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助益革命政略。人所共知，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一个致命弱点，是漠视农民的利益与要求，不是主动联合而是排斥农民阶级，从而使自己在强大的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联合势力面前，陷于软弱的地位。但是，其时刘师培却独具只眼，以清晰的语言明确地提出了满足农民土地要求、发动“农人革命”这一重要的政略思想。他在《悲佃农》[93]中说：“既处今之世……必尽破贵贱之级，没富豪之田，以土地为国民所共有，斯能直合于至公”；否则，即便共和告成，农民受地主挟制，所谓选举自由权，也无非徒具空名。而要藉富豪之田，“又必自农人革命始”。这自非偶然。刘师培是在详细考察了中国自古土地制度失平及其与封建等级制的内在联系后，才提出这样重要的见解的。在同一文章中，他指出，“中国自古迄今，授田之法，均属失平”。“富”、“蓄”二字从田，“私”、“积”二字从禾，可见古代以田谷多少区富贫。后贵显者复将力农之役转属农人。“民”为苗黎，“氓”为农民，与民互训，则苗民与农仆同，故“以劳佚之殊，定尊卑之制，夫固自古为然矣”。尤其可贵的是，他还依据历史经验告诫党人，不应将农民视为无所成事的乌合之众，历史上陈涉、吴广等众多农民起义的事实，已“足证中国之农夫，非不足以图大举”。他事实上是认为，共和革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有待“农人革命”的再起：“世有陈涉、刘秀、邓茂七其人乎，公理之昌可计日而待矣。”刘师培的见解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但这无损于其自身的价值。他提出“农人革命”的主张，确是缘于对历史与现实联系的冷峻思考，和更多地表现出其“通史致用”思想的深刻性。
以上事实也说明：前期的刘师培所以成就为著名的革命党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其“通史致用”的结果。
从史学领域本身来说，刘师培是资产阶级新史学的积极开拓者。
20世纪初年，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发轫期。长期以来，人们对梁启超、夏曾佑等资产阶级立宪派的新史学思想较为重视，但对革命派却注意不够。事实上，后者中有不少人对新史学的创立，同样卓著功绩。刘师培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不仅同样揭出了“新史学”的旗号，而且身体力行，著有《中国历史教科书》、《古政原论》、《周末学术史序》等许多著作，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刘师培的新史学主张，主要集中在两方面：
（一）史家当确立新的进化的历史观
刘师培认为，中国史书纪事述制，明晰周详，“然治化进退之由来，民体离合之端委，征之史册，缺焉未闻”[94]，即无由阐明历史进化的规律。究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旧史家囿于传统的循环论的历史观。他说：“中国前儒，推论世运，以为世界递迁，一治一乱，终始循环，周流不息。”《易经》之义，言阴极则阳生；《春秋》之义，言乱极则治生；许慎说文解字，“亦曰亥终则复始一也”，都无非在强调这一点。但是，随着“进化学理日昌”，此种循环论已被证明全然不符合历史的发展，“悉归无验矣”[95]。故史学欲通古今之变，助益群治，便不能不接受西学，确立新的进化的历史观。
在刘师培看来，史家确立进化的历史观，还须打破两种传统观念：一是打破以帝王为中心的观念。“中国史书之叙事，详于君臣，而略于人民”[96]，即以封建帝王为中心；而事实上，君由民立，人民才是社会历史进化的主体。因之，著新史当反其道而行之，着重考察群体进化的大势。这主要有五：“一历代政体之异同；二种族分合之始末；三制度改革之大纲；四社会进化之阶级；五学术进退之大势。”具体讲，当突出中国历史上的以下重要事件：黄帝、唐尧、商汤、周武即位；周民逐厉王；周避犬戎东迁；古哲学家孔子生；秦始皇即帝位；陈涉起革命军；晋避五胡南迁；隋文帝一统南北；沙陀夷李克用入主中国，宋南迁；蒙古入主中原；满洲入关；洪秀全起义金田村；联军入北京[97]。与此相应，新史书还必须改变依王朝更迭铺陈史实的传统体例，改用“西人新历史的体裁”[98]，而以时代区先后，注重彰显历史进化的阶段性发展。在《中国历史大略》中，他从民族主义出发，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以下四个时代：上古（三皇五帝至周），“汉族增势的时代”；中古（秦至唐），“汉族扩张的时代”；近古（梁至明），“汉族衰弱的时代”；近世（满清），“异族窃国时代”。[99]同时，刘师培还首倡以黄帝纪年。这固有与康有为立宪派的孔子纪年相颉顽，以利排满宣传的一面，但同时也是为了进一步打破人们的以帝王为中心的传统观念。所以他在《黄帝纪年说》中指出：“中国政体达于专制极点，皆由于以天下为君主私有也。今纪年用黄帝，则君主年号徒属空文，当王者贵之说将不攻而自破矣”[100]。
二是打破封建的正统观念。刘师培认为，旧史家一方面歌颂帝王、圣人，另一方面则极力贬抑农民起义的领袖，这里体现的封建正统观念，与进化的历史观格格不入。他特别指出，司马迁著《史记》，在做完《孔子世家》后，便做《陈涉世家》，人以为不伦，实则是为史家卓识。他说：政治与教育是群治进化的两大要素，“如若没有孔子，就不能集学术大成，这教育就不能完全了。如若没有陈涉，就不能起革命风潮，这政治就不能改革了。所以陈涉共孔子，是个一样看重的”[101]。孔子、陈涉所以都值得史家立传，是因为他们在不同的领域里，都为群体进化作出了重要贡献。所以他称陈涉为“中国革命家”，在作了《孔子传》后，更撰《陈涉传》。同样，刘师培以为洪秀全的业绩不逊于朱元璋，但史官“一则崇之如帝天，一则目之为潜窃”[102]，是一种可悲的历史偏见。他称颂洪秀全、杨秀清等太平天国领袖，都是民族“绝大的英雄”，在《攘书》中特辟《帝洪篇》。需要指出的是，刘师培对郑成功的评价尤具深意。其时《浙江潮》、《江苏》等革命派刊物多刊有郑成功传，颂扬其反清业绩，但刘师培以为这些文章都未能说清“郑成功的特色”。他将之归结为六点：第一，“保种的功业”，反清坚决而卓著功勋；第二，“辟地的功业”，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中国到了现在，天天受白种的欺侮，没有一椿敢与他抗，仿佛白种的势力都非黄种所能及的。他那里晓得二百年前还有一个战胜白种的大英雄呢”；第三，“没有奴隶的性质”，他的奋斗是为民族的，“不是为一姓的”；第四，“实行家族的革命”，与降敌的父亲决裂，破家族观念，“为民族尽力”；第五，“晓得内政”，开发台湾；第六，“晓得外交”，联络日本。[103]这里刘师培高度评价郑成功以民族国家利益为重，收复、开发台湾的丰功伟绩，其识见不仅超越了封建正统观念，而且超越了狭隘的排满宣传，表现出近代民族民主主义更为开阔的视野。
刘师培反对封建正统观念，在学术领域，便是反对儒学独尊，主张学术平等，即降孔子与诸子同列。他写的《孔学真论》一文，就是将孔子视为先秦九流之一，并指出其儒家学说自身的不足。
由上可知，尽管囿于排满宣传，刘师培对中国历史进化大略的概括有失偏颇；但他强调新史家当摆脱循环论和封建传统观念，在进化的历史观指导下，重新研究中国历史和着意表彰为旧史家长期贬抑埋没的民族英雄人物，其视野、情感，即史学研究的价值取向，无疑已与旧史家判然相异。
（二）强调史学方法论的更新
20世纪初年，随着社会学传入我国，近代西方以进化论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些理论和方法，也渐为士人所熟知。刘师培对西方社会学尤为关注，自谓“予于社会学研究最深”[104]。因之，他颇多心得，以为中国新史家应借鉴西学，在方法论上也要有所更新，这至少可以提出以下几方面：
1.加强史家的逻辑思维。刘师培认为西方社会学所以能成为藏往察来的“精微之学”，说到底，是得益于它有一套健全的逻辑思维方法：“大抵集人世之现象，求事物之总归，以静观而得其真，由统计而徵其实。凡治化进退之由来，民体合离之端委，均执一以验百，播始以验终，使治其学者克推记古今变迁，究会通之理，以证宇宙所同然。”[105]集诸多现象，由统计而徵其实，是为归纳法；执一以验百，则为演绎法。他指出，这两种逻辑思维的方法，中国古代原本有之，例如，荀子所谓的“大共”，道德家言“由经验而反玄虚”，讲的就是社会学的归纳法；荀子所谓的“大别”，阴阳家言“执一理以推万事”，讲得的就是社会学的演绎法[106]。但可惜，经久湮没无闻。旧史家所以侈陈往迹而不明进化之理，除了囿于循环论的历史观外，还在于“史官不明社会学之故也”，即不懂得逻辑思维的方法。所以刘师培主张，欲治新史，史家不能不加强自己的逻辑思维训练。例如，他在《拟编辑乡土志·序例》中论及如何编“风俗志”时就曾指出：“编此志宜搜集人世之现象，推记古今迁变，以验人群进化之迹。”[107]这里强调的便是归纳法的运用。
2.开阔视野，会通中外，运用比较研究法。19世纪中叶后，西方社会学、人类学所以得到迅速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交通的日趋发达大大方便了学者在全球范围内，对人类的历史、文化、风习行综合的考察研究。“社会学非常注意原始社会史和用比较法来研究无文字民族社会制度的起源和发展”[108]。刘师培显然理解了这一点，故他说：“今西人言社会学，非含世界全体研究之，则其法不成。”[109]达尔文考察各地动植物，渺思穷想，求其会通之理；甄克思的《社会通诠》，征引众多史实，以证宇宙同然，无不是如此。由是，他引出了重要的结论：“今日治史，不专赖中国典籍”，必须“参考西籍及宗教社会之书，庶人群进化之理可以稍明”。这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西方有关中国历史的典籍和著作，“足补中史之遗”[110]。他在《重刊洪氏元史西北地附录释地序》中，就高度评价清廷驻法俄公使洪钧的著作有三大特色：“据西书佚事，以正史册之治讹；本大食之方言，训佉卢之文字，是曰正名；定声，其善三。”[111]他还借助法人拉克伯里的《支那太古文明西源论》，探讨中国民族起源。[112]虽然事实证明该书的“中国人种西来”说，纯属杜撰，刘师培据为信史是一失误，但他积极借鉴外人研究成果的本意，还是可取的；二是在肯定人类历史文化具有共性的基础上，指出中外比较研究有益于加深对中国历史现象的理解。事实上，刘师培已在自觉地运用此种研究法。例如，为说明洪荒之世，民智初开，故其观察事物知具体不知抽象，而言词简单，与后世殊异，他举证说：西方学者告尔敦说，达马拉人数数，用左手撮右手指计算，故其数至五为止。而中国文字也恰恰是“五”字以下皆有古文，“六”字以上皆无古文，可见古人同样以五为止数。此外，西方社会学指出，文明幼童与野蛮近，欲言赤色，则言金鱼；欲言黑色，则言薪炭。而在中国古籍中，五色之字都有代名，如曰铁、曰墨，皆黑的代名；曰金、曰华，皆黄色的代名，“是古人不知离物言象之确证”[113]。刘师培的中外比较研究，当然还只是处在简单类比的层次上，但重要在于，它提示了史学研究的一种崭新的思路。
3.重视考古。西方的考古学作为史学的一门辅助学科，20世纪初也开始被介绍到了中国。它引起了中国士人的关注，但却非人人都能很快接受和理解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先是肯定考古学，后又力斥其非，以为“以地质徵者，斯犹探汤而验虚实，刺血而质亲疏，愚者持以为证，非其证也”[114]，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刘师培却始终高度重视其价值。他甚至不无道理地断言：“以掘地术精，克致古初之造物，因古器以究古制”[115]即考古学的发达，正是西方社会学赖以成立的又一重要原因。刘师培认为，中国要发展新史学也应当重视考古。“欲考古政”，可有三种途径：一曰“书籍”。上古渺茫，但《世本》诸书去古未远，藉其“片言单词，皆足证古初之事迹”；二曰“文字”。造字始于苍颉，察其繁简衍变，也可“窥治化之浅深”；三曰“器物”。木刀石斧，今虽失传，“然刀币鼎钟，考古家珍为拱璧”。他对考古的理解不仅限于“洪积石层”（考古发掘），是较为全面和正确的。但他对其时中国尚无条件开展野外考古，深为惋惜，他说：“惜中国不知拙地之学，使西人之法行之，必能得古初之遗物。况近代以来，社会之学大明，察来彰往皆有定例之可循，则考迹皇古，岂迂涎之辞所能拟哉！”[116]刘师培相信，中国上古史研究最终有赖于考古学的发展，这是很有远见的。
4.从地理角度研究古代学术史。20世纪初年，西方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在中国风行一时。它强调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无视其内部的因素，是非科学的外因论。但它毕竟注意到了地理条件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又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其时，人们多以此解说中西文化的差异，尤其是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的原因。刘师培则另辟蹊径，提出了“学以域分”的命题，主张从地理与人文关系的角度，探讨中国古代学术史。刘师培自己已开始作了初步尝试。他指出，据西人那特轻的《政治学》诸书，山地之民坚忍不拔，有崇尚实际之风；泽国之民向慕虚无，常具活泼进取精神；学术也因之互异。所以，毫不奇怪，东周以降，中国学术的发展不仅以长江、黄河为界，且以山地泽国之别，各异其趋：齐国背山临水，故有管子、田骈之学，“以法家之实行，而参以道家之虚无”，若邹衍谈海，则又活泼进取之证；西秦三晋之地，山岳环列，民风强悍，故申、韩、商君“法家者流，起源于此”；鲁承周公之典，习于缛礼繁文，“儒家亲亲尊尊之说，得而中之”；宋承殷人事鬼之俗，墨子尊天明鬼之说，得行其间。“盖山国之民修身力行，则近于儒，坚忍不拔则近于墨，此北方之学所由发源于山国之地也”；楚北临汉江，南极潇湘，地为泽国，故老子之学起于其间。“从其说者，大抵遗弃尘世，渺视宇宙，以自然为主，以谦逊为宗，如接舆沮溺之避世，许行之并耕，宋玉、屈平之厌世，溯其起源悉为老冉之支派。此为南方之学所由发源于泽国之地也”[117]。是为诸子学因地理而异。刘师培还撰有《南北经学不同论》、《南北理学不同论》、《南北考证学不同论》、《南北文学不同论》、《论美术援地而区》等文，以为经学、理学、考证学、文学、美术等的发展，也无不皆然。将古代多样化的学术流派，一概按地理区分为南北派，难免有失绝对化；但刘师培自觉到了地理环境对社会风俗与学术分布的影响，提出“学以域分”的命题，对于开拓人们的思维空间，仍然是十分有意义的。同时，应当指出，他并未将地理条件绝对化，因为他还指出随着交通日开和学者间的交往增加，南北学派的差异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
5.将小学与社会学结合。作为朴学家，刘师培精通小学。他发现原为治经津梁的小学与西方社会学具有互补性，二者的结合将可进一步彰显社会的进化轨迹。他说，“西人社会之学，可以考中国造字之源”[118]，即借助西方社会学原理，可以进一步理解中土文字的缘起与发展。但社会学远未成熟，其穿凿附会之说尚不能免；故是学的昌明，又不能不藉中土文字以为折中。因为，“文字繁简，足窥治化之浅深，而中土文字以形为纲，察其偏旁，而往古民群之状况，昭然毕呈。故治小学者必与社会学相证明”[119]。刘师培著有《小学发微补》、《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等文，是其探讨二者结合的代表作。其中，他曾指出，“尊”为酒器，古代奉以祭神，引申为尊卑之“尊”。是上古惟尊者能握祭祀之权，惟天子能祭天，诸侯、大夫、士、庶人依次减杀，“以祭祀隆杀定尊卑”；“君”、“父”二字皆像持杖之形，说明上古凡握兵权者皆居尊位；“贵”、“贱”二字皆从贝，是古代富者必贵，穷者必贱；而“民”训冥，以民生不得学，故曰愚民。“观此四证，则阶级制度之起源，可以深思而得其故矣”[120]。这显然使人们对上古社会的认识变得大为丰富了。章太炎对刘师培在这方面的探索，称赞不已。他在给后者的信中写道：“大著《小学发微》，以文字之繁简，见进化之第次，可谓妙达神恉，研精覃思之作矣。下走三四年来，夙持此义，不谓今日复见君子，此亦郑、服传舍之遇也”[121]。将小学与社会学结合，使小学超越了作为治经津梁的传统，而成为考察古代社会史的一个重要手段，这不单是合理的，而且当看做是其时在史学领域实现中西融合的一个值得重视的积极成果。
从强调新史家加强逻辑思维训练，到主张将传统的考据方法与西方社会学原理相结合，说明刘师培对史学方法论更新的见解，已具有相当的系统性。人所周知，在20世纪初年，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被公认是近代资产阶级新史学的最初代表作，自有其重要的价值。但也毋庸讳言，二文于史学方法论却甚少涉及。所以，刘师培能从历史观和方法论两个方面探讨新史学，就不单是独具特色，而且是难能可贵的了。
通史致用和倡言新史学建设，是刘师培史学思想的两大特色，二者相辅相成。通史致用强烈的革命功利主义必然产生的参与现实、活泼进取的精神，有力地推动着刘师培突破旧史家的封闭与褊狭，大胆吸纳西方新学，以构建合乎共和革命需要的新史学；反之，以新的思想、新的形式所表达的新的历史诗情，又使其“通史致用”愈加卓有成效。早期刘师培的史学思想和实践获得了很大的成功：通史致用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他作为著名革命党人的地位，而由此撰就的一系列著作，扩大了资产阶级新史学的疆域，同时也为自己在近代史学史上赢得了一席之地。
对于刘师培新史学著作的价值，论者多强调其《中国历史教科书》。这自然是对的。因为该书是刘师培按进化论的历史观和西方新体例写就的一部通史性著作（未完成），较集中体现了其史学思想与风貌。但从开创性的意义上讲，既有公认的“新史学佳构”、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出版于前，它便不能不稍呈逊色。事实上，刘师培新史学研究最具创意的贡献不在于此，而在于他得风气之先，开拓了中国新史学研究两个重要的领域。
（一）吸纳摩尔根以来西方人类学研究的重大成果，开创了中国原始社会史研究的先河
恩格斯曾指出，摩尔根“确定原始的母权制氏族是一切文明民族的父权制氏族以前的阶段的这个重要发现”[122]，开辟了原始社会史研究的新时代。摩尔根及其后来的西方学者不仅证实了母系氏族的存在和人类社会起源的普遍性，而且确定了氏族内部婚姻家庭发展的阶段性，从而为整个原始社会研究提供了新的基础。1904年由严复翻译出版的甄克思的《社会通诠》一书，第一次具体介绍了上述原始社会研究的重大成果。刘师培不仅肯定西方学者的这些精辟论断，而且据以重新考察中国远古社会，引出了许多新人耳目的见解。他具体论证了中国原古母系氏族的客观存在及其因婚姻家庭的演变向父系氏族转换的历史机缘。更可贵的是，他借助甄克思著作的提示，对上古君权起源所作的解说，已相当接近了由摩尔根肇端的关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科学思想[123]。刘师培为人们勾画了远古人类经历漫长的岁月，由母系氏族过渡到父系氏族，最终跨入国人所熟知的“三王时代”，而站到中华民族开化史的源头的进化过程。他铺陈的正是一部中国原始社会发展史，尽管其浮光掠影式的鸟瞰，尚谈不上对上古史作科学的研究；但其凭借深厚的国学功力，对古代典籍所作的新的诠释和判断，仍然是十分有意义的。应当指出的是，上述刘师培对中国原始社会的见解，其论述之系统，观点之鲜明，当时实无出其右者。梁启超倡新史学，主张藉泰西方法“为比例，以考中国史前之史”[124]，但他毕竟没有具体研究上古史的著述。夏曾佑亲为《社会通诠》译本作序，但他后此出版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却于构成原始社会史基础与核心的母系氏族、父系氏族及其婚姻家庭的演变，不著一词。这就从根本上忽略19世纪以来西方人类学研究的最重大成果。所以，重要的还在于，刘师培不仅在传统的圣贤经传之外，第一次为国人描绘了较比更接近其本来面目的中国原始社会史，而且在事实上也为中国原始社会史的研究，开创了先河。
（二）所著《周末学术史序》开创了中国古代学术史研究的新生面
刘师培于中国古代学术史用力尤勤，《国学发微》、《两汉学术发微论》、《汉宋学术异同论》等，皆是其有代表性的力作。但其中《周末学术史序》最具创意。是书由总序、心理学史序、伦理学史序、论理学史序、社会学史序、宗教学史序、政法学史序、计学史序、兵学史序、教育学史序、理科学史序、哲理学史序、术数学史序、文字学史序、工艺学史序、法律学史序、文章学史序十七篇组成，实为拟议中的《周末学术史》一书的论纲。刘师培在“总序”中说：“学案之体以人为主，兹书之体拟以学为主，义主分析，故稍变前人著作之体也。”[125]这即是说，他想打破传统的学案体，从西方近代学术的观念出发，对周末学术史作多学科多角度的研究，为古代学术研究开一新生面。这同样发人所未发。时章太炎著《诸子学略说》，是有重要影响的著作，但它在体例上，未见创新。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对古代学术史作全景式鸟瞰是其特色，但既非专门研究，于体例也无所发明。所以，刘师培的《周末学术史》虽未成书，但因其能发凡起例，有力地开拓了时人的思维空间，尤其受到了年轻一代学子的欢迎。黎锦熙回忆说，年轻时，乡居读书，于古代典籍“每苦漫漶，又精涉新籍，谓学宜成科，思分别钞系”。后见《周末学术史序》，“知刘君已先我而为之言……因是大乐，逐篇手抄，镌骨簪为圈点，以上等印油施之行间，又即其自注而为之疏，及所引书皆探其原，不合者校订之。眉端广长，批以蝇头小字，有时尚不能容也。旋入校，则于课余或寒暑假期为之。迄岁己酉，积成一册。自是遂坐待刘君本书之成”。一个青年学子的向慕之情，溢于言表。黎锦熙尤其强调指出，三十余年后的今天，“反观兹篇，其分科之论，容有可商，虽然固‘不废江河万古流矣’”[126]。他同样是肯定《周末学术史序》发凡起例，于古代学术史研究有筚路蓝缕之功。
质言之，刘师培不仅倡导新史学，且身体力行，多所建树。可以这样说，他是20世纪初年继梁启超、夏曾佑之后，于推动资产阶级新史学建设最具建树的开拓者之一。其在近代史学史上的地位，是应当得到尊重的。
固然，刘师培史学思想的弱点也是明显的。他在政治上勇于革命却又偏激浪漫缺乏韧性的特点，不能不影响其史学思想：感觉敏锐，无所忌讳，发凡起例，故能于新史学多所创获，是其长处；但缺乏严谨，轻于比附，牵强附会，则成其弱点。他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依毫无根据的“中国人种西来”说，铺陈中国历史起源，就是典型的例子。即便是关于中国原始社会和周末学术史的研究极具创意，但其中的武断也随处可见。尽管在新史学开拓期，此种偏颇是难以避免的，但它毕竟影响了刘师培新史学著作的自身价值。至于在政治上变节之后，其史学思想也迅速归于颓唐、平庸，自然更是令人叹息的事。
四、章太炎刘师培交谊论
在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间的友谊，千姿百态；但其中章太炎与刘师培的交谊，无疑更引人注目。这不仅在于他们集革命党与国学大师于一身，携手并肩，借经史助益革命，崇论宏议，曾令人神往；还在于二人的交谊因刘师培中途变节而破裂，章太炎不乏真诚与宽容，百计修补，却无法避免最终绝交的结局，又使之染上了悲剧的色彩。同时，章、刘交谊始于“苏报案”发生前夕、辛亥革命洪波涌起之时，终结于袁氏复辟帝制、革命确然失败之日，其变迁又从一个侧面生动地反映了时局的变动和革命知识分子走过的艰难曲折的历程，启人深思。
章太炎、刘师培最初定交于1903年上半年。时章为中国教育会成员，任教于爱国学社。刘则为初至上海不甚更事的青年人。章士钊记初见刘师培时的情景说：“申叔于光绪癸卯夏间，由扬州以政嫌遁沪。愚与陈独秀、谢无量在梅福里寓斋闲谈，见一少年短襟不掩，仓皇叩门趋入，嗫嗫为道所苦，则申叔望门投止之日也。时年且不足二十耳。”[127]大约正是由章士钊诸人的介绍，刘得晤章太炎，“即与章公订交”[128]。
综观全过程，章、刘交谊明显地经历了三个阶段：1903年至1906年；1907年至1911年；1912年至1915年。
章、刘年龄相去悬殊（时章36岁），萍水相逢，即能很快建立起友谊，在于他们有两大共同的思想基础：
第一，具有主张排满革命共同的政治立场。
章太炎当时已成名动天下的排满革命家，固不待言。刘师培少读《东华录》，也夙具排满之思，及“晤章炳麟及其他爱国学社诸同志，遂赞成革命”[129]。在此后二三年间，他不仅加入了光复会、同盟会，而且先后出版了《攘书》、《中国民约精义》、《中国民族志》等书，并主撰《警钟日报》、《国粹学报》，其论著对鼓**排满革命思潮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张继说，刘师培倡光复，“孕育磅礴，振聋发聩，其勇气尤大有过人者”[130]。人以东方卢梭相况，有诗赞曰：“刘生今健者，东亚一卢骚，赤手锄非种，黄魂赋大招。”[131]总之，刘师培不仅转向革命，而且很快成长为颇具建树的著名革命党人。是时章、刘是鼓吹排满革命思潮最激烈的两位代表性人物，其政治立场是一致的。
第二，有共同的学术旨趣和保存国粹、复兴中国文化的远大抱负。章太炎早年就读于经学大师俞樾的诂经精舍，立志上追戴、段、王、俞，昌大古文经学。是时，章已成著名国学大师，文章每一出，学者珍之，如获大贝。同时，复主张保存国粹，孜孜以振兴中国文化自任。刘师培则出自经学世家。曾祖文淇、祖毓崧、世父寿曾，治左氏《春秋》有声于道、咸、同、光四朝，列名国史《儒林传》；父贵曾亦以经学名。刘师培“未冠即思著述，服膺汉学，以绍述先业，倡洋扬州学派自任”[132]。此期他主撰《国粹学报》，主持国学讲习会，同样提倡保存国粹、复兴古学。不仅如此，他还著有《国学教科书》五种行世，并积极筹建国粹学堂，英才勃发，文名籍甚，以至“海内想望风采”[133]。故章、刘的学术旨趣和复兴中国文化的志向，又是一致的。
钱玄同认为，章、刘所以订交，端在“二君之学术途径及革命宗旨皆相符合”[142]。正是强调了上述具有双重共同思想基础的缘故。不过，订交不久，章即因“苏报案”入狱，1906年再出狱即东渡日本；而刘为逋逃计也避居外地；故在第一阶段，二者真正相处的时间甚暂，其交谊多限于书信往返的“神交”。从现存章致刘的七封信看，此种“神交”主要表现为章以师友的身份时常从学术与政治上指导后者，从而促进了彼此的友谊在志同道合基础上的发展：
1.在治学方法上，提示刘师培不应满足于博览，当专精一家，尤其是昌大家传左氏学。章说：“君家世治左氏，诚宜笔其精粹以示后生”，“泛滥群籍，未若专精一家。君以贾服古文，奕世载德，年力鼎盛，必当比辑成书，岂效雅存诂，率尔操觚，自衿博览而已”[143]。
2.勉励刘师培以保存国粹、复兴古学自任。早在1903年，还在狱中的章太炎就曾致书刘师培，提出当效法日本，倡言“保存国粹”[144]。刘显然接受了他的意见。1905年刘与邓实、黄节诸人共同发起组织国学保存会和刊行《国粹学报》，二者的宗旨便是“发明国学，保存国粹”。刘和章一样成为公认的晚清国粹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本身就说明刘不仅受章的影响，且为倡言“保存国粹”投入了多么大的热情。
3.动员刘师培起而共同藉古文经反驳康有为立宪派的理论根据今文经，以助益排满革命。章早年虽主古文，于今文也有所采获；但是，随着转向革命并日益清楚地看出了康有为诸人正是藉今文媚事清廷、反对革命，他便决心严今古壁垒，对后者发难。1906年7月，他出狱后甫抵东京，便在留日学生欢迎会上的演讲中指出：“公羊学派的人，说什么三世就是进化，九旨就是进夷狄为中国”，无非是“仰攀欧洲最浅陋的学说”罢了[145]。紧接着，8月后，复致书《国粹学报》主持人刘师培，对该刊1906年第7期刊登今文家廖平、王闿运的文章，大谈“孔子改制”和道不变皇帝也不可“绝于天壤”，提出批评。在信中，章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国粹学报》此后当专主古文，不取公羊家言；二是建议刘师培发挥家学，昌大《左氏》；三是决定将自著二万多言的《春秋左传读叙录》随后抄寄该刊发表，相信足以破今文家谬说。由是，他身先士卒，张大古文，力辟今文，壁垒日趋森严。所以，是书实可以看做是章决定采取实际步骤向公羊家发难的宣言书。章信登在该刊是年第12期上，它同样也可以看做是刘师培及其同人接受章的意见，决心以《国粹学报》为阵地，反击今文经学的宣言书。从同年9月第8期起，廖平等人的经说从此刊落了。从第10期起，刘师培的《论孔子无改制之事》、《汉代古文学辨诬》、《司马迁左传义序例》，以及章太炎的《春秋左传读叙录》、《刘子政左氏说》、《驳皮锡瑞三书》等著名长文，洒洒洋洋，接踵在《国粹学报》上连载，一时实造成了全面反攻今文经学的浩大声势。这场斗争与同时正在进行的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紧相配合，是国粹派以经学助益革命的一大贡献。它由章发动，刘师培积极投身其中并成为前者最得力的助手。这不仅有力地说明了刘是怎样在章的引导下不断走向进步，而且也生动说明，二者交谊的双重共同的思想基础，即学术旨趣与革命目标的一致性间，又是怎样相通与密不可分的。
当然，强调章太炎对刘师培的影响和指导，并不排斥他们作为论学诤友，存在分歧与驳难。例如，章虽高度评价刘的《太誓答问》条理明晰，但也指出断言墨、孟诸家所引皆出《太誓》下篇，值得商榷。刘师培也独具见地，他支持章反击今文家言，但并不赞成章全然抹杀今文的见解，而坚持扬州学派的传统，主今古兼通。他甚至对章以楚音即夏音的见解，提出直言不讳的批评。他们各自的意见是否正确，可不置论；重要在于，这里表现了朋友间的坦诚。钱玄同在评论此期章太炎致刘师培的书信时说：“此诸文中，或谈学问，或叙离阔，或述期望，或致推挹，读之可见二君彼时交谊之笃。”[146]这是公允之论。
“苏报案”发生后，刘师培曾赋《岁暮怀人》，表达对章太炎的怀念之情；无独有偶，章东渡后，也有一信致刘师培，倾诉其“独弦寡和，方更寂寞”同样的思念。他说，东汉大儒郑（众）贾（逵）同处明、章之世，不知彼此交往砌磋，良为悼恨；然而吾辈生当今日，却聚首无期，更为可哀：“子漱江流，我迎日出，相距一苇，竞无遇期，方之前哲，又益悲哀。”[147]章将自己与刘师培比作郑众与贾逵，足见其对彼此交谊的高度评价；同时也唯其如此，不能不对迄今云水相隔而深感悲伤。他不再满足于“神交”，于是便向刘师培发出了东渡的邀请。
1907年2月，“应太炎之招”，刘师培携妻何震东渡日本。由是章、刘交谊进入了第二个发展阶段。
阔别3年之后，得于异国重逢，章太炎的快慰，不难想见。他很快搬出《民报》社，与刘师培夫妇同住在麴田区饭田町。刘的到来也确为章宣传排满革命和“保存国粹”，平添了一位得力的助手。
章东渡后，《民报》从第6期起归其主编。时《民报》与《新民丛报》间的论战正在激烈进行，梁启超托人调解，希望在章主持《民报》后能停止彼此的论战，但被拒绝。不过章以为“胡、汪诘责卓如，辞近诟谇”，往后当“持论稍平”[148]。所谓“持论稍平”，就是以经史立论，避免简单化的谩骂。章文辞渊雅，由其主笔，《民报》在内地士人中影响大为扩展。而于此，刘师培同样是里手。他任《民报》撰述，连续发表了《普告汉人》、《辨满洲非中国臣民》等文，借经史倡排满，“极为海内外传诵”[149]。尤其是后文，系继汪精卫《斥为满洲辩护者之无耻》而作。汪文论证稍疏，遭梁启超反驳；刘继撰是文，博征史籍，洋洋三万余言，影响独巨。章看后称赞说：“申叔此作，虽康圣人亦不敢著一词，况梁卓如、徐佛苏辈乎！”[150]
同时，章太炎力主用“国粹”增进爱国精神，故宣传国粹也是其主持《民报》的重要原则。章前后共编《民报》15期，发文总数160篇，其中属于国粹研究的文章57篇，占总数36%。此外，从第6期至24期，章本人共撰文64篇，其中国粹研究文章34篇，占总数53%。他复创办国学振起社，自任社长，艰难困苦，讲学不辍。在章的主持下，《民报》及《民报》社实成为与上海的《国粹学报》及国学保存会遥相呼应的又一国粹宣传中心。刘师培的到来为章助一臂之力。此期刘在《民报》撰文共7篇，其中国粹研究文章5篇，占总数71%。《民报》第14期实为国粹文专集，共刊文4篇，内容全然属国粹研究，章、刘各占了两篇。同时，刘师培除了与章共同审定在日本发现的佚书《南疆逸史》外，还为章的得意之作《新方言》“分疏数十事”[151]，并为之作序。
应当说，在此期最初一段时间，刘师培与章太炎在宣传排满革命与保存国粹上的合作，卓有成效。就前者而言，所以汪东肯定他“以文字为义师先声，其功实与章君胡汪相伯仲”[152]；就后者而言，“光汉时向太炎请益，学乃益进”[153]，故时人“有二叔之目”[154]。二人的友谊自然也缘此得到了发展。
然而，好景不长，就在1907年底便发生了章太炎托刘师培夫妇向端方告贷和后者叛变投敌的事件，二者的交谊也随之迅速破裂。这一变故不是偶然的，其契机实肇端于日本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
章、刘接受日本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以及刘师培以其妻名义刊行《天义报》、发起成立“社会主义讲习会”等创办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和团体的事实，已有许多专论，不作赘述。这里要指出的是，刘师培成为狂热的无政府主义者，完全背弃了同盟会的革命宗旨。他说，政府为万恶之源，故推倒清政府后须“即行无政府，决不欲于排满以后，另立新政府”[155]。任何主张新政府者，“虽目为敌仇，不为过矣”[156]。建立民国被斥为“以暴易暴”，原先致力的排满革命的宣传，也被抛弃了：“不复言民族主义，自是遂废‘光汉’之名”[157]。刘另树一帜，完全站到了同盟会的对立面上去了。
章太炎不同于刘师培。他不主张在推倒清廷之后，立即实行无政府，以为需要有一个过渡时期。这个区别是重要的，因为它保证了章从根本上肯定现实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但是，无政府主义无疑助长了章太炎宗派主义的消极情绪，他成为其时同盟会内部一再出现的“倒孙”风潮的主要鼓**者，就反映了这一点。当年身历其境的竹内善朔指出：“可以这样说，关于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使部分中国同志发生了内部纠纷。这样看来，它和日本社会主义者之间的派系分歧的情况大致相同。思想的发展，使他们之间发生了裂痕，随着也带来了感情上的龃龉”[158]。但问题又不止于此。章太炎从人性恶出发，提出所谓“善亦进化，恶亦进化”、“乐亦进化，苦亦进化”悲观的“俱分进化论”，并最终主张超越无政府，径趋无人类无生物的寂灭之境，以求解脱；这说明，缘无政府主义与佛教的结合，章更误入了悲观厌世的迷津。所以从1907年底到1908年初，他曾试图到印度出家。黄侃说：“（章）见国事愈坏，党人无远略，则大愤，思适印度为浮屠，资斧困绝，不能行”[159]。毋庸讳言，章的悲观厌世本身也是表现为对同盟会革命宗旨的某种疏离。
章、刘交谊既以共同的革命宗旨为前提，二人对革命宗旨的疏离与背弃，便不能不将彼此交谊引向歧路。这就是上述章太炎为到印度出家，竟托刘师培夫妇向端方告贷，而后者随即叛变。
章与端方的关系，及其致刘氏夫妇五封信非伪，已有论者专文考证[160]。这里有必要进一步提出的问题是：
其一，刘师培何以变节？
竹内善朔说：“这个曾经鼓吹过无政府主义的刘光汉，竟然会甘充端方的幕僚，这是一件令人非常难以理解的事。”[161]他对刘走两个极端深感惊讶。实则刘表面上善变，而其内在的迷恋功名利禄的劣根性始终不变。此种劣根性与无政府主义的结合是导其走向反面的重要原因。刘出身书香门第，18岁中秀才，19岁成举人，20岁得赴会试，本是个一心走猎取功名、光宗耀祖传统道路的人。只因会试不第，复受革命风潮的裹挟，转而主张排满革命。“光汉之性务名”[162]。刘师培易名“光汉”，自称“激烈派第一人”，表现得异常激烈，加之世传家学，他果然获得了“中国卢梭”、“国学大师”一类美名，“党人咸尊礼之”[163]。务名与好利是相通的，只是在清廷高压下，革命的“美名”与实利一时尚难联结；但至东京进入同盟会总部之后，情况便不同了。刘师培开始感到有朝一日革命成功，革命的“功名”未尝不能换取利禄。因之，甫至日本，他便不仅“平日欲运动成章，使为己用，以高其名”[164]，而且积极为章太炎、张继等人因铃木久五郎助款事掀起的倒孙风潮推波助澜，并趁机要求改组同盟会本部。他援引日人北一辉与和田三郎为本部干事，目的想自己当同盟会领导人[165]。这完全暴露了他的政治野心。“光汉心衔所提议改组同盟会攘夺干部职权之策不成，渐有异志”[166]。在夺权失败之后，刘师培转而鼓吹无政府主义也非偶然。“个人主义是无政府主义整个世界观的基础”[167]。刘再次以激烈的面目出现不仅是为了替自己及妻何震扬名，也是为了另树一帜，谋个人势力的发展。然而，“乃应之者寡，光汉郁郁不得意”[168]。是时，刘经济拮据，而端方正派人携巨金至东京收买党人，许以高官厚禄。刘既已背弃革命宗旨，无政府主义空谈又前途暗淡，他最终接受何震及姻亲汪公权的怂恿，投向官场谋青紫，就是合乎逻辑的了。刘富曾为撰《墓志铭》，叹息道：“侄得名太早，厥情无恒，好异矜奇，悁急近利”[169]，是其酿成人生悲剧的原因；陈钟凡为撰《行述》，也谓“不能亡情爵秩，……遂入于坎陷”[170]；都强调了刘的好名近利。如果我们联想到辛亥革命后刘为荣华富贵，竟敢再度冒天下之大不韪，列名筹安会，就不难想见此人之无法忘情于功名利禄的劣根性是怎样的根深蒂固，而在革命艰难缔造时代，其由激烈而颓唐而变节，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二，刘师培变节与章太炎的关系是什么？
有的论者认为，章向端方告贷是端方、刘、何、汪预设的圈套，即强调章实出于被动[171]。这有失牵强。此种判断显然是以1907年12月刘返国前即已确然叛变并与端方有深入的勾结为前提的。但事实不尽然。我们有理由假设是时刘与端方已有接触并产生了投靠的意向，但并无根据认定他已确然叛变且在事实上已达到与后者密谋预设圈套的程度。刘的《与端方书》及其提出的十条“弭乱之策”[172]，是其最终决心卖身投靠的自白书。是书作于刘1907年12月回国后至1908年2月返日前之间，而此前章托刘、何告贷已成事实。同时，刘在《与端方书》中固然捏造了章欲叛变革命的事实，但却完全是以朋友的身份代为乞求的。他不仅要求端方“君子成人之美”，且要求予以保密。这很符合其时刘的心理：既为朋友办了事，又表明了自己愿策反革命巨子以为晋见礼。显然，若彼此已预设圈套，刘即不会有这样的口气和心理。其实，章本人并不隐讳事出自己主动。他事后曾解释说：“于时假贷俱绝，惟南皮张孝达有一二日之旧游，后在东京关于文学教育诸事，亦尝遗书献替。张于革命党素无恶感，不得已告贷焉。其书嘱长崎领事卞某带归，卞即（张）之婿也。卞回国后，不敢请通，私以语端方，遂居为奇贷，后嘱卞来告。……仆亦欲达初志耳，何论出资者为端为张！”值得重视的是，这里章承认与张之洞已先有通款之事，且在他看来贷款者为张为端本不重要。章一向强调“革命道德”，曾反复告诫党人不要对督抚抱有幻想，而如今自己不仅同之通款，尤其向党人最痛恨的端方告贷，不能不说是一种污渍。同时，刘的变节固然应有其自己负责，但章的所为也对之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是应当看到的。何震为所公布的章致其夫妇的五封信作注说：“彼于去岁八月致函张之洞，（表示）若赠以巨金，则彼往印度为僧。书为申叔所见，始知彼与官场有往来。”[173]何注不尽可靠，但章先与张通款既为事实，其为刘所发现也不是不可能的。这无疑会弱化刘变节的罪恶感。此其一；章托刘师培夫妇充当自己与端方间的联络人，何为此约于1907年11月中下旬返国。是年12月4日苏曼殊从上海致刘三书说：“剑妹十五日回乡，云一周可返，今逾半月未来，殊悒悒。”[174]而刘则晚到是年冬才返国，并随即上了《与端方书》，最终决心归降。不难看出，何“回乡”为先路打点，刘后至则是具结投靠。因此章的假托在客观上是加速了刘的堕落过程。时刘仅24岁，毕竟是少更世事的青年；章“七被追捕，三年禁狱”，是有阅历的人，竟放手让前者与狡诈的端方打交道，这本身即是一种过失。此其二。当然，事后一些党人攻击章已变节，又是过甚其词。因为不久章、刘交谊破裂，靠贷既未成事实，章与端方间的关系也未见进一步发展。
1908年2月，刘、何作为内奸返回日本，表面上继续高谈无政府主义。章、刘合住一处也依然“情好无间”。但到3、4月间，二人忽起争吵，何之表弟汪公权甚至扬言要对章“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这样章只好搬回《民报》社，“自是遂不复相见”[175]。二人何以突然反目成仇？有的论者认为，这是刘怕自己与端方的关系被章识破，同居不便，所以借故（指章将何、汪的暧昧关系告刘，被反诬为离间）闹翻[176]。此说同属牵强。章将何、汪的暧昧关系告刘固然是造成彼此反目的导火线，但其前因却非在于刘怕东窗事发。是时刘、何“他们夫妇和端方的关系，都不避曼殊面谈讲着。曼殊听了，即来告诉陈仲甫”[177]。曼殊也与之同住，刘何以就不怕被他识破？事实上章必有此闻，而不能及时制止与告发，恰是他的又一过失。笔者以为其反目的真正原因，乃在于心胸狭隘的刘师培与章争名求胜的缘故。此期二人朝夕相处，抵掌论学，自有其乐；但刘师培“论难经术，每不能胜”[178]。章且勤攻其过，例如，他认为刘治学的弱点在“读书过多，记忆太繁，而悟性反少”，故劝后者不妨暂不观书，“少忘之而后执笔，庶可增其悟力”[179]。刘性务名，此时自以为成名，不甘居后，其对章的妒忌、怨恨之心便不由自起。章在刘归国且叛徒身份大白天下之后，仍致书言好。在信中，他一方面将刘的变节说成是不得已为之，“非独君之过”，表示不予重视；另一方面却力图解释彼此间的误解。值得注意的是，他所解释的问题恰恰是：“仆岂有雍蔽之志哉”。这不啻是点破刘反目的主要原因在于误以为受到了自己的压抑的缘故。所以他写道：“君雅好闻望，不台于先我，自谓文学绪业两无独胜。怀此觖望，弥以恨恨。然仆岂有雍蔽之志哉。学业步骤与年相将，悠悠之誉，又非而己。畴昔坐谈，盖尝勤攻君过，时有神悟，则推心归美。此盖朋友善道之常，而君岂忘之耶”？[180]固然，我们强调刘对章的忌恨是二人交谊破裂的真实原因，并不意味着无视二者政治上对立（革命者与叛徒）的意义[181]，而只是说，事实上在此种对立被人们明确意识到之前，刘的忌恨心理的发展已足以摧毁了彼此的交谊罢了。
从关系破裂后两人的不同的行径看，刘的阴险卑劣与章的坦诚宽厚正成鲜明对照。刘见替端方策反章既不可能，便企图搞臭后者。他指使人伪造《炳麟启事》刊于1908年5月24日的上海《神州日报》上，声言“立宪革命，两难成立”，决意剃发出家。而章于6月1日还致书经学大师孙诒让，请他以父执的身份劝解刘师培；10月，刘的《天义报》、《衡报》与《民报》同遭日本政府封禁。11月，刘返上海，旋即将章托其向端方告贷的五封信由何震加注说明后摄影寄给黄兴诸人，意在进一步搞臭章并在革命党人内部制造混乱。12月，因出卖党人张恭，刘的叛徒身份开始暴露，随后他即投入端方幕府。1909年8月端方调任直督，刘师培的名字赫然列在上海报纸发表的随员名单中，其叛徒身份于是暴露无遗。刘的公开叛变，尤其是他公布的五封信，使章在党内的纷争中处于极困难的地位。但章于刘依然“深爱其学，时萦思念”，故如上述是年仍移书诉说衷情，“并劝其归隐”[182]。然而，刘师培利欲熏心，纯情难以将其唤醒，他拒不作答就说明了这一点。但章一往情深：他依然怀抱着有朝一日能破镜重圆的希望。
辛亥后，章、刘交谊一度回光返照，但终归决裂。是为第三期。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时，刘师培正随端方入川。11月27日端方在资州被杀，刘也被当地军政分府拘留。章太炎于是月16日甫从日本归上海。他“不念旧恶”，依然“甚思”刘[183]，见后者下落不明，12月1日即在《民国报》上发表《宣言》，称：“今者文化陵迟，宿学凋丧，一二通博之材，如刘光汉辈，虽负小疵，不应深论。若拘执党见，思复前仇，杀一人无益于中国，而文学自此扫地，使禹域沦为夷裔者，谁之责耶？”次年1月11日，复与蔡元培联名在《大共和日报》刊出《求刘申叔通信》：“刘申叔学问渊博，通知古今，前为宵人所误，陷入范笼。今者民国维新，所望国学深湛之士，提倡素风，保载绝学。而申叔消息杳然，死生难测。如身在地方，尚望先通一信于国粹学报馆，以慰同人眷念。”25日，资州军政分府电大总统请示处置刘师培的办法。29日，临时政府教育部、大总统府分别复电，令其保护刘到南京教育部。刘师培自觉无颜见故人，乃接受谢无量的聘请，主讲四川国学院兼任四川国学学校讲习。但章显然更希望他东下。10月他与马良、梁启超等发起“函夏考文苑”，拟仿效法国成立研究院，下设研究所，以“作新旧学”、“奖励著作”。他便推荐刘主持群经专门科[184]。如果我们注意到当时因章与同盟会对立，原同盟会的一些党人正重提其与端方及刘师培关系的旧案以为反击，就不难理解上述章对刘的全力营救与关照，表现了对后者多么真切的思念。
1913年夏，刘由成都返上海。一路上抚今思昔，黯然神伤：“风雨他乡别，山川故土思。星霜歌舞换，岁月鬓毛衰”[185]。《国粹学报》旧同人并未嫌弃他，马叙伦、陈去病等人与之多有往来。查章太炎同年4月离开东三省筹边使任所返上海，至8月初始复北上入京。故当刘归沪时，章正在上海。二人也正是在此间恢复了交谊，“申叔深感枚叔，复言归于好”[186]。章、刘所以能言归于好，除了前者的宽厚外，还与彼此的政治见解趋同有关。刘是不甘寂寞的人，还在1912年初，他便为谢无量在成都组织政进党机关报；同年冬西藏发生叛乱，四川军政府拟出兵平叛，他复上书川督尹昌衡，主张仿效旧制，布恩感化，以臻统一。但从他撰《废旧历论》反对南京临时政府改行公历，便不难看出，其思想是守旧的。而辛亥后章的思想也正迅速后退。他倡言“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与立宪派、旧官僚共组中华民国联合会于上海，旋改为统一党，以与同盟会势力抗衡。章厌倦激烈的变革，强调“中国本应旧之国”，政治法律要在“去甚去奢去泰”[187]，无须破坏习惯，大事更张。他对袁世凯也抱有幻想，不仅反对首都南迁，且接受了东三省筹边使之职。但此种趋同又是暂时的，随着“宋案”发生后中国政局再次急剧变动和各派势力的重新分化组合，章、刘在政治上又一次分道扬镳，二人甫经恢复的交谊便若回光返照，也因之无可挽回地永远终结了。
1913年秋，刘师培由上海北上山西，经友人南桂馨介绍，充任阎锡山高等顾问。时袁世凯正大力招降纳叛，以为己用，翌年春便因阎的推荐，任刘师培为公府谘议。刘感激涕零，上书说：“宠光曲被，陨越滋虞，惟有仰竭涓埃，冀图报称”[188]。由是刘投入了袁氏的怀抱，其刚刚受挫的希冀功名利禄的劣根性，又重新鼓胀起来。他所谓“冀图报称”，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甘为袁复辟帝制效劳。1915年3月，杨度撰《君宪救国论》，博得袁氏“旷代逸才”之称，他也不甘落后，写了《国情论》、《告同盟会诸同志》，为帝制鼓噪。8月，筹安会成立，刘列名其中；9月1日，筹安会为各省请愿团代草请愿书，进呈参政院，刘复列名江苏请愿团中。不仅如此，还与康宝忠重刊《中国学报》，第1期封面赫然署“洪宪元年”。其《重组中国学报缘起》说：“（原刊初创）而南服难作，狼匪跳梁，丧乱洊臻，弦歌辍响，遭斯挫折，遂渐消沉。……方今国体问题解决，伊迩应古合旧，厌塞众心……”[189]。公然攻击“二次革命”和人民反袁斗争，为袁氏独裁复辟张目。刘的《君政复古论》、《刑礼议》、《立庙议》等**裸鼓吹复辟的文章都刊于此。该报成了其时死心踏地响应帝制少有的几家刊物之一。刘也因此得到了袁的垂青。1915年10月，受任参政院参政，代理参政院事务；11月复拜上大夫，扶摇直上。
与刘师培的行径相反，“宋案”后章太炎很快认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1913年8月初，他毅然入京，并“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之门，大诟袁世凯之包藏祸心”[190]。后被长期囚禁龙泉寺，直到1916年6月袁死去，始获自由。在此期间，袁曾遣人示意，只要章上劝进书，便可获释，但被严词拒绝。章致书袁，表示“九死无悔”；并在家书中嘱其夫人：“家居穷迫，宁向亲朋借贷，下至乞食为生，亦当安之”[191]，断不受袁氏挟持。章太炎大义凛然，真正体现了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的高风亮节。
耐人寻味的是，当时章、刘同在北京，但因政治立场断然有别，其处境也迥然相异：后者奴颜婢膝，甘当袁氏复辟帝制的吹鼓手，高官厚禄，垂手已得；前者坚贞不屈，怒斥帝制，致身陷囹圄，古寺清灯历煎熬。但二人在时论中的地位，却是另一番云泥之别：
刘师培志行堕丧，益为士论所不齿。时有打油诗讥云：“门前灯火白如霜，散会归来便举枪，赫奕庭阶今圣上，凄凉池馆旧端方”。同时，其《国粹学报》的同人愤怒了。马叙伦、黄侃当面予以怒斥[192]；黄节则两次致书刘师培，指出：“倾复民国是为内乱，聚党开会是为成谋”。并责其解散筹安会。他还将信的原稿寄上海旧友黄质，请他代为分致沪上各报刊登。后黄质将节稿交柳亚子发表在《南社丛刻》里了。黄节对刘厌恶已极，1917年复致书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对聘刘为教授提出批评，他说：“申叔之无耻，甚于蔡邕之事董卓”，“不当引为师儒贻学校羞”[193]。
章太炎则得道多助。其故旧门生纷起奔走营救与探视。黄节、马叙伦曾分别致书政治会议议长李经羲，请力为营救。马叙伦、钱玄同、黄侃、鲁迅、许寿裳、朱希祖等人常往探视，黄侃一度干脆搬与其师同住。是时进步报刊纷纷报道章的现状，无不赞扬其高风亮节。1916年章获释南归，被普遍视为民国英雄，受到了各地的热烈欢迎。
同时，上述现实的对比，也不能不促使章太炎对自己与刘师培的交谊重新检讨。他后来在《自定年谱》中写道：“七月，筹安会起，劝进者日数百，余知袁氏将满贯也，顾不能无感愤。”令其“感愤”的自然是包括劝进者，尤其是参加筹安会的故旧的恶行在内。他提到孙毓筠以“袁氏要人”参与筹安会，“余甚恶”，而李燮和“以狱事被胁”，稍可原谅；独未提及刘师培。刘再次堕落，且贵为袁氏“上大夫”，从章怒斥与刘合作重刊《中国学报》、鼓吹帝制的康宝忠看，其对刘的厌恶必更甚。同时，章太炎一定也注意到了以下的事实：许多故旧都为自己奔走营救或殷殷探视，唯有自己不念旧恶、鼎力救助过且不久前重归于好的刘师培，近在咫尺，贵居参议，却不肯援手。而且，甚至连李燮和、康宝忠都能来探视，唯刘避而不见。刘不仅无耻，且冷酷绝情，无可掩饰。黄节在致蔡元培的信中斥责刘的无耻时，曾愤怒指出：“公等故人待之，不为不厚矣，及其来京入觐，太炎方被梏察，乃始终未一省视，何论援手！”[194]于此，黄节即感同身受，则章太炎必有切肤之痛矣。所以，可以说，自刘师培投入袁世凯的怀抱，尤其是列名筹安会时起，章太炎便已决心与之一刀两断。二人的交谊至此实已真正终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