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的史前阶段——一条道路的六个转弯
汉森
■导读
布莱恩·汉森（Brian Hansen），美国当代戏剧理论家。他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本科毕业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在明尼苏达获得博士学位。他曾任教于新墨西哥大学戏剧与舞蹈专业。退休之后，出于对戏剧的热爱，他又回到加州大学巴巴拉分校担任兼职教师。他的著作有《戏剧，艺术的原动力》（Theatre，the Dynamics of the Art），《揣度戏剧作品传递的信息》（Measuring the Message Delivered by a Dramatic Production）等。本书选入他的一篇论文《戏剧的史前阶段》（The Prehistory of Theatre）。这篇文章曾被收录于1999年出版的布雷特·库克（Brett Cooke）和弗雷德里克·特纳（Frederick Turner）所编写的论文集《生物诗学：艺术的进化论阐释》（Biopoetics： Evolutionary Explorations in the Arts）一书当中。
在《戏剧的史前阶段》一文里，布莱恩无疑为我们审视戏剧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布莱恩认为，一直以来，学界对于戏剧在人类早期社会中的发展状况并没有给予足够重视。例如，在他曾任教的新墨西哥大学，戏剧专业的学生要用整整三个学期来学习自古希腊以来的戏剧历史，而在公元前5世纪之前，人类上千年与戏剧有关的活动“用一两节课就能讲完”。但是，恰恰是在那一“无法想象的漫长时期”里，戏剧的真实特性才得以展现出来，其功能也逐步得以完善。我们要从宏观上把握戏剧的本质，预测它的发展前景，便不能绕开这一时期。
由于戏剧活动如同其他人类行为一样，具有“转瞬即逝”的特征；并且，由于原始社会的人类活动鲜有文字记录可供求证，所以作者并没有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展开讨论，而是借助于生物社会学理论，提出了在这一时期六个影响戏剧发展进程的基本范畴。即人的心智能力、宗教与戏剧的关系、戏剧的功能问题、艺术形式的发展过程以及当代戏剧与原始社会戏剧的可比性。他把它们称之为一条道路上的“挑战”和“转折”。需要指出的是，这几个范畴在时间上并非相继的关系，而是从不同角度构成了作者讨论戏剧起源的理论框架。
统领全文的一对关键词是“表演”和”“表演共识”。它们是人类众多交流活动的一部分，同时，也构成了戏剧活动的基础。在文章的第一部分，作者讨论了需要达成表演和表演共识的两大心智要素——精神敏锐度和语言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前者是第一位的，后者位居第二。在第二部分当中，作者进一步强调了表演及表演共识所具有的普遍性特征。正因如此，戏剧的出现并不像是火药、蒸汽动力的发明创造那样具有相对独立性，而是更接近于语言、烹调和农业的产生。文章的第三部分是关于戏剧与宗教关系问题的探讨。作者显然并不认同戏剧来源于宗教这一流行观点，恰恰相反，他认为是宗教利用了表演这一活动来表达自身，就像它同样会利用语言、音乐、舞蹈和其他活动一样。表演和简单二元的表演共识在宗教仪式出现之前就已经产生了。在第四部分，作者在更大程度上借助于生物社会学理论解释了表演活动存在的合理性。他从两点出发，提出戏剧可以满足人们获取生存经验的动物性本能。一方面，戏剧通过引人入胜的情节来吸引观众，达到“移情”的效果；另一方面，它通过强调其固有的“伪装”行为让观众自己去辨别真假，从而在真实的社会环境下做出抉择，这与家长故意戏弄孩子的情况有几分相似。第五部分探讨了表演和表演共识怎样一步步由人类的普遍交流活动发展为戏剧艺术。作者提出，戏剧和人们的吃饭、穿衣一样，经历了阶梯式的发展过程。尽管这一过程当中的不同阶段有着价值观和行为上的差异，但戏剧的根本功能是不变的。这就像人们在今天的餐饮当中追求审美情趣，但饮食最根本的目的还是为了摄取营养，以维持生存。在进化的过程当中，戏剧与两栖动物进化为哺乳动物的情况并没有可比性，因为“戏剧最初、最原始的元素被保留了下来”，也就是说，表演和表演共识在今天仍然发挥着作用。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作者转而讨论远古时代的戏剧与当今戏剧的可比性。他引证指出，尽管1万5千多年以来地球经历沧桑巨变，但人类的身体和大脑却没有什么变化。戏剧艺术一直以来都以其自身的特性帮助我们平衡着自身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在电影和电视大行其道，戏剧逐渐式微的现实环境下，我们更加有必要去了解戏剧，追溯它的发展起源，因为“只有当我们充分了解一种艺术的发展史，才能断定它是否已经被取代。”
我们在布莱恩的描述中和远古时代的人类以及其他生物进行了一次对话，从而从更为宏观的历史角度和人类学角度对戏剧进行了彻底的考察。那么，戏剧是否会如同那些消失的物种那样，在未来的某一天也走向消亡？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正如布莱恩在文中所指出的那样，“表演”与“表演共识”是一直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而逐步发展的交流活动，只要人类当中仍然存在着表现自我的本能，以及人们对于表演活动的普遍欣赏和认同，戏剧便能一直保持它的生命力。并且，戏剧带给现场观众的那种“感同身受”的影响力是其他任何艺术形式所不能替代的。法国电影评论家安德烈·巴赞就曾指出：“我们不得不承认，当幕布落下之后，戏剧给我们留下的愉悦，比起看完一部好影片获得的满足有一种难以言传的更令人振奋、更高雅的东西。也许，还应该说，更有道德的教益……”[1]还有一点，假如真如尼古拉斯·汉弗莱的理论所描述的那样——艺术是扩大人类认知能力的好方法，那么戏剧作为一种艺术一直以来都在帮助我们获取生存经验，它的重要性在以后还将不断地发挥出来。任何关于戏剧将要消亡的论断在这种前提下仿佛都显得过于武断。
延伸阅读文献
1.Brett Cooke，and Frederick Turner，eds. Biopoetics： Evolutionary Explorations in the Arts， Lexington： ICUS，1999.
2.Robert Storey，Mimesis and the Human Animal： On the Biogenetic Foundations of Literary Representation， Evanston： Northwestern UP，1996．
■经典文献
戏剧的史前阶段
——一条道路的六条转弯
我已经在众多学院、大学教了近三十年的戏剧史，但我仍将把自己最感兴趣的方向讲下去。部分原因是由于我落入了传统布下的陷阱。这个传统仿佛要求戏剧史的课程应在最长的历史阶段花费最少的课时。例如，在新墨西哥大学，戏剧专业的学生要用三个学期来学习戏剧史，但实际课时与历史跨度的比例却耐人寻味：学习大概两千多年约定俗成的戏剧史需要第一学期的14周时间；第二学期学习接下来250年的历史；而最近的一百年占据了第三学期的14周时间。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以前，人类上千年的戏剧活动用一两节课就能讲完。而我，却正是对漫长的史前阶段最感兴趣，因为戏剧的真实特性和功用正是在这一无法想象的漫长时期得到了揭示，以及完善。
或许对于古代戏剧历史状况的不够重视是由名称引起的：戏剧“史”暗示着我们关注的是有文字记录可考的戏剧传统。但我所认识和尊敬的大部分教师更倾向于把这一传统放在工业革命以前的文化（例如澳大利亚土著文化）当中去考察，而且，他们关注完全没有载于史料的历史碎片（例如意大利南部的守卫者滑稽戏）。或许，我们没有花费足够时间去关注史前戏剧是因为它貌似对于我们最热爱的西方高雅艺术并没有直接影响。这种看法或许不无道理，忽视史前戏剧的最好解释是习惯与无知。一直以来，戏剧史的课程都始于古希腊，因为惯性，我们简单地延续了这一传统。但是，一直到近年来我们都没有一个用来探究古代戏剧的理论框架，而这是同样重要的。只有当这一难题被攻克，首要问题才会迎刃而解。我们一开始就面临着仿佛是一团乱麻的问题：在古希腊时期以前，有没有我们可以称之为戏剧的活动？如果有，它是怎样产生的？它在何时产生？最重要的是，它何以为此？
生物社会学理论会给我们带来部分启发，但也有问题存在—虽然我更愿意将它们看做是挑战或转折——在这个时候，人们必须要做出定夺。我已经花了些力气把它们一一指出，因为每一个读者都理应明白，此时会有概念上的选择。在多数情况下，因为有生物社会学帮助我们理解，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飞跃不再显得那么咄咄逼人。然而，确凿证据的缺乏依然是个难题。我们发现，戏剧活动最突出的特点正如所有的人类关系一样，转瞬即逝。但是，没有人仅仅因为偶尔的证据不足，就怀疑原始人类缺乏友谊、爱情、或者对世界的主导。并且，复杂的戏剧活动有其外在的表现形式，包括面具、剧本、戏服、化妆品和其他人工装饰品、道具、雕像，以及简陋的表演场所。这些东西如同人类自身一样，都会受到时光的**。因此，我们如果对戏剧这一艺术形式提出过高要求，而没有像这样要求其他人类活动，是不公平的。
第一个挑战：心智能力
首先有必要确认的是，表演（enactment）和接下来的表演共识（performance contract）是当今所有人类交流活动中的一部分。我们同时也要相信，生活在20万年前的人类祖先也会从事表演。有没有证据表明这种脑力活动在史前文化中是不可能的呢？本文远远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它确实很重要。如果史前人类的智力水平过于低级，以至于不能促成我们所寻求的飞跃，那么这个问题便不言自明了。
要达成表演共识，需要怎样的智力水平？至少，参与者要能够辨别、记住两个概念：“自我（self）”与“非我（not-self）”。表演者和观众必须都意识到，前者的行为虽与当下不相称，却指向了另一场合。并且，观众必须清楚，表演者是有意而为之。因此，在表演者各种混杂的信号当中得有一个暗示着：“我只是在伪装”。如果没有这种信号，情况至少会令人沮丧，甚至变得危险。大多数动物都对其同类的反常行为有敏锐的警觉性。假如它们发现同类行为异常，便计划着采取行动来对付它。轻则排挤异类，重则将其杀死。其实在生物学上，这种行为有着深刻的依据：对动物群体来说，任何个体做出与其周围环境不相称的动作，在短期内都将是潜在的威胁。从长远来看，这个动物更有可能成为整个物种基因上的祸害，因此，它当然会被孤立。或许这种生物倾向恰好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在面对精神失常者时，会感到极度不悦。人们说，疯癫的人使他们毛骨悚然。（此类表征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情绪的生物学起源，“毛骨悚然”是由于背部、颈部上已退化的肌肉受到了刺激。在我们祖先身上，这些肌肉会在任何受到惊吓或激怒时让那时候更长的毛发竖起来，从而扩大自身轮廓，在敌人面前显得更加庞大）
假扮其他角色需要非常复杂的大脑机制，两岁以上的儿童便能初步做到这一点[2]。然而，这种活动的复杂性会随着人年龄的增长而递增。到了7岁，大多数智力正常的儿童都可以和至少一个伙伴共同创造出想象中的世界，在那里，住着一群拥有超凡能力的神话人物。从这个角度看，问题的思路转变为通过回溯人类的神经系统发展过程，从而找到历史上的某一特殊的时间段，在这一阶段，专家们会认可一个成人的智力水平能达到当今一个心智健全的七岁儿童的智力水平。多数专家认为这要早于一百万年以前。
因为现代人类的心智能力与语言息息相关，人类大脑进化的问题同时又与颇有争议的语言发展过程联系起来。关于这个问题，众说纷纭。有些古人类学家认为语言相对出现较晚。他们当中有些人甚至认为，语言赋予了克罗马农人强大的优势，以至于仅仅凭借这一点，他们就在1万5千年前至1万7千年前取代了其沉默的祖先——尼安得特尔人。然而，也有一些模糊的证据表明，语言可能在那之前很长一段时期便有所发展了。例如，研究发现，生活在190万年以前的奥杜瓦伊人使用左手和右手的概率与现代人是相同的。既然人的手脚使用偏侧性与大脑分工（即脑部偏侧性）密切相关，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弄清楚还有什么任务是与不同脑叶相联系的。语言，便是在人类进化过程当中大脑出现分工的结果。在如此早期的原始人当中发现脑部偏侧性，暗示了语言的存在。（与我们血缘最接近的灵长类动物黑猩猩几乎没有“偏侧性”，但是，它们却拥有简单语言所需要的智力水平。对黑猩猩的实验表明，它们不能开口说话是由于缺乏必不可少的喉部结构，而非智力不够。黑猩猩在学习美式手语或者身体语言时，表现得相当出色）
语言是否必需这个问题，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都扑朔迷离。首先，语言在假想游戏当中并不必要。许多动物仿佛都能简单地进行此类活动。幼狮、老虎、家猫可以不停假装着互相追逐、打斗。为了扩大游戏范围，它们也接受其他动物的伪装。它们的父母一边打瞌睡一边观战，知道这仅仅是游戏，很少介入——除了少数情况。黑猩猩则不分年龄地进行着更加复杂的假想游戏。它们会采取策略诱导其他参与者共同完成。实际上，为了防止危险和混乱发生，黑猩猩会露出“戏剧面孔（play face）”，表示即使是其最危险的行为也不过是“玩笑”。
因此，我们发现，实际上要达成表演共识，首先需要一定的精神敏锐度，其次才是语言。唯一可能的是，想象的能力，以及在抽象的、具有象征意义的交流中组合、重组象征物的能力，在表达流利语言所需的器官产生之前就产生了。否则，我们独特的声带，灵活的舌头，以及用来发声的谐振腔在进化过程当中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几乎为零，或者微乎其微。
人们一定记得，仅仅一个世纪以前语言学家还在讨论语言是否在距今几万年前形成的。有些人进一步指出，法国南部一些洞穴里绘画出于一个没有语言能力的族群之手。今天，这样的假设看起来很荒谬。因为，大量证据显示，人类进化过程当中最特殊的战略——精细、复杂的语言，在那之前很早就出现了。但是，早了多久？尼安得特尔人有语言能力吗？非洲能人呢？
在我们难以想象的人类历史早期，富有表达意味的扮演可能已经出现了，并且，它很快被各式各样的宗教仪式所吸纳。
第二个挑战：戏剧的传播与独立发展
用表演共识来定义戏剧，包含了许多暗示，但没有一个比以下的这个暗示更为重要：既然表演共识仿佛在人类当中普遍存在，那么，我们必须确定它是源自传播普及还是独立创造。几个世纪以来，人们普遍相信，戏剧活动在任何发展中的社会里都会适时地出现，正如火药和蒸汽动力的使用一样。所以，戏剧作为一种高雅艺术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和公元9世纪的中国得到发展，正是这两国文明之伟大的一个表现。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是标志着希腊与中国在多大程度上准备进入“黄金时期”的一个基准。当然，这两个文明在时空上的差距也证明了第二个观点：戏剧的独立性。这表明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能够在两种独立的文化当中自然形成。当然，前提是有适当的文化土壤。
然而，要是不论其所在的文明发展程度如何，某一艺术形式的必要元素总能在这个文明当中找到，那么，以上的假设就受到了挑战，正如表演共识中的例子。因此我们可以提出相反的观点：在表演共识里占据核心地位，被我们称之为“表演”的人类交流方式，是人类诸多交流方式当中的一种。只有当这种常见的活动选择得到支持和鼓励，它才会迎合文化上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处理的就不是一种独创的艺术了，而是一种普遍的沟通能力的传播和发展。鉴于此，戏剧的起源与火药、蒸汽动力的发明没有什么可比性，而是更接近于语言、烹饪以及农业的产生。
表演共识是人们永恒的活动选择吗？在史前时期，它是人们的选择之一吗？这两个问题都没有定论。首先，要宣布表演共识在某些人类文明当中不存在，一个人必须熟知历史上出现过的所有文明。即使这样，如果仅是在有限的文明当中没有发现表演共识，也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可以说，表演活动的缺乏是由于人类天性受到强烈压抑所导致的反常现象，关于一些扮演活动在史前文化中存在的资料会更有意义。遗憾的是，这种活动并不能留下什么可靠证据。我们不得不在人们可能拥有的能力当中讨论这个问题。
最近的《国家地理》特别节目记录了非洲中部的一个小部落，我们看看这个就已足够。再也没有比它们更封闭的部落了，这个集体当中几乎没有人见过任何形式的戏剧表演，尤其是电视和电影。然而，我们所要寻找的表演类型在他们的生活里正循环往复地发生着。其中一个简单的例子，是摄影师偶然拍的画面：在被当今旅行者当做栖息场所的简陋草屋周围，一个年轻的父亲正在与其幼子玩耍、交谈。孩子一开始骑在父亲的背上，后来在玩耍过程当中，转到了他的胸前，并且开始搂着他的脖子。孩子对于这种新姿势似乎发生了兴趣，于是他的父亲轻描淡写地说，小猴子就是这样被抱着的。父亲随后灵机一动，开始模仿大猩猩走路的样子，嘴里发出呜呜的声音。起初他这样做仿佛只是为了给孩子看，但附近茅屋前坐着的一群妇女很快成为了他的观众，她们笑着大声鼓励这位父亲。因此，他的表演也明显地是为了愉悦她们。实际上，妇女们的欣赏动机显而易见：这个父亲把带着幼崽的大猩猩表演得惟妙惟肖。
整个场景播出了大约两分钟，它看上去完全是一场即兴的、自发的表演（虽然我们不确定摄像机的潜在作用，但是当事人对它的介入毫不知情）。这个场景的确引人入胜，因为观众们会无一例外地感到真实，它是所有家长都能为孩子创造出的景象。在周围有亲戚欣赏的情况下，家长的表演会更加形象。我相信，大多数美国家庭的录像带中一定有与此相类似的画面。
第三个挑战：宗教与戏剧
在几乎所有戏剧历史书的前几章，都有一个共识——你也可以把它看做一种礼仪上例行的鞠躬，即，戏剧可能是由某种宗教仪式演化而来。通常，戏剧效果（drama）与戏剧场面（theatre）的混淆，让两者之间的联系显得无法辩驳。毕竟，已存的宗教仪式只需要一位高明的作家（或者，只要有类似于古希腊游吟诗人的传统）就能变成强大的文学传统。
在宗教仪式的扮演当中，表演共识会在最重大的事件上得到应用。表演者所扮演的“他者”可能是本部落开天辟地的英雄，如同祖尼人在其冬季部落面具神仪式（shalako）中所表现出的那样。另外，表演者也会扮演自然界的一部分，例如，他们可以是美国西北部原始美洲部落的大马哈鱼之灵，也可以是天主教弥撒当中的救世主。假如上述论点成立，那么在这些例子当中，宗教利用了扮演这一活动，正如同它也会利用语言、音乐、舞蹈、身体装饰，或者其他数不胜数的行为一样——它们能攫取参与者的注意力，也能对行动者本身施加特殊影响。表演的正式影响成为最重要的内容。在某些情况下，宗教活动礼仪上的要求烦琐不堪，以至于其本来的内容完全被压倒或边缘化了，剩下的，只是体现礼仪价值的表演。例如，从其长久的发展历程来看，舞蹈已经失去了它原本的模仿意味，而完全独立演化出来。日本雅乐——皇家宫廷舞蹈剧，便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它明显源自对于战争和其他角斗场面的模仿，但早就失去这部分含义了。今天，它完全因礼仪上的价值而存在。
把仪式上的扮演当做宗教活动，带来了有趣的问题。（以上这个句子却一点也体现不出来：在工业化以前的社会，区分宗教和生活的其他方面都是徒劳。因此，关于扮演和宗教活动的任何划分不过是人为的）表演共识要求表演者“假扮”除自己之外的某样事物。只要表演者确实在假扮，这个活动就不会显得特别复杂。例如，祖尼人的神并不自己现身，而是派遣了表演者来代替他们。但是，如果表演者被神灵或者圣灵所取代了，又会怎样呢？在着迷的状态下，为了使活动延续，演员的身体完全被某样东西所占据，观众看到的并不是神灵的替代者，而是神显灵的真正迹象。且先不讨论神灵是否真的存在，从这个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出人们疑惑和信任的程度。在表演共识当中，观众试图运用常识去相信，表演者正在演戏；但在仪式的扮演当中，观众（以及大多数情况下的演员）则相信，神对于表演者的替代是完整的。在这种情况下，表演共识并不起作用。
然而人类学家声称，实际上，信仰与怀疑之间会非常不平衡，甚于理论预计。许多萨满巫医说，他们希望自己在入道过程中是完全投入的，但是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也姑且继续扮演角色。不管相信巫医完全被神灵附身与否，他们的病人都给出了正面的评价。
从以上两种立场可以清楚地看到，简单的、二元的表演共识可以融入到宗教仪式当中。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扮演——进而表演共识，先于宗教仪式而产生，而非后者先于前者。
第四个挑战：功能问题
在进化论当中有一条信仰，即任何生命体持续的变化必然会使它在特殊的生态学功能上受益。因此，不管某种鱼类或者鸟类的颜色有多么奇怪；不管鲸鱼的骨架结构有多么惊人，软体动物的贝壳有多么迷人；不管一些成年雄鹿的犄角有多么奇怪、不实用；或者，不管疣猪的牙齿有多么不便，这种结构都清楚地显示，它为动物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从而使得这个生物在特定的生态学功能上获得了优势。
同样的定律适用于所有生物。有关动物行为的研究，即动物行为学揭示，最不可思议和看起来并不具备普遍性的行为模式对动物来说具有明确的功用。从动物世界到植物王国，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从看起来最小、最简单的生物到那些看起来最大、最复杂的生物，它们的某些行为模式进一步证明：这些行为就像身体形状一样，被保留下来并得到强化，从而帮助物体得到成功进化。
在所有人类活动当中，艺术最引人注目。它不仅广泛存在于我们这个物种，比任何动物的行为都要突出，并且，即使在最艰苦的环境里，我们也从事着这项活动。其实，如果我们在人类行为当中展开一项能力调查，就会惊讶地发现表演活动是怎样支配了我们的生活。有研究者提出，表演是人类第四大广泛的活动，前面依次为睡觉、觅食和做饭、打扮。唯一可能的结论便是，艺术当中包含了一种进化的稳固策略。这一术语表明，艺术活动一旦诞生，便会因为它带来的某种好处而延续下去。
但是，这种好处是什么呢？它有没有其他的多重益处？或者，是一种好处带来了附带的好处？这是问题的关键。如果没有优势，这种行为就失去了意义。在偶然出现一段时间过后，它就会消亡。
对于被定义为戏剧的人类行为，我假设它有两种不同的益处。同时，它们也是要促成表演共识达成的两种潜在因素。两者都不完善，却也不排斥对方。我想，它们不会代替彼此，成为最核心的那一个。或许，我忽略了其他更为重要的因素，但在这里我们需要一个假设：一个不仅考虑到益处，同时也考虑到在达尔文理论模式当中发挥作用的严肃论断。
在论文集《心灵失而复得的发展历程篇》当中，尼古拉斯·汉弗莱提出了一种理论，以解释为何人类具有高度发达的自我意识。具体地说，他解答了人类为什么花费大量时间去在意自己的大脑活动这个问题。我们执迷于弄清自我动机，有什么样的好处？尽管没有足够证据，但仿佛没有其他动物花这么多的时间沉思、反省、想象、最终挖掘出经验。有足够证据表明，泛滥的自我意识，汉弗莱书名中“意识”的美国说法）会降低身体活动效率，甚至给思虑过多的人带来灾难。莎翁剧作《哈姆雷特》的流行表明，人们确实相信过多的沉思是危险的。但是，假如真的这样，那么它在缓和人类行为方面的价值呢？
汉弗莱认为，人的自我意识是一种为了防御最危险的敌人——其他人类的一种努力。简言之，他认为自我意识就像是一个用来理解他人行为的小器官：通过检查自身经验，我们能更好地了解到他人在做什么，可能在做什么。那些最了解别人的人正是拥有了大量可供分析的信息。
我们怎样去获得这些关于人类行为的信息？答案显而易见：生活得长寿且丰富，通过把握在大多数情况下烦琐的细节，去接触各式各样的人类活动。遗憾的是，这并不现实，并非所有人都有幸享受如此多姿多彩的生活。时间，与经验同样重要，并且它是问题的核心。一个20岁的人（例如男性）与40岁的人互相竞争，两者获胜的概率可能差不多。但是，假如有两个20岁的年轻人，其中一个拥有40岁人的智慧，那么，有经验的那一个将更容易获胜。同样，在所有的人类竞争当中，愚蠢的人可能并没有足够的寿命来学变聪明。
我们可以怎样很快地获得智慧？对于这个令人泄气的工作，人类的方法名目繁多。语言，便是其中一个。老人们只用于告诉他们心爱的后代，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学校教育与宗教教义与此作用相同。但是，我们以教书为生的人却很清楚教导的局限性。因为教导并不意味着我们所告知的内容会被受众吸纳，进而转化为行动。（实际上，我们当中的犬儒主义者已经开始怀疑教导可能不会确保某些内容被避免实施了）
在人类历史上，寻找有效途径以吸取他人经验的需要一直考验着我们的想象力。汉弗莱提出，当我们试图去了解他人、扩大认知能力时，艺术是其中的一个办法。他直接提到了诗歌、小说、电影，但他的理论适用于任何艺术形式。戏剧是突出的一例。个中原因，是被我们广泛所知的移情能力发挥了作用，这是一种“深入”感觉他人的生活的能力。在他人的生活当中投入情感是我们身临其境的最佳方式，因而也能从他们的经验中获益。苏珊·朗格（Suzanne Langer）最先把戏剧的特殊力量定义为“可见的历史”。我想，把它称之为“可见的自传”更为合适。在体现戏剧的过程当中，观众被邀请参与到许多生命里去，从每位演员那里他们都能了解许多东西。
与汉弗莱的理论相符合的是，观众走出剧院就会发现，在外面那个竞争激烈的世界里，许多其他的经验都是新奇的，但又不显得突兀，以至于无用。这时，戏剧的功用体现得最为明显。人们通过观察得到的经验可能不及亲身体验来的真切，但是，他们又比那些从来没有机会获得这些经验的人胜出许多倍。即使是这样，选择的强大力量还会给那些间接经验最丰富的人以最大优势。因此，戏剧活动就不得不使它自己变得更加引人入胜、惊心动魄，从而令人难忘。以上的每个要素都会被观众考虑进去，以判断这场戏剧是否能为他们带来与亲身经历相同、甚至更为深刻的大脑印象。尽管这看起来有些矛盾，但实际上，即使是通过亲身经历获得的体验，也可能不及在看到舞台上被强化的表演（或者小说、诗歌、电影里的情节）之后那样感受强烈。
因此，汉弗莱的基本理论使我们看到，戏剧通过告诉观众如何在社会环境下做出有意义的决定，从而扩大了人们的选择空间。这种理论很大程度上侧重于戏剧体验。
还有一个观点或许另辟蹊径：戏剧通过强调其固有的伪装行为来达到这一目的。伪装是人类文明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并非只有人才从事伪装活动，它在其他生物当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动物的掩饰、躲藏都是清楚地为了迷惑其天敌或猎物。而人类的伪装不是为了防范异类，而是同类。
雄鹿试着让自己看起来更为可怕，这便是一种伪装。在人类之外，动物界误导同类、敌人、竞争者的例子数不胜数。但世代从事这项活动的无冕之王肯定是人类。只有我们才会把成功的伪装行为当做日常交流里期望收获的东西（“亲爱的，你看起来美极了”），并且，即使不是在理论上，也会在行动上用无数方式予以回报。实际上，世界各大宗教对于伪装看上去似乎无休止的控诉恰恰证明了它在我们整个文明当中是怎样长久而又永恒存在的。
只要有了以上信息，一个人类行为学家可能就会对历史的发展做出预测。进化论当中有一条铁的规则：没有一个物种能够随心所欲地运用某种策略，不管它是多么有效。虽然现在看来，伪装可能是一项成功的策略，但促使它形成的同一动机也会要求相反的策略产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行为学家推断，人们会马上采取其他方式察觉伪装。
事实的确如此。在每一个人类文化形态当中，人们在抨击伪装行为之余，都会采取相应措施以确保他人没有得逞。大人们通过指导儿童仔细观察、举例子，让孩子们看穿陌生人明显企图欺骗他们的用心。汉弗莱用大量篇幅着重强调了戏弄（teasing）在教导中的作用。一开始，他的例子看上去有些极端，但当我们把戏弄看做一种“识破诡计的训练”时，它的重要性便体现了出来。一位正在和儿子玩耍的父亲把玩具熊伸出窗外，说：“我准备把它扔出去，小熊会死，你也永远都见不到它了。”孩子如果不确定，会回答：“爸爸，你在开玩笑，是吗？”如果他明白父亲需要他的配合，可能会说：“爸爸，别那么做，小熊会摔断胳膊进医院的！”其他关于察觉伪装的例子同样明显，圣诞老人和拔牙齿的妖精就是意在让孩子们识破的伪装。实际上，家长们如果不能理解这些欺骗的真相，就会被孩子们的天真无忌弄得不舒服。随后，就会有无数的警告——那些尖下巴、肿眼泡、手心流汗的人不怀好意。这倒是给拥有如此特征的人带来了消极的影响。
有无数的博弈游戏同时锻炼了成功的伪装和成功的察觉伪装行为。扑克在这个方面最有传奇色彩。有趣的是，在游戏当中，展示纸牌技艺的胜出者会受到嘉奖，而他们在外面的世界里只得到了人们轻蔑的嘲笑，两种待遇大相径庭，这是很有意思的。
我在前文中已经提到过，表演共识的发展可能始于在人类具有伪装性的生活环境下，一系列可获得成功的策略。既然在许多场合中，两种重要的人类技能——伪装和察觉伪装都同时发生，那么，以上结论便显得尤其突出。我们可以说，这种策略与反策略之间的平衡将不可避免地使两者都得到强化，前者的提高会导致其相应的对策变得更加复杂。虽然我认为这个观点不是很有力，但我们也可以进一步提出，它正好能够解释艺术是怎样从曾经普普通通的社会实践当中发展出来的。这个观点虽然有趣，却会被一个简单的现实所推翻：如果真是那样，那些拥有高度发达的戏剧传统的社会将比那些没有戏剧传统的社会更善于伪装和察觉伪装。人类社会世世代代都充斥着所谓受到良好教育的人，他们自认为要比典型的原始部落人类更加狡猾。
第五个挑战：艺术形式的发展史
即使我们承认戏剧的根源存在于人类普遍的交流活动，还是有一个令人烦扰的问题不可回避，即这一复杂的艺术形式是怎样从这一起源发展起来的。既然要回答它就绕不开风俗活动，那么，类推的理论用在这里会比较合适。
高级烹调技艺、高级时尚和吃饭、穿衣的关系，就如同在社会语境下，高雅戏剧与表演共识的关系一样。在以上几种情况当中，或许都有一个行为的梯度。因此，把一只刚宰杀的猴子扔进篝火里以摄取高蛋白，和精心烤制一份馅饼具有了某种联系；同样，裹上熊皮从而保护、美化形体，和展示最新的巴黎时装也有了联系。在这个梯度上一步步的变化都根植于不同的价值观和行为。但是，它们在根本功能上大体等同。或者，确实如此吗？这是一个同样需要重视的问题：经过演变的行为暗示着功能的改变。那么，它们在功能上有着什么样的区别？
最突出的一个方面应该是美学功能的不同。在人的饮食上，审美意义是被逐步加强的，这在每一梯度都不难印证或推断。显然，人类对各种食物有着不同需求，但也有某一个临界点存在。一旦身体的基本要求达到满足，饮食的其他价值便会占据主导。可以想象，在我们进化过程当中的某一时期，我们对于饮食的审美倾向可能与黑猩猩或狒狒大致无异。
这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事实或许接近如此。与其他灵长目动物一样，为了维持生命，我们每天主要的目标大致上就是寻找并摄入足量的蛋白质、脂肪、糖以及淀粉。其他营养成分如微量元素、维生素和适量纤维素并不是那么重要。在营养充足的时候，其他需求便上升了一个层次：食物的均衡搭配、预防肥胖的合理饮食、可以增进食欲的食谱。所有这些第二位的需求都有可能超过第一位的生存需求，或者至少对它进行强化。对于原始人类来说，他们饮食的上一层可能是把食物当做择偶和表达身份地位的筹码。例如，储藏食物可能是吸引异性的一种方式；比起肥胖的危险，他们觉得通过丰满的体态来展示个人地位显得更加重要。这种情况在无数的社会中得到体现，例如在前殖民时期的夏威夷人当中。饮食的最后一个阶段可能就是把准备食物和进食当成一种艺术。口味的精细、有关菜肴色泽和质地的审美、高超的厨技（例如，把羽毛重新摆放在已经烧好的野鸡身上）都成为了饮食的一部分。这些内容远远要比单纯吸收蛋白质和卡路里更为重要。在我们讨论完这个例子之前，有必要指出，没有什么阻挡得了人们享受所有的饮食经验。一个美食家偶尔享受着自家花园里举行的烤肉野餐，而一位赫赫有名的美食编辑也可能在上班路上啃着汉堡和薯条。
大致上相同的历程也一定在戏剧的发展史上出现过：一种广泛的沟通技巧以不同形式被采用，有些发挥着最原始的功能，有些则强调衍生的功能。例如，这里也许存在着戏剧和宗教礼仪的同一根基。在人类交流活动当中已经榜上有名的表演和表演共识可能会在宗教仪式当中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选择，尤其在我们的祖先需要去解释、表现大自然的神秘（特别是那些容易被人类解释的方面）的时候。所以，通过人们熟悉和可以接受的技巧，对于神灵的扮演表现出了造物主的神秘。戏剧定位从宗教意义向审美意义的转变在西方文化有历史记载的时期得到了完成：在公元前5世纪前期，戏剧，尤其是悲剧，从赞扬神灵转变为表现在美学上、哲学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艺术行为。困扰当今批评家的问题是如何用更久远的宗教功能，而不是更近的世俗功能去理解这一时期的古希腊戏剧。
戏剧史中的另一个问题，是我们认为公元6世纪后期与公元7世纪前期的古希腊戏剧是从整个文化当中撷取素材从而单独创作的。这成为了一个传统上的需要。因此，我们兴奋地发现，仿佛是狄斯比斯创造了悲剧，而不是简单地将表演和表演共识运用于希腊完善的、对于酒神的赞美传统当中，不管那些表演有多么重要。
关于艺术的阶梯式发展的理论在这里显得很有用，但它也有弊端。它暗示着，艺术最初的功能被弃之不顾，如同哺乳动物从两栖动物进化而来，因此已经丧失了后者的习性。虽然在生物学领域情况是这样，但是戏剧肯定不会如此。戏剧最初、最原始的元素被保留了下来，但只有在我们了解到戏剧原始的功能之后它们才会变得有意义。例如，既然我们清楚看到，表演共识根植于人们对于某些社会规则的理解，那么人人都会承认有一个契约发挥了作用，都一定“明确”表演活动正在发生。所以，我们肯定期待着这时会有人花费时间和气力来提醒大家这一事件的特点。各种例子不胜枚举。我们会期待，所有的戏剧传统都有一套惯例，用来明确地提醒大家演出的开始和终止。在某些文化当中，人们通过复杂的祈祷和其他宗教仪式来做到这一点；另一些则运用了幕布、序曲以及对灯光的控制。戏剧上演的地方一定要被某种方式修整过，以使其明显区别于周围的环境。这就是那些巡回演出的演员们在城市的广场上搭建简陋戏台的用意所在。这也是纽约林肯中心和斯卡拉歌剧院的作用。与其说演员的戏服试图让观众相信他们就是某些人，不如说这些服装正时刻提醒着，他们正在假扮某些人。在现实主义戏剧占据统治地位的今天，我们可以去回顾，显性的风格化演出并不是荒谬的返祖现象，而是意义重大地提醒着我们艺术的根源。
第六个挑战：可比性
我们今天的戏剧“需求”在多大程度上与远古时代是相同的？如果我们已经“进化”得超越了戏剧进化的框架，或者，我们被戏剧满足的需求也会被其他社会风俗或者科技发展所满足，那么关于过去的知识可能没什么帮助。在这种情况下，戏剧的史前真相在学术方面仍然有趣——却显得完全无关紧要。
但是，大量令人叹为观止的研究与推断表明，虽然现代人类居住的环境在过去的1万5千年里历经巨变，人类的身体和大脑却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我们正困难地强迫着让已适应了一种环境的身体和大脑去适应新的环境。由此产生出的不协调和不适应可能催生出与千万年前完全不同的对策。
或者，未必尽然。人类先天具有适应性。从人类最早的起源开始，我们就生活在其他物种根本不可能战胜的恶劣环境当中。我们今天所感到的不适应，或许不过是人类具有性格张力的又一佐证，这种张力使得我们成为好胜、好奇、具备可塑性的物种。假如艺术——包括戏剧——一直以来都在帮助我们平衡稳定与灵活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那么，在当下去理解艺术的这种功能再合适不过了。更进一步，现在也是通过充分了解戏剧源头，从而得到启发和益处的绝好时机。
虽然戏剧的根源难以追溯，或者令人难以接受，但它却对于理解这一艺术形式至关重要。许多现代戏剧仿佛都迷失了方向。面对电影的流行和电视的无孔不入，我们可以理解，一个戏剧艺术家会认为戏剧最初的重要性已经无可挽回地消失了。或许事实已如此。正如有些物种已经消失，我们怀疑文化习俗会重蹈覆辙也不是没有道理。然而，目前看来这种判断言之尚早。只有当我们充分了解一种艺术的发展史，才能断定它是否已经被取代。
我在这里试图描画出戏剧进化的发展道路，但在此途中的至少六个转折点上，人们是需要做出判断的。在每一处，整个戏剧传奇都可能展现出不同的特征。可以确定的是，有一个故事需要人来讲述。这个故事比我们现在所学的戏剧史更能追溯到人类进化过程中不为人知的地方，这个故事也要比今天的批评理论更能解释艺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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