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代艺术的实际状况看，艺术创作已不再像康德美学所标举的那样单纯凭借个体想象力的自由驱使，而是日益呈现出个人创造行为与主流价值体系的整合要求、文化产业体制的商业营销活动相交融的新特征。这就是说，在当代艺术创作中，个人的个性表达渴望、主流价值体系的整合需要和文化产业体制的商业利益要求是密切交融的。
第一，个性化仍是艺术的生命。无论当代艺术如何演进，艺术家的个性化追求依然重要，是艺术的生命。法国“新浪潮运动”代表任务之一特吕弗甚至认为：“电影较小说更有个性，像忏悔，像日记，是属于个人的和自传性质的。年轻的导演们将用第一人称表达自己，叙述他们的经历。”[7]特吕弗的著名影片《四百下》以他自己少年时期的坎坷经历为原型，通过平凡的日常生活和非戏剧化的、倾向于写实性的艺术手法，如非职业演员出演、大量采用实景拍摄和自然光照明、大量使用长镜头等，层层深入地展现了小主人公安托万孤独、敏感、苦闷、叛逆的内心世界。陈凯歌的《黄土地》通过黄河和黄土地的“流淌着的安详和凝滞中的躁动”展开文化反思；[8]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则试图构造以“飘舞的红旗”、“喧闹的锣鼓”和“狂奔的孩子”为代表的有力声像重拾“一个正处在青春期的国家中一群处于青春期的人”的青春记忆；[9]张艺谋凭借《英雄》展示了“一种新的中国电影美学——暂且叫做视觉凸现性美学”[10]。
第二，产业化体制的制约作用。不过，当代艺术的产业化进程决定了艺术不再单纯是艺术家个性的挥洒园地，而很大程度上是当代文化产业体制的体制化结果。特别是电影，它不再可能纯然是导演个人才情在银幕上的纵情挥洒，不再仅仅是他们的不计票房乃至摆脱文化管理体制的制约的自由创造，而必须首先适应文化产业体制的改革要求。1993年1月5日，随着《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的正式文件下发，国内的电影体制改革随之铺开。电影主管部门职能主要定位为宏观统筹规划、提供各种政策服务以及检查监督等，中影公司只保留“国外影片进口”的独家权利，各制片厂出品的影片可以自行处理国内外的发行销售事宜。各省市纷纷成立电影股份集团公司，将电影企业由原来的“全民所有制”转变为“股份制”，由原来的“事业性”转变为“经营性”。新的电影制播体制必然会对中国电影导演的创作观念产生重塑作用。回顾20世纪80年代中期，《黄土地》、《一个和八个》、《孩子王》等代表着中国电影当时最前卫、最反叛、最极致水平的作品都是拥有很少观众的。可以说，那时“第五代”导演们的头脑中根本没有“市场”这个概念。但是伴随着电影业被推向市场以及他们自身创作心态的日趋成熟和眼界的国际化，“第五代”导演的电影创作日益与大众的欣赏口味相结合，不断学习适应乃至引领电影产业化大潮。
张艺谋的《英雄》和《十面埋伏》，以一个充满东方魅力的“武侠品牌”走出了一条推动中国电影出征全球主流市场的道路。国产大片《英雄》的成功预示着好莱坞商业运作模式开始进入中国。一部优秀的影片就是一个能吸引消费者购买的品牌。具体说来，《英雄》的品牌效应来自以下三方面：明星品牌、导演及制作班子品牌、影片发行及衍生品开发品牌，三者互有区别但又紧密联系。
《英雄》的明星品牌从身价达1000万美元的“功夫皇帝”李连杰，到章子怡、梁朝伟、陈道明、张曼玉、甄子丹等，个个都是国际大牌明星，他们本身就是票房的保证。《英雄》的第二块招牌是其豪华的制作班底。除了国际知名导演张艺谋，被张艺谋招至麾下的也都身怀绝技：担纲《卧虎藏龙》作曲的谭盾，曾任《笑傲江湖》、《东方不败》、《新龙门客栈》武术指导的程晓东，参与黑泽明作品《乱》而获得奥斯卡最佳服装设计奖的日本设计师和田惠美等。此外，《英雄》由北京新画面影业有限公司发行，北京“耐可思传媒”负责宣传策划。这两家公司在中国电影业界的美誉度和营销实力共筑了《英雄》的第三张牌。好莱坞有一种“营销大于影片”的理念。有了品牌，自然有了票房，更为重要的是，从此可以在后电影产品开发中，获得滚雪球般的市场收益。《英雄》首先从纵向分销渠道取得了创纪录的票房收入和贴片广告收入，再从横向分销渠道取得CD、VCD、DVD、电视数码节目和宽带电影节目的版权收入，最后从立体分销模式取得一系列后电影产品收入——从推出同名小说《英雄》到纪录片《缘起》发行再到漫画、邮票和音像制品的发售。
张艺谋《英雄》的有益开拓具有标本意义，树立了导演个人独特视觉美学追求与现代电影制作发行体系及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较好融合的一个范例。片中的残剑（梁朝伟饰）主张“秦王不能杀”，他与飞雪（张曼玉饰）联手杀入宫内，却在关键时刻放弃“刺秦”。秦王嬴政从残剑的书法中悟到：“剑法的第一层境界讲求人剑合一，剑就是人，人就是剑，手中寸草，也是利器。其第二层境界，讲求手中无剑，剑在心中，虽赤手空拳，却能以剑气杀敌于百步之外。剑法的最高境界，则是手中无剑，心中也无剑，是以大胸怀包容一切，那便是不杀，便是和平。”在残剑看来，七国连年战乱，百姓受苦，唯有秦王能停止战乱，一统天下。因此，他甘心承受所有的非议和误解，毅然放弃刺秦。另一个赵国刺客无名（李连杰饰）最终也接受了他的想法。残剑和无名以天下苍生为念，选择放弃刺秦是能够自圆其说的，也符合当今世界谋求和平发展与统一安定的主流意识形态。
第三，在产业化体制下创作符合主流价值体系的艺术品牌。当代艺术创作的一个新特征在于，需要让艺术家的个性化追求沿着艺术产业化的体制轨道运行，直到打造出符合主流价值体系的艺术品牌。冯小刚的贺岁片一向广受市场和主流价值体系认可，同时又不失某种属于中国当代艺术的独特的个性特征，从而具备当代艺术创作的典型特征。冯小刚从不以“精英”自诩，对自身市民身份有明确认同，擅长以一种温情、平视的方式去描述都市小人物或平民在日常生活中的悲喜剧。他的作品《非诚勿扰》在主人公秦奋（葛优饰）与不同对象一路征婚的过程中，编织进各种当下的流行元素，诸如同性恋、推销墓地、未婚先孕、“小三”、炒股，等等。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影片首尾推销“分歧终端机”的桥段，着意凸显了导演借助人物之口所要表达的“21世纪什么最贵？和谐！”的主题指向。从叙事结构上看，可以将《非诚勿扰》这种小品串联式的形态看成是《甲方乙方》（冯小刚导演，1997）的某种延续，在秦奋与梁笑笑（舒淇饰）之间关系这一主体线索的铺展中，显现了“和谐”这一被主流价值体系和大众文化心理普遍接受的价值观。
当代艺术视野中的中国文学也同样体现作家个性、机构制作与社会整合需求的统一。1993年9月28日，作家周洪与出版社签约被“买断”的消息传出，一石激起千层浪，成为世所瞩目的新闻。有人戏称，这是中国内地作家第一张“卖身契”。在文化市场的作用下，一些高雅文学作品也不能完全置身事外。例如，具有较强历史感和较大思想深度的《白鹿原》，就是在出版商精心策划的宣传攻势中热热闹闹地走向读者的。应当看到，文学的大众化趋势与其主流价值体系倾向的温和、沉稳并行不悖。例如曾在文化市场行销上获得巨大成功的“布老虎”系列爱情小说就很聪明地不将“性”设定为主要卖点，签约女作家笔下的“性”通常文雅浪漫，男作家笔下的“性”也不会过“度”。这种文学“自律”有效保证了“布老虎”的生存安全。“布老虎”丛书明确定位阅读主体为“白领”阶层，生活中他们是循规蹈矩又不时“渴望**”的成功人士。丛书中有不少小说讲述“遭遇**”的故事，但“布老虎”的**并不会真正破坏什么，即使烧毁了婚姻，也不会烧毁对于人类本性美好的信任。发生冲突的人最终会达成和解、宽容。**而不导致堕落，即使堕落了也必须再度向“真善美”升华。这就构成市民社会能够接纳的“稳定的价值观”。
总之，当代艺术不可避免地走向社会群体整合诉求、大众文化心理需求和创作者个性表达要求之间的平衡与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