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通过具体生动的形象来反映现实生活，它主要通过对艺术形象的审美感知和体验而获取。文学认知绝不是文学的终极追求，但不可否认的是，文学本身确实呈现出无数客观存在的内容。文学呈现出广阔的社会生活，包容万千生活信息，它反映的生活和世界越广阔，我们对社会、人生、世界的认识就越丰富。文学形象中的丰富细节和广阔领域足以使人们从中发现多样的生活内容，它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文学认知是具象的、感性的。文学是一种感性认识，它细致具体地展示世界，特别是现实主义作品，描绘特定历史时期的生活画面，使读者身临其境地感受文学的魅力。丹纳认为：“凡是从前的笔记、宪法和外交文件的缺漏，我们都用文学作品补足。文学作品以非常清楚非常明确的方式，给我们指出各个时代的思想感情，各个种族的本能与资质，以及必须保持平衡才能维持社会秩序，否则就会引起革命的一切隐蔽的力量。”[3]这种感性认识对我们认识现实社会相当重要。别林斯基说过：“一部真正的艺术品，总是以真实性、自然性、正确性、现实性来打动读者，使你在读它的时候，会不自觉地、但却深刻地相信，里面所叙述或者所表现的一切，真是这样发生，并且不可能按照另外的样子发生。你把它读完之后，里面所描写的人物会栩栩如生地出现在你的眼前，神态逼真，须眉毕露——你可以感觉到他们的脸，他们的声音，他们的步伐，他们的思想方式；他们永远不可磨灭地深印在你的记忆里，使你再也忘不掉他们。”[4]文学是某一时期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它就像一面哈哈镜，会扭曲变形，有时需要仔细辨认，但终究改变不了它的镜子属性。不同于以概括、抽象、理性揭示真理著称的科学认识，文学认识将注意力放在感性的艺术形象身上，并将思想和理性糅合其中，只是文学用更隐晦的方式去承载知识和真理。文学所有的知识都蕴含在形象和情感之中，通过审美情感体验实现对世界和自我的认识，被认知对象的特质也只有在审美活动中才能表现出来。
其二，文学认知的虚拟性。如果将文学内容当作科学事实去考证的话，那可算无稽之谈；如果一味地寻找风俗资料或者经济细节，那必将一无所获。文学与生活本身之间绝不能画上等号，它所承载的知识内容必然带着变形和虚幻的色彩，通常以表面的“假”来求得内在的“真”。文学大多使用艺术夸张的手法，如李白写下“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柳宗元感慨“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这些诗句说明我们无法将文学等同于生活来获取认知价值。显然，文学对知识的呈现是有限度的，文学的认知功能不在于客观地探求真理，而在于它是在主客观结合统一的基础上对人与世界关系的一种把握。身处庸常生活的人们往往不能准确地认识自己，当沉浸在文学所营造的饱含着情感的审美氛围中时，心灵便拉开了与日常意识的“间离”，人们体验着作品中人物的喜怒哀乐，清醒地认识自我和反省自身。作家反映生活的艺术方法也不一样，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抽象主义、象征主义等不同的创作手法，以及种种不同的修辞手段，这些都能增强艺术作品的感染力，因此，作品反映出来的社会生活不可能等同于现实的社会生活。与科学的真不同的是，文学的真强调至善至美，侧重对于人生价值、人的内心世界的认识。郭沫若说：“《孤竹君之二子》在初本想写达夫和我在四马路上醉酒的那一晚上的事情，是想用写实的手法写成小说的。但我对于现实的逃避癖，却又逼着我把伯夷、叔齐写成了那样一篇不成名器的作品。”[5]所以艺术形象都经过了艺术化手法的加工处理，具有典型性和概括性，是个性与共性、特殊与普遍的统一，承载了艺术家对于生活的重新认识和思考，饱含着浓郁的个人情感。
当然，在文学的认知功能中，对形象内涵的认识作用是主要的，而对知识的认识作用附带其中。梁启超说：“人之恒情，于其所怀抱之想象，所经阅之境界，往往有行之不知，习矣不察者；无论为哀为乐，为怨为怒，为恋为骇，为忧为惭，常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有人焉，和盘托出，澈底而发露之，则拍案叫绝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6]人们通过阅读文学作品获得某些具体的知识，更为重要的是它以文学特有的方式，让我们认识复杂的人性，揭示人物内心深处隐藏的欲望，品味芸芸众生的悲欢离愁，这培养了我们的文学想象力和理解能力，引发我们对人生价值的思考与诉求，从而使文学成为宣泄情感、升华欲望、寄托希望的最佳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