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英德法奥合拍了电影《抉择》，讲的是富特文格勒（1886—1954）战后受调查的事，影片把富氏1942年希特勒生日音乐会上，巧妙地避免行纳粹礼的真实历史镜头放在最后，让观众也一齐参与情感抉择，这就很高明。关于富特文格勒不妨稍作介绍，这位20世纪德国指挥诸神的代表人物，执掌柏林爱乐乐团近30年，其人对于德奥浪漫派尤其是贝多芬的诠释，被公认为后人所无法企及的。他的指挥，具有一种“将德意志音乐镶到历史之墙”的神力。据美国学者约翰·阿杜安《富氏的指挥艺术》一书统计，光是他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录音，就有19种传世，其中尤以1942年三四月间的两场演出不同凡响。古典唱片业日薄西山，但近年挖掘的1942年4月19日希特勒生日前夜演出实况以“黑色‘贝九’”之名发行，仍掀起新一波全球富迷的收藏热潮。这位第三帝国音乐副总监在战后的最初两年，被剥夺登台资格，1947年5月25日和27日，富氏在柏林巨人宫举行两场“亡者归来”的历史性音乐会，废墟中的市民纷纷变卖家具食物以求一票。然而，晚期富氏的风格趋于保守持重，再无战时惊天地泣鬼神的气魄。
对于富氏历史污点的争论一直延续至今。横向比较一番，跟纳粹过从甚密的荷兰指挥门盖尔贝格和法国钢琴圣手柯尔托的晚景落寞自是应得，但曾加入纳粹党的卡拉扬却轻巧地摆脱了历史问责，甚至在本片那位美军审查官眼里，富氏战时对这个“小K”（卡拉扬）的权力限制（正是这个“小K”，日后凭借艺术造诣、商业天赋和权术手腕，把柏林爱乐乐团带进离弃富氏传统的新王朝），都成了洗不掉的罪状，而富氏帮助不少犹太艺术家逃亡的实证性材料，偏又被故意忽略了。所谓不同人物、不同标准，站在战后道德制高点上的盟军官方也未能免俗，片中富氏另一罪状更有意思，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死讯公布之后，德国国家电台随即播放了布鲁克纳为哀悼瓦格纳而作的第七交响曲次乐章，因为广播选用了富氏唱片，这就成了他为纳粹元凶大唱挽歌的铁证。
本片编剧罗纳德·哈伍德是当今名流，《潜水钟与蝴蝶》、《霍乱时期的爱情》、《成为朱丽叶》、《钢琴家》等皆为其人手笔。1995年7月3日，他的舞台剧《抉择》（Taking Sides）在伦敦克里特里翁剧院首演，6年后，匈牙利籍导演伊斯特凡·萨伯把它搬上银幕，以呼应自己20年前所拍的《梅菲斯特》，两者都关乎“艺术和政治”的命题，回答的都是“邦无道”时艺术家如何“存在”的难题。影片的人物设置和情节安排也许不免虚构，但对富氏的困境及其艺术魅力的刻画，却极其传神。本片序幕是富氏指挥“命运”交响曲遭遇盟军轰炸的场面，幕后捉刀的则是当代钢琴和指挥名手、富氏的崇拜者巴伦勃伊姆，其音乐处理，无论是速度、强弱与节奏，都跟富氏著名的1943年录音神似。
影片的主体，是美军去纳粹化专案组主管阿诺德少校和富氏之间的三场言辞较量，作为胜利者，阿诺德和几乎被推向耻辱一边的富氏各有精彩的表演，少校最得意的攻心术除了一些羞辱技巧，再就是那些自以为对方无从躲避的问题，诸如“你为什么不在1933年纳粹上台时离开德国，像布鲁诺·瓦尔特和奥托·克伦贝勒一样”，“你为什么为希特勒演出”。保险公司推销员出身的阿诺德，思路简单而直接，擅长无限上纲，他巴不得将集中营的遍地尸骨，跟富氏的出卖灵魂之间搭上关系，这种典型的非白即黑论，大概也是战后强势的美国式思维的表现。富氏的回答同样简单而直接，“因为德国是我的祖国”！被视为反法西斯斗士的意大利指挥家托斯卡尼尼据说也质问过富氏，“为什么要在纳粹的德国演奏贝多芬”？富氏当即反唇相讥，“还有什么地方比纳粹的德国更需要贝多芬”？
影片里两个年轻男女充当了少校的助手，男的是富氏的崇拜者和犹太后裔，女的是德国前持不同政见者的后代，他们分别代表被纳粹迫害的群体，由美方挑选参与其事，然而在审问过程里，他们的立场悄然改变，直到最后弃政治而取人道立场，女孩的理由是，少校的作风令她想起集中营的经历。结尾一幕，小伙子在唱机上播放了富氏的“贝五”唱片以示对上司的不屑，隆隆传来的“命运”之声，令悲戚绝望中先一步离去的富氏收住了脚，在音乐里，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认可和慰藉。
和美式思维形成对比的是苏军代表德米特里将军，他不断引诱阿诺德把富氏转让给他去处理，“我用5个指挥跟你换！我是他的崇拜者”。他代表对德国文化的一种识货视角，试图攫取富氏身上的艺术资源，这使人想到苏军占领柏林电台将所有资料席卷一空的历史插曲，直到1989年，戈尔巴乔夫政府才将这批瑰宝归还，其中就包括全部的富氏战时重要录音的母带。而阿诺德显然是新潮美国文化代表，听爵士乐，对贝多芬惊人地无知，不知第二小提琴手的含义，形同文化小丑，当然，影片也并未把他简单化，他的敬业精神、临机应变和慷慨陈词也大可嘉许，但是对于老欧洲的文化，对于茨威格所言的“昨日的世界”，他在理解上总显隔膜，他的道德仲裁者角色，根植于美国战后的欧洲政策的利益，以致他的审问，更像在为战后美国价值观的扩张充当着急先锋。他最后在向上司的报告里强调，“在道义上，我们是胜利了，我们禁止他终身进入美国演出”。
本片所有人物都置身于抉择的场里，电影虽然没有明确表示政治倾向，但其春秋笔法其实已令之昭然若揭。如果有人仍坚持富氏没有离开德国是不光彩的抉择，那么影片结尾截取的1942年为希特勒祝寿的音乐会纪录片片断可谓微言大义，演出结束，掌声雷动，戈培尔上前和富氏握手，随后，富氏左手掏出白手绢悄悄塞到右手，这个历史性细节被放大重复慢放了三次，此举含义不妨作如是理解，首先，他把握手过的右手擦一擦，那是内心拒斥的外化；其次，用右手捏着手绢，接下来的全场纳粹式敬礼，他就拥有了拒绝的借口，无论怎样，这都是一个艺术家内心独立的抉择，更是一种非凡勇气的明证—天色阴沉的冬日，笔者能够做的抉择，就是让富氏的贝多芬充满斗室，这一刻，想不出还有什么能让幸福和激动离得更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