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会不仅不是一种被动的活动，相反具有很强的创造性。正是由于兴会的作用，使得审美活动成为艺术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正是借助兴会，使一些优秀的艺术作品得以流传下来，成为艺术经典。
1.兴会的创造性
从前面的兴会过程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艺术欣赏不仅不是一种被动的活动，而且是一项主动的、具有很强创造性的活动。现代心理学告诉我们，人的眼睛并不是像镜子一样观看事物。即使只是观看一件极其简单的东西，也需要经过大脑视觉区的极其复杂的识别和组织活动。可见，眼睛只是一个接受信息的器官，大脑才是处理和组织信息的器官。所以，在视觉活动中，起主导作用的器官不是眼睛而是大脑。正是这种看的二度性，使我们的视觉能摆脱自然刺激的制约，从新的方向去看物象。在这个方向上，看不是一种刺激反应的单向活动，而是体现了人的有机整体生命意向的选择性、创造性和组织性的活动。
比如，我们的视觉具有把对象形状完形化的趋向和作用。通过完形活动，不仅美化了对象，而且对对象进行了定型和分类。可见，人的视觉是有偏见的，因为人是一个有机的生命系统，人的各种心理活动都会影响着我们的感受。由此也就形成了个人看待万事万物的独特眼光。如果说普遍的眼光是习惯和规范的话，个人的眼光则是一种反习惯、反规范，它使人见到了与众不同的世界景象。
审美的看就是兴会。它是我们的创造力和表现力的自觉运用。一方面，它让我们的眼睛摆脱概念认识和功利欲望的束缚，返回到更直接、更原始的身体与世界交融的观看运动中。同时，它又让我们最内在的情感投入其中。可见，兴会不仅需要一双敏锐的眼睛，而且需要一个想象力强盛的大脑，更需要一颗热情而敏感的心灵。兴会由此成为一项以知觉为基础的想象性的人生体验活动。它向人们敞开了一个有意味的意象世界，人们在这个世界里创造性地体验自我与世界的根本统一，体验自我生存的无限意义和价值。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共鸣和濡染。这种审美体验不仅是人生的乐事，而且也具有很强的创造性。列奥·斯特劳斯在《什么是自由教育》中写道，“实际上，无论学生的精通程度如何，他们都只能通过伟大的书来接近不再是学生的老师，接近最伟大的心灵。因而，自由教育在于以特有的小心，研读最伟大的心灵所留下的伟大的书——在这种研读中，较有经验的学生帮助那些经验较少者，包括初学者”[9]。斯特劳斯所强调的就是对于经典作品的共鸣和濡染。
比如20世纪美国作家海明威对19世纪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芬历险记》的阅读，既是一种濡染，同时也是一种共鸣。马克·吐温是19世纪美国文学最杰出的代表之一。他的作品确立了美国文学一个经典性的主题——成长。而海明威正是在这个角度上成为20世纪美国文学描述成长主题的又一位经典作家。他的作品中塑造的男性成长形象就是对马克·吐温笔下男孩形象的一种解读和继续。
再比如，要提到中国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寻根派文学，就不得不提到一位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和他的作品《百年孤独》。1986年马尔克斯凭借这部作品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部作品在中国作家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马尔克斯对拉丁美洲文化的独特表达使中国作家们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于是寻找民族之根、文化之根的寻根派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当代文坛上形成了一种潮流。
而伯牙与钟子期知音相逢的故事，更是中国音乐史上的千古绝唱。“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选之闲，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汤汤若流水。’”（《吕氏春秋·本味》）古人弹琴，本意不是表演，而是明心见性，希望通过音乐来表达自己曲折巧妙的心境。伯牙为天下妙手，曲高和寡，但却能遇到钟子期如此知音。钟子期对伯牙就是一种深刻的共鸣。
2.兴会与经典传承
兴会使文化在对经典的反复欣赏中得以传承发展。刘勰《文心雕龙·宗经》中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10]宗白华先生在《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中也写道：“用心灵的俯仰的眼睛来看空间万象，我们的诗和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不是像那代表希腊空间感觉的有轮廓的立体雕像，不是像那表现埃及空间感的墓中的直线甬道，也不是那代表近代欧洲精神的伦勃朗的油画中渺茫无际追寻着的深空，而是俯仰自得的节奏化的音乐化了的中国人的宇宙感。”[11]这种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和情感表达方式正是通过兴会一代又一代传承下来。
《赵氏孤儿》的传承就是一个有趣的例证。这个故事最早应该来源于《史记·赵世家》。在《史记·赵世家》中，司马迁不惜笔墨，写出了一段人物生动、情节感人的故事，为以后各种版本的赵氏孤儿故事勾勒出了蓝本。其中的重点人物是赵氏门客程婴和公孙杵臼。两人设计保全了赵氏孤儿，尤其是程婴的形象十分引人注目。程婴身负忘恩负义、出卖朋友、残害忠良的“骂名”，偷出赵氏孤儿来到了山高谷深、僻静荒芜的盂山隐居起来。这一隐居就是十五年，就是这片与世隔绝的沟谷中，积聚了一老一少的复仇力量。赵氏孤儿终于长成了顶天立地的汉子。苍天不负有心人，程婴与赵武，在朝中韩厥的帮助下，里应外合，灭掉了权臣屠岸贾。赵氏冤情、程婴忠义和公孙杵臼忠烈都大白于天下。最后的程婴，并未品味胜利的美酒，十数年积聚的丧子、丧君及丧友之痛一并袭上心头。程婴自刎而死，赵武为此服孝三年。程婴这个人物身上所弘扬的守信、忠义、隐忍、坚毅、奉献等人格力量，成为后来中国人人格特征的理想摹本。所以这个故事不断流传，各种戏剧种类不断改写这个故事，但程婴这个形象的基本人格特征始终没有改变。
王国维在《宋元戏剧考》中，把《赵氏孤儿》与《窦娥冤》并列，称之“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法国作家伏尔泰以这个题材写出《中国孤儿》，在欧洲引起了很大的影响。还有人把它同莎士比亚的杰作《哈姆莱特》作比较。由此可见《赵氏孤儿》影响之大。可以说，作为经典的《赵氏孤儿》不仅通过各种艺术形式濡染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也引起了不同时代中国人的共鸣。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程婴就是理想的中国英雄的形象。2010年，第五代导演代表陈凯歌又以赵氏孤儿的故事为蓝本，拍出了新版的电影《赵氏孤儿》。他对《赵氏孤儿》的理解就是一个现代人对这个经典故事的一种创造性继承的过程。他一方面将程婴的行为动机进行转化，以一个现代人的理解，一个人不会为救别人而非常自觉、主动地把自己孩子献出来；但另一方面陈凯歌又渴望保留程婴身上美好的东西，渴望在这个历史人物身上找到与现代社会需求的某种关联点，也就是他的电影中一贯的对某种对社会有担当的悲剧人物的描绘。所以说，程婴的基本人格特征在这部电影里依然保留着。陈凯歌正是以这个故事的兴会过程，继续通过自己的电影来进行传承。
《赵氏孤儿》的经典形成过程从历史走向艺术，从东方走向西方，一直到作为大众媒介的电影，依然在续写着这个故事。这说明经典的形成一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令人惊异的是，在这个漫长的流变过程中，程婴这个形象的基本人格特征却一直保留着。这说明作为一个经典的艺术作品，一定有某种核心的艺术品质通过兴会的创造性接受过程被顽强地保留着，它不太容易被其他非艺术的因素所干扰和篡改，这是认定艺术经典时的一个可靠的证据。
一个时代艺术经典的确立，为这个时代的整体的艺术创作提供了一个标杆。这对于保持时代艺术的基本水准十分重要。但经典问题在近些年成为艺术界争论的话题，主要是因为艺术经典的标准和界限的泛化乃至消失，也反映我们时代文化多元化的趋向。艺术经典的变迁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精英结构解体的结果，也是当今大众文化、消费文化、边缘文化对传统主流文化消解的表现之一。当统一的标准失去其权威性之后，就会产生多种标准的争奇斗艳。因为以不同的标准去评价何为艺术经典，自然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这种解构经典的浪潮甚至催生了种种“艺术史危机论”和“艺术终结论”。因为当“标准”和“共识”都不存在的情况下，人人都有发言权，人人都可标榜为专家。在这种混乱的格局中，商业的逻辑、权力的法则可以更加轻易地渗透到艺术的自治领域。
所以，兴会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在于，在认定艺术经典的问题上，艺术的审美功能还是应该放在第一位的。一个优秀的艺术作品，首先带给欣赏者的是一个完整而高质量的艺术欣赏过程，由感触，生兴到达兴会，甚至兴味的过程。如果连这种基本的审美享受都无法给予欣赏者，根本就谈不到这个艺术品能否成为经典的问题。而且一个民族的审美趣味和审美感受也是通过兴会的创造性接受过程一代又一代传承下来的。如果忽略基本的审美接受过程和审美共识，直接将艺术作品都看作权力运作关系的表达，看作社会问题的镜像，将所有的艺术经典的形成都简单看作是政治运作的结果，就会造成政治对艺术的统治和遮蔽，失去了艺术的独立品质。
我们同样要重视的是精英艺术家和高雅艺术作品在艺术经典形成过程中的巨大作用。如果人人都是艺术家，一切经典都能被改写，篡改经典、发明经典和利用经典成为合法性行为。人们便不再抱有对经典的敬畏之心，最后面临着可能就真是艺术终结的恶劣后果。一个民族的艺术创作水准和欣赏水准都会不断下滑。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避免艺术经典的塑造变成少数拥有话语权的人物的特权，最好的办法就是给艺术作品一个宽容的接受环境，也就是建立一种金字塔形的艺术品接受过程。处在金字塔底层的是最广大的普通欣赏者，他们的兴会过程是一个艺术品能否被接受并最终成为经典最基本的力量。但在这个金字塔的塔尖，我们也需要一定数量的专业接受者来引导普通欣赏者进行艺术品的甄别和筛选过程。而连接他们的则是处在两者之间的各种带有目的的接受者和多样化的接受过程。这样就能保证更多优秀的艺术作品能进入历史视野，而历史对艺术品还会有一个漫长但公正的筛选过程。只有经过足够长的历史时间的接受考验，才能谈到艺术作品是否为经典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