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及其禮與樂的傳播，不是從耶路撒冷而是從古敘利亞的大安提阿教會開始的。耶穌的門徒自稱基督徒始於安提阿。安提阿教會作為傳福音的教會，比耶路撒冷教會更積極於走出去傳播福音—從宗族走向異族萬邦，基督教與猶太教在此分野，但千絲萬縷的聯係，至今猶在。
1世紀，基督教在敘利亞生根並變成普適性宗教，自使徒保羅開始。當初的基督徒迫害者掃羅，在前往大馬士革的旅途中，發生著名的皈依，然後在大馬士革組織安提阿教會。大馬士革被《新約》提及67次，獨一無二。安提阿與羅馬、君士坦丁堡、亞曆山大裏亞、耶路撒冷成為五大宗主教區。今天仍在大馬士革的安提阿教會，宗主教仍使用全稱大安提阿、全東方希臘正統教會宗主教。安提阿宗主教區包括敘利亞、安納托利亞和美索不達米亞，這正是基督教禮拜音樂的起源地。
敘利亞地區公元前3000年—前2000年就產生迦南文化，使用米茲瑪爾笛、達拉布卡鼓、達夫鼓及羊角號等多種樂器。古埃及、迦太基、希臘、巴比倫、波斯等東方音樂特色明顯。伊斯蘭教興起前，敘利亞是羅馬帝國行省。作為基督教搖籃，教會音樂異常發達。7世紀，阿拉伯帝國征服敘利亞，居民才大多改信伊斯蘭教。但作為基督教讚美詩發源地，敘利亞教會聖詠曆史悠久，影響了整個歐洲音樂。敘利亞教會音樂、拜占庭教會音樂、羅馬教會聖樂都是八種調式。格裏高利聖詠的單旋律性、無伴奏、全音階、嚴格韻律等特點，都可以溯至拜占庭聖詠，拜占庭聖詠起源於敘利亞。
二三世紀，敘利亞教會首先盛行讚美歌（hymnody）。113年，小亞細亞的比西尼亞總督、傑出學者和著作家普林尼在給哈德良皇帝的奏折中介紹了“古怪基督徒”的狀況，他們“在日落前一個指定的白天（即星期天）集會，唱歌讚美基督猶如讚美神明”。他記述的既是聖禮也是聖樂結構，圍繞耶穌基督的禮、樂，兩千年來各基督教派從無更改。
早期教會注重合唱，這也是宗教改革中新教音樂的主要特色。新教有其東方淵源—馬丁·路德活動的主要區域是接壤正教東歐的薩克遜、圖林根地區。狂熱的天主教神學家喜歡把宗教改革運動與東正教捆在一起攻擊，認為這都是下層的迷信—他們忘了基督教起源正是“下層的迷信”。
拜占庭教會音樂同敘利亞、巴勒斯坦基督教聖詠一樣，源於猶太教會堂音樂。在巴爾幹半島各國、斯拉夫國家，教會把拜占庭聖詠從希臘語譯成本國語言。西部聖詠也是拜占庭聖詠的本地化—拉丁化。因為天主教神學本身就是希臘正教神學的拉丁化—最初三個世紀，希臘語是教會的官方語言，因為希臘語也是基督的語言—《新約全書》就是由希臘語寫作的。羅馬貴族認為，拉丁語是沒有文化的人的語言。
但後世的西歐，把拜占庭貶低為保守落後、一成不變的東方帝國。英國曆史學家愛德華·吉本把拜占庭1000年曆史說成是一個持續衰落的悲慘故事。歐洲音樂之母的拜占庭音樂，被《簡明牛津音樂史》（傑拉爾德·亞伯拉罕著）以“沒有形成自己的體係”一筆帶過。現代五線記譜法，使人們忽視了孕育紐姆符（neum）的拜占庭文化。對大小調的使用，使希臘聖詠八種基本調式進了故紙堆。
然而希臘的拜占庭的曆史不是一部衰亡史，拜占庭音樂並非沒有體係，其體係存在於特有的文化結構框架中。拜占庭音樂和頌詩是拉丁教會音樂的曆史起點，就像拉丁教會本身是從小亞細亞、北非，從耶路撒冷、亞曆山大裏亞和大馬士革來的一樣。在《中世紀音樂》中，裏斯（G·Reese）把拜占庭音樂、敘利亞音樂和猶太音樂視為整個歐美“西方”音樂之源。拜占庭教會音樂深受地中海沿岸意大利、斯拉夫及波斯、阿拉伯、土耳其影響。沒有什麽比音樂更敵視國界、種族、宗教隔絕了。各種旋律曲調，保加利亞的、波斯的、拉丁的樣式都滲透進來。這一音樂超越了1453年東羅馬帝國滅亡。基督教在穆斯林帝國命運坎坷，但土耳其、阿拉伯文化並未使基督教傳統完全喪失。拜占庭教會音樂發生了巨大變化，特定時代的樣式不存在了，但其精神基因一脈相承。
拜占庭音樂是一個神聖的證明，證明“一切人類皆兄弟”不僅是貝多芬的向往，而是活的現實。正如“安達盧西亞，五月萬歲”、“錫安，是否我不該來找你”、“消失的歐羅巴半島”等篇章中所努力證明的：在音樂中，宗教、種族、民族界限是不存在的。要想從“正統”西方宗教音樂中剔除猶太人、摩爾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吉卜賽人、波希米亞人的成分，隻能消滅音樂本身。如果嚴格遵循納粹主義邏輯，人類的音樂乃至人類思想本身就是猶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