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海回來11天後他再一次接觸了它。之前他曾暗暗發過誓言，再不許自己碰觸它，與其說一段音樂、一個樂章，倒不如說是內心某個空闊的場合、可以安放心靈的地方，沒有人去打攪的。
大劇院位於廣場西南方向，與它並排的是上海市人民政府、規劃展覽中心。你如果從一號線隧道出來，看不到它，你至少要走完城市規劃中心、市人民政府，才能到達它，特別要走完人民政府前麵高達二米以上的冬青樹，才能看見大劇院向上翹起的屋頂，證明是為音樂存在的建築。大劇院他來過幾次，十年前它剛落成還沒有進行演出他就來到過廣場，他不喜歡廣場中央的博物館，安放曆史遺體的地方無論如何也引不起他的興趣。有一年大劇院裏上演安德魯·韋伯的音樂劇《貓》，不巧“非典”肆虐，他在票務中心逗留了幾分鍾便離開了，現在劇院地下室還在賣《貓》劇紀念品，繪有《貓》標誌性圖案的陶瓷杯似乎透過五年之久的時光隧道來到他麵前。這次在上海他隻買了兩本書，奈保爾長篇小說《魔種》、君特·格拉斯回憶錄《剝洋蔥》，音樂會演出前一個小時，他在福州路一家麵館裏讀了兩章節《剝洋蔥》。因為還沒有到吃飯時間，麵館裏人很少，開了暖氣，燈光很亮，“無論是現如今，還是在前些年，用第三人稱把自己偽裝起來，這始終是一種**”，非常不錯的開頭，格拉斯寫出之前參加納粹軍隊幹的事情，“在鬥室狹窄的空間裏，我的童年結束了”。格老頭占據他的生活起碼十年了。
還有什麽比它更長？更精確點說，從結束的地方開始算，是柴科夫斯基第六交響曲《悲愴》。今晚上演洛林·馬澤爾指揮紐約愛樂樂團（New York Philharmonic）版《悲愴》。在自以為會區分單簧管和雙簧管奏出來的不同音、奏鳴曲式和交響曲式之後，他上路了，坐在一座大劇場裏，與眾多陌生人一起，成為陌生的一個、人群中的人。一年多前第一次聽交響樂時他打量偌大的一個劇場，為自己找準方向，舞台上擺著樂器和樂譜，音樂家們還沒有到，觀眾席上隻坐了零星幾個人，全景式音樂，至今他能回憶起音樂家們在台上試音及第一個音符在劇場裏飄動的情景，其實是些沒有旋律的音，他卻聽來渾身震顫。他到劇場比較早，紐約愛樂的音樂家們已經入席，調試手中的樂器，他們沒有坐滿劇院的舞台，隻有一個小樂團的規模，直到演出《悲愴》了，音樂家們才充實了整座劇場，直到他們把第三樂章進行曲吹奏出來，那整齊劃一的拍子、不間斷向上的軍號合奏式音調，倔強有力。馬澤爾抓住了老柴交響樂裏一個“悲”字，滿耳進行曲，卻讓我們咀嚼了一股悲涼的味道，貌似昂揚向上的前進步伐裏布滿了荊棘，要克服它，還是屈服？作曲家沒給個答案，指揮家也沒給個答案，聆樂者沉迷於它深深的黑暗裏，內心充滿了自責、無休止的掙紮，這還不！柴科夫斯基用詼諧性的進行曲將我們引領到了最終的絕望前麵，死亡向他發出了永恒的歎息與邀請，每個人都會有與死神共飲的那一天，偉大的音樂家用音樂達到了哲學的高度，我們感動於柴科夫斯基的《非愴》，洛林·馬澤爾與紐約愛樂一道為聆樂者作了一次永生的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