政治立场联系起来，揭露其借公羊学媚事清廷，反对革命。1903年他在有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指斥康有为：“种种谬戾，由其高官厚禄之性素已养成，由是引犬羊为同种，奉貑尾为鸿宝，向之崇拜《公羊》，诵法《繁露》，以为一字一句皆神圣不可侵犯者，今则并其所谓复九世之仇而亦议之……必为满洲谋其帝王万世祈天永命之计，何长素之无人心一至于是也”[10]！这说明，章太炎已经看穿了康有为诸人的立宪保皇主张，自有其今文学上的根据。此种认识随着革命派与改良派间的论争日益展开，愈形自觉。所以他总结历史的经验说：“庄周固云：‘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一切经术，无不可为篡盗之阶。……而《春秋》进吴、楚之言，复为东胡所假”[11]。他听说今文家王闿运拟就湖南宪政支部会长，“为立宪派表旗”，专门致书王的学生刘揆一，要他讽劝其师不得以公羊学助立宪护清廷[12]。但具体地说，章太炎认定今文经为康梁立宪派反对革命的一大理论根据，而决心对之发难，却是始于1906年。是年7月，他出狱后甫抵扶桑，即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的演讲中指出，“公羊学派的人，说什么三世就是进化，九旨就是进夷狄为中国”，无非是“仰攀欧洲最浅最陋的学说”罢了[13]。不久，复致书《国粹学报》主持人刘师培，对本刊第2年第7期刊登今文家廖平、王闿运的文章，大谈“孔子改制”，提出批评。[14]他说：“《学报》钩微探啧，宣扬国光，诚所崇仰。独其中所录《公羊》诸说，时有未喻。”廖平附会西书，“至谓雅言即翻译，翻译即改制”，荒谬诬妄已极。复举《庄子》玄圣素王之语，“谓玄圣即周公”，可见全未读书。“今乃录其学说，不已过乎”？需要指出的是，此期廖平不仅反对革命，而且其经学正进入第四变，愈益向神化孔子及经书怪诞的方向发展。他认为，《六经》是孔子为地球人类乃至于无限宇宙立的法则。[15]他在《国粹学报》的撰文重申其说，强调“春秋”所言典制纲常，皆百世不改”；“用春秋改良进步，方足以尽春秋之量而跻太平”；道不变，皇帝也不可“绝于天壤”；如此等等。其维护封建纲常、反对革命的旨趣，依然鲜明。所以，章太炎的批评，不能简单看作尽出门户之见[16]。同时，在同一信中，章太炎提出三点意见，最为重要：一是《国粹学报》此后当专主古文，不取公羊家言：“经术则专主古文，无取齐学。《穀梁》、《鲁诗》，皆可甄录；《公羊》、辕固，则无取焉”；二是建议刘师培充分发挥家学优势，倡大《左氏》：“君家世治《左氏》，诚宜笔其精粹，以示后生”；三是决定将自著二万多言的《春秋左传读叙录》随后抄寄《国粹学报》发表，相信足以破今文家的谬说。由是，他身先士卒，张大古文，力辟今文，壁垒日趋森严。所以，是书实可以看做是他决定采取实际步骤向公羊家发难的宣言书。
章太炎致刘师培的这封信，刊在《国粹学报》第2年第12期上。它同样也可以看做是刘师培及国学保存会接受章的意见，决心以《国粹学报》为阵地，展开批驳今文经学的宣言书。只要翻检一下《国粹学报》就会发现，迄1906年8月为止的19期中，虽然发表了许多论经的文章以鼓吹排满革命，但究其基本精神，却是突出今古文并采。对廖平、王闿运的经说能一视同仁，照登无误，自不必说；期间重要的长篇连载文章，如刘师培的《读左札记》、《两汉学术发微》、《群经大义相通论》等，都强调今古互补，非难公羊家言，实匪夷所思。但是，从9月的第2年第8期起，情况迥然不同。廖平等人的经说从此刊落了。第8期首刊黄节的《春秋攘夷大义发微》，开始指责董仲舒倡“春秋进吴楚”大违春秋大义。从第11期起，刘师培的《论孔子无改制之事》、《汉代古文学辨诬》、《司马迁左传义·序例》；章太炎的《春秋左传读叙录》、《刘子政左氏说》、《驳皮锡瑞三书》等著名的长文，洋洋洒洒，接着先后在《国粹学报》上连载，一时实造成了全面反攻今文经学浩大的声势。不难看出，上述章太炎提出的三点意见，被迅速付诸实践。《国粹学报》作为倡大古文经学，驳难公羊家言的主要阵地的作用由是突显了。
从章太炎在戊戌前后强调经说有别于政治，容忍今古文学术上的分歧，而着意支持作为维新改革派的康有为诸人，到其转向革命后，强调康有为诸人经说与政治的统一，而着意彰显今古文的对立以揭露其借公羊说媚事清廷、反对革命的真面目；从《国粹学报》的排满宣传，最初重在兼采今古文，到其后响应章太炎，转而戮力倡大古文而驳诘今文；上述国粹派对今文取向的改变及其经学研究的动因，不仅限于学术的执著，更主要的是植根于打破康梁派主张立宪的经学根据，以顺应排满革命需要的现实的政治斗争，显而易见。如果我们注意到，1906—1907年间，《国粹学报》掀起全面抨击今文经学的**时期，同时也正是革命派在《民报》等革命刊物上与康梁改良派展开激烈论战的时期，那么国粹派的经学研究及其与康有为诸人的今古文对立，与革命和改良之间的本质联系，也就愈加明显。此外，由下节将要进行的论述中，还可以看出，国粹派的经学研究着重在指驳“孔子改制”说和倡言“攘夷”为“春秋大义”。由是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一是夷孔子为史宗，打破了康有为诸人的造神运动所形成的极端尊孔的社会氛围，有助于时人的思想解放；二是否定“孔子改制”说，既褫夺了康有为改良的政治主张的神圣外衣，又借“春秋大义”为排满革命作了学术上的论证，从而打击了改良派，扩大了革命的影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国粹派的经学研究及其与康有为诸人的今古对立，是革命派与改良派的斗争在经学领域的延续。
周予同先生曾指出：“（清末）当时站在章氏旗帜下的，大概是激进的比较热情的比较勇敢的青年。……所以当时的青年界，在学术上是经古文学与经今文学之争，在政治上是革命党与保皇党之争”[17]。当代另一位著名学者的见解也是对的：“太炎先生早年从事于民族民主的革命运动，反对康梁派的变法维新；而今文经学是康梁派的理论渊源，于是他鼓吹古文经与之抗衡”[18]。所以，革命与改良的对立，古文经与今文经的对立，二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是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特有现象，其实质，是反映了资产阶级的两大政治派别各自借重古老的学术华衮，竞相演出历史的新场面。理解这一点，是正确理解国粹派经学研究的前提。同时，也唯其如此，我们对于国粹派所以费很大的气力，首先对今古文争的历史公案作出判断，就不应当仅仅看做是出于单纯治经的需要，而且更主要的还应当看做是出于击破康有为立宪派经学根据政治斗争的需要。
综观国粹派的驳论，他们对此主要着力于三点：
（一）力证古文经非伪。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攻击古文不遗余力，其中“最重大的发明”，据认为有二：第一，“秦焚，六经未尝亡缺”，与今文经相异的古文经自然为伪；第二，何间献王及鲁共王无得古文经之事，古文为刘歆所伪[19]。但刘师培、章太炎对此都作了直截了当的反驳。刘据《史记·儒林传》曰：“秦焚诗书，六艺从此缺焉”和《六国表》云：“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断言：“夫六艺既从秦而缺，此尚书礼经所由有佚篇也；书既从秦而散亡，此太誓所由得于河内也；书或藏于民家，此孔壁所由有古经也”。同样，《儒林传》既言，伏生求壁书，亡数十篇，独得29篇，是《尚书》有缺的证明；既言《礼》多散亡，“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是《礼》有缺的证明。《六国表》既言秦烧天下诗书，于“诸侯史记尤甚”，《春秋》为诸侯《史记》之一，是《春秋》至秦而晦的证明[20]。今文家坚持“六经未曾残缺”有两大理由，即秦焚未及博士所藏与“书籍收于萧何”说。对于前者，章引荀子言“秦无儒”，强调秦博士与儒生有别，除伏生通《尚书》外，仅备顾问，不明经术，因而也无其书。《周礼》不传于汉初，《礼经》有逸文39篇，就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即便博士所藏未焚，亦不足证“经皆完书”[21]；对于后者，章、刘都指出，萧何所收不过是秦丞相、御史所存的国籍即政书，而非六艺之文。同时，何以刀笔起家，时高祖正排斥儒生，诗书虽存秦宫，必不为所取。且经项羽大火之后，博士所藏亦亡，则《六经》残于秦火甚明。因此借口“秦焚，六经未曾亡缺”而抹杀古文，是不足为据的。应当指出的是，邓实、马叙伦于今古文本无成见，但于“经皆完书”说，却持否定态度。邓实说：《六经》“自秦火之残犹藏于博士，乃咸阳一炬，尽**为飞烟。汉兴诸经仅得之屋壁，或出之淹中”[22]。又说：“自有孔子之删订，而古代之六经亡，自经秦火之焚烧，而孔门之六经亦亡。”[23]马叙伦也同样指出：“自经秦燔，书出于屋壁淹烬之中，残缺者繁矣。故六艺，乐已不传，可考见于礼经者，皆弟子所记，后世所益。”[24]这说明，他们从根本上是站在了古文家的立场上。
至于刘歆伪经说，章、刘也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歆虽附莽，然“皆举《经》、《传》师说，未尝妄作”。例如，《李寻传》载：夏贺良等言“汉历中衰，当更受命”，是虽为王氏代兴之兆，但歆以为不合五经，不可施行，就说明了这一点。在他们看来，“一切经术，无不可为篡盗之阶”，本无须伪造。今文家以“《春秋》进吴、楚”之言为清廷张目，不正是如此吗？所以仅凭歆附莽，即坐实其伪经，并不足以服人[25]。当然，他们强调，更重要的是揆之史籍，足证古文非伪：
首先，古文《尚书》的传承过程，可证孔壁非虚。据《汉书·刘歆传》，知孔安国献孔壁古文《尚书》于汉廷，藏秘府。班《志》言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此中古文即孔安国所献。同时，安国得古文后，复录附本二，一以授徒，数传至涂恽、桑钦；一藏于家，数传至孔僖。龚自珍谓古文《尚书》为歆所伪，东汉古文《尚书》则托自杜林，实则二者为一。《后汉书·儒林传》言，杜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于是古文复显”。漆书即科斗文。《尚书》唯孔壁之文用科斗，则林书为孔壁中书无疑。是因世乱之后，秘书星散，安国献书为杜所得，故漆书非伪。此外，《贾逵传》言：逵父徽于涂恽受古文尚书，逵传父业；《儒林传》复谓：杜林传古文尚书，同郡贾逵作训，马融作传，郑玄注解，足见贾逵既承父传，又得杜林漆书之本。“盖安国献汉之书，涂恽传徽之说，均为贾逵所传，则东汉古文尚书，乃合中古文及民间古文为一者也”[26]。孔壁古文既由安国、贾逵一脉相承，如何能诬刘歆所伪！
其次，秦汉间古文学未尝一日断绝，可证孔壁献王得书非伪。景、武间，河间献王得古文，先于孔壁；而贾谊等治古文，又在景、武以前，“足征秦汉之间，古文之学，虽残佚失传，然未尝一日绝也”。只是武帝后今文立于学官，古文学不显，故献王所献，孔壁所获，诧为奇书罢了[27]。
（二）强调东汉以后今文经衰败，有其自身的必然性。
对于经今古文现象的缘起，刘师培将之归结为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由孔子授经的本身特点决定的。古代书写维艰，学术授受多凭口耳流传。孔子讲经，“大抵仅录经文以为课本，而参考之语，诠释之词，则大抵以口耳相传”。讲演之时，或旁征事实以广见闻，或判断是非以资尚论，或杂引他说以证异同。弟子各记所闻，或详故事，或举微言，详于此者略于彼，所记有详略，因这有异同。“然徵厥源流，咸为仲尼所口述，此春秋所由分为三，诗经分为四也”[28]；二是受秦汉间字体嬗变的影响。秦汉改行字体，由科斗文即古文，改为篆文即今文。故秦前《六经》惟古文，无今文，“汉代之所谓古文经，乃秦代之时未易古文为秦文者也”。所以，若就古文而言，则汉儒所谓今文经如《公羊》、《穀梁》等，在秦篆未兴前，其书皆古文；若就今文而言，则《左传》、《周官经》等，西汉末又未尝不书以今文。要言之，今古文的不同，只在于“其由古文易今文有先后之殊”，即如书有版本的分别，“非以其义例亦有不同”[29]。总之，今古文的缘起与差异，在孔门弟子传道有详略侧重，而非在经说本源；在文字而非在经义。也正是依此，刘师培、邓实等人都强调今古文是一脉相承、彼此相通的两大学派，其后今文衰败，并非像今文家所说，是东汉古文兴导致了两汉博士家法亡。今文之衰，无须怨天尤人，其咎在今文家自身。刘师培指出，汉初，今文未立学官，今古文并行不悖；既立学官，今文学渐成利禄之学，由是汉博士滋生两种弊端：其一，分立门户，排斥异己，自背家法。汉博士除通一经之外，别无他长，为保一己利禄，不仅排斥古文，而且党同伐异，“甚至一家之中，分立门户，邀求立学”。《后汉书·徐防传》言：“永元十四年，防上疏于帝，谓伏见太学博士皆以意说，不守家法，以遵师为非义，意说为得理，诚非诏书实选本义”。是为东汉博士自背家法之证；其二，旷官溺职，自废其学。今文既立学官，博士精进之心自懈，“故其学愈趋而愈陋”。《儒林传》云：“安帝览政，博士倚席不讲。”又谓儒者之风益衰，“有私行金贷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者”。可见旷官溺职，舞文弄奸。与此相反，古文家孤芳自赏，“研精殚思，实事求是”。同时为求立学官，“争竞之心以起，故其说愈降而愈精”。总之，今文衰，博士不能辞其咎：“今文学派之衰，今文家之罪，夫岂古文家过哉”[30]。在历史上，今文衰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东汉时不再通过今文经做官，而易为征辟，便使士人向习的热情大减；同时今文过于烦琐。秦延君说《尚书》，“尧典”二字，竟达十多万字；说“曰若稽古”四字，多至三万字。《汉书·艺文志》言“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正中其弊。相形之下，古文家主通训诂，就简明得多。人厌今文而趋古文，也成了必然之势。此外，大儒郑玄杂糅今古文家法，遍注群经，也促进了今文的淆亡。刘师培仅仅将之归结为汉博士的利禄之心与古文家的奋进，显然有失偏颇。但他强调今文衰败有其自身的必然性，与古文真伪无关，毕竟符合历史实际。
（三）断言古文实优于今文。
章太炎、刘师培终究是古文经师，他们相信古文优于今文。廖平曾认为，今文重师承，不务歧说；古文重训诂，好自衍解。章太炎反唇相讥说，今文真以师承为重，《五经》应只有五师，安得有14博士？《易》当本商瞿，何以分施、孟、梁丘；《诗》当本子夏，何以为齐、鲁、韩？“此见其不守师承，故有争端也”。古文家不言章句义理，唯求字句之通，如校勘家实事求是，“迨其左右采获，征结尽解，则豁然塙斯而不可变”[31]。他认为，今文的最大弊端，是糅杂谶纬邪说，其《易》京氏，《书》大小夏侯，《诗》辕固，《春秋》公羊氏，“妖妄之说最多”。古文则反是。《左传》、费氏《易》虽也糅杂纬侯，但那是贾侍中附会《公羊》的结果[32]。刘师培的见解更为系统，他指出今文逊于古文，主要有四事：一曰“晚出”。《春秋》三传，《左传》最早，《穀梁》次之，《公羊》最晚。三家《诗》，成书也后于《毛诗》；二曰“妄诞”。今文家言谶纬，“合术数六艺为一轨，非惟惑世诬民，且失经义之本，岂若古文之通故训详故事乎”？三曰“口授”。今文如《公羊》、伏生《尚书》均凭口授，“于经文必有增损，且俗语方言杂糅于经文之内，致正字易为错字，而古义渐沦”。是不若古文有竹帛可凭；四曰“分歧”。古文《左传》、《毛诗》、《尚书》均仅一家，而今文《春秋》有公、穀两家，《诗》有齐、鲁、韩三家，《尚书》有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纷争不已，说经自杂己见[33]。刘师培尤其反对后儒以法古文的王莽败亡，“遂疑古文不可行”。他认为，这无非是“以成败论人”。倘新朝传世数百年，“则学者又将转易其词，而以古文为足以治国矣”。实则，汉制用《周官经》“不下数百十事”。若谓古文害政，汉武行平准征输之制，纯用今文，何以病民？用今文《尚书》巡狩之说，遂生封禅之邪谋，岂非今文家言害政之证？若谓莽、歆以古文成其奸，秦、西汉博士皆用《公羊》“助人君之焰”，岂非今文家饰往以成奸？况且汉高得天下，用“刘为尧后之说”，已先用古文成其奸，“何以不斥汉高，而斥新莽乎”[34]？这里重要的不在于为古文辨诬，而在于刘师培反对以王莽新朝的成败论学，突破了封建正统观念，就史识境界而言，实高于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说。
章太炎与刘师培看重古文是一致的，但在如何看待今古文关系的问题上，二者的态度却颇不相同。如前所述，章太炎对今文的取向，大致经历了一个由兼采到排斥的渐进过程。但这里需要进一步指出两点：其一，章太炎对今文经态度的变化，契机固然在于本人由改良转向革命的立场转换，但二者并非是同步的。事实上，在1900年转向革命前后，他对今文经依然有所采获。例如，为响应康有为“纪孔保皇”论，1899年他在《客帝论》中主张清帝退居“客帝”，拥孔子后裔为虚君的政治方案，便是借助于今文经说：“昔者《春秋》以元统天，而以春王为文王。文王孰谓？则王愆期以为仲尼是已。……支那之共主，非仲尼之世胄则谁乎？”[35]1902年他撰《杂志》一文，力主排满革命，却仍不脱今文家言：“自素王之兴，吾以知诸夏之无是患也。王者代替而孔不代丧，当其无君，则褒成之胄为里尹。虽有戎狄，以盗我九鼎，诚无若共主何？”[36]1903年他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后，今古文的壁垒渐趋森严，但这在一个时期里也不是绝对的（下面即将谈到）；其二，1906年东渡后，章决心向今文家发难，其根本动因固然是适应排满革命与反对改良派的政治需要，但其于学术上的执著，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章太炎后来回忆说，1906年东渡后，潜心研读《说文解字》，一旦顿悟语言文字的本源，“于是初为文始，而经典专崇古文”[37]。正反映了此种执著。1906年他致书刘师培，要求《国粹学报》停止刊载廖平等人的经论，强调“经术则专主古文，无取齐学。《穀梁》、《鲁诗》皆可甄录；《公羊》、辕固，则无取焉”。这是其思想变化的重要标志，但其时还只主张排斥《公羊》与辕固《诗》，而且并不绝对。所以翌年2月他还在肯定《左传》含“素王新意”[38]，以致刘师培批评他“不必以公羊改制之说附会左传，以淆其家法”[39]。其后趋于强硬。1909年《原经》[40]一文谓，“大氐古文家借今文以成说者，并宜简汰去之”，则进而主排斥全部今文了。晚年在《自述学术次第》中，态度更趋绝对：“余治经专尚古文，非独不主齐、鲁，虽景伯康成亦不能阿好也。先师俞君曩日谈论之暇，颇右公羊，余以为经即古文，孔子即史家宗主”[41]。这里干脆不认今文为经了。梁启超说，“炳麟谨守家法之结习甚深，故门户之见，时不能免。……治经学排斥今文派，其言常不免过当”[42]。梁略去在晚清章太炎与康有为等人间今古文对立的政治意义，有失公允；但他认为章太炎实存门户之见，却符合实际。钱玄同曾师事章太炎，他后来也评论说：“在过去学者，只不过偏于古文，或偏于今文，决没有如康有为之专信今文，而认古文为全非，同时也绝没有如太炎先生之专信古文，而认今文为全非者，所以他们两个可以说是两个极端。”[43]不过，由于具体历史条件的不同，章的今古文成见，在辛亥前后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是应当注意到的。
刘师培有不同。他继承扬州学派学主会通、不立门户的传统，虽尚古文，但始终不排斥今文，而主群经相通，今古互补。他认为汉初只有缘师说而成的齐学、鲁学之别，本不存在今古文之争。齐学详于典章，故多属今文经；鲁学详于故训，多属古文经。通儒兼习今古，并治群经。例如，《汉书·伏生传》云：“书曰三载考绩，黜徙幽明”。是今文读至“幽明”为句；而《汉书·李寻传》云《经》曰：“三载考绩，三考黜徙”。读至“黜徙”为句，与《史记》同，必是“尧典古文之说”。寻治今文，而用古文《尚书》，是今文家兼通古文之证[44]。据《汉书·儒林传》，贾谊世传古文学，而其孙贾嘉则兼治今文《尚书》，是古文家兼治今文之证。而后世儒学所以式微，究其原因，恰恰在于拘执一经之说，昧于旁推交通之义的结果。
同时，刘师培不仅主张兼治群经、今古互补，而且主张治经的方式可以多样化：或明物训诂，或微言大义，或口耳相传，或以经证经，应允许不拘一格。他说，两汉治经有五派：①伏生、公羊高凭口耳相传，继之则著于竹帛；②孔安国、夏侯氏等援引故训证明经义，语简而不烦，意奥而不曲；③费氏注《周易》，以经解经，不立异说，使经义自明；④董仲舒等发挥经义，成一家言；⑤焦氏《易林》之拟《易》，扬雄《法意》之拟《论语》，是拟经为书。西汉五派并行不悖，所以说经呈生动局面，而东汉以降，万马齐喑，说经惟余名物训诂一派，“此微言大义所由日晦也，可不悲哉！”[45]刘师培不仅肯定今文家倡微言大义可成一家之言；而且认经儒仅知训诂是经学的不幸，是不啻在批评传统古文家的狭隘了。同时，也正是根据这一思路，他又肯定庄存与、刘逢禄等常州学派讲“微言大义”，称得上为“汉学之一体”[46]。这与章太炎主简汰今文说，适成鲜明对照。所以，后来已转为今文家的钱玄同说得客观：“刘君虽尊信古文之左氏，却并不摒斥今文之公羊……刘君于经学，虽偏重于古文，实亦左右采获，不欲专己受残也”[47]。
综上所述，国粹派关于今古文争历史公案的判断，其是非得失，可不置论；但仅就他们提出的三种见解而言，显然具有很强的逻辑力量：既然古文非伪，且优于今文，康有为立宪派借今文神化孔子、反对革命的一整套经学理论，便不能不从根本上发生动摇。
[1] 梁著《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表示反对。其《清代学术概论》并谓：“启超自三十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黄则谓：“其尊孔为教主，谓以之统天，兼辖将来地球即无数星球，则未敢附和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54页。）
[2] 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47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3] 《春秋削笔大义微言考》，转引自孙在春：《清末的公羊思想》，188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
[4] 参看孙在春：《清末的公羊思想》，第5章“完备及蜕变期”。
[5] 无俚：《孔子非满洲之护符》，载《民报》，第11号。
[6] 章太炎：《春秋左传读》，见《章太炎全集》（二），6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7] 章太炎：《自述学术次第》，载《制言》，第25期。
[8] 章太炎：《致谭献书》，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14页。
[9] 章太炎：《翼教丛编后书》，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97页。
[10] 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196、197页。
[11] 章太炎：《春秋左传读叙录》，见《章太炎全集》（二），837页。
[12] 章太炎：《与刘揆一书》，见《章太炎全集》（四），186～188页。
[13] 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276页。
[14] 廖平的文章是：《公羊春秋补证后序》、《公羊验推补证凡例》、《春秋孔子改制本旨三十问题》；王闿运的文章为《湘绮楼讲学记》，包括《论致用当通春秋》、《论周孔同异》第八则。
[15] 见陈德述等著《廖平学术思想研究》，第1、5章，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
[16] 廖平：《公羊验推补证凡例》，载《国粹学报》，第2年，第7期。
[17] 周予同：《康有为与章太炎》，见《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18] 杨向奎：《试论章太炎的经学和小学》，载《历史学》，1979年，第3期。
[19] 钱玄同：《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见《新学伪经考》附录，北京，中华书局，1988。
[20] 刘师培：《六经残于秦火考》，《左盦集》卷3，见《刘申叔先生遗书》，第38册。
[21] 章太炎：《今古文辨义》，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113页。
[22] 邓实：《国学保存会小集叙》，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1期。
[23] 邓实：《国学通论》，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3期。
[24] 马叙伦：《孔氏政治学拾微》，载《国粹学报》，第2年，第1期。
[25] 章太炎：《春秋左传读叙录》，见《章太炎全集》（二），837页。
[26] 刘师培：《中古文考》，《左盦集》卷1，见《刘申叔先生遗书》，第37册。
[27] 刘师培：《汉代古文学辨诬》，载《国粹学报》，第3年，第2期。
[28] 刘师培：《汉代古文学辨诬》，载《国粹学报》，第2年，第12期。
[29] 刘师培：《汉代古文学辨诬》，载《国粹学报》，第2年，第12期。
[30] 刘师培：《汉代古文学辨诬》，载《国粹学报》，第3年，第4期。
[31] 章太炎：《今古文辨义》，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113页。
[32] 章太炎：《原经》，《国故论衡》中卷，见《章氏丛书》。
[33] 刘师培：《汉代古文学辨诬》，载《国粹学报》，第3年，第5期。
[34] 刘师培：《汉代古文学辨诬》，载《国粹学报》，第3年，第3期。
[35] 章太炎：《客帝论》，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85页。
[36] 章太炎：《杂志》，《訄书》重订本，见《章太炎全集》（三），335页。
[37] 章太炎：《菿汉微言》，见《章氏丛书》。
[38] 章太炎：《某君与某君书》，载《国粹学报》，第2年，第1期。
[39] 刘师培：《刘师培史学论著选集》，365～366页。
[40] 章太炎：《原经》，载《国粹学报》，第5年，第10期。
[41] 章太炎：《自述学术次第》，载《制言》，第25期。
[42]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47页。
[43] 钱玄同：《经学史讲演稿》，转引自曹述敬：《钱玄同年谱》附录，济南，齐鲁书社，1986。
[44] 刘师培：《汉代古文学辨诬》，载《国粹学报》，第3年，第3期。
[45] 刘师培：《国学发微》，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3期。
[46] 刘师培：《戴望传》，《左盦外集》卷18，见《刘申叔先生遗书》，第58册。
[47] 《刘申叔先生遗书·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