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及其礼与乐的传播，不是从耶路撒冷而是从古叙利亚的大安提阿教会开始的。耶稣的门徒自称基督徒始于安提阿。安提阿教会作为传福音的教会，比耶路撒冷教会更积极于走出去传播福音—从宗族走向异族万邦，基督教与犹太教在此分野，但千丝万缕的联系，至今犹在。
1世纪，基督教在叙利亚生根并变成普适性宗教，自使徒保罗开始。当初的基督徒迫害者扫罗，在前往大马士革的旅途中，发生著名的皈依，然后在大马士革组织安提阿教会。大马士革被《新约》提及67次，独一无二。安提阿与罗马、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里亚、耶路撒冷成为五大宗主教区。今天仍在大马士革的安提阿教会，宗主教仍使用全称大安提阿、全东方希腊正统教会宗主教。安提阿宗主教区包括叙利亚、安纳托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这正是基督教礼拜音乐的起源地。
叙利亚地区公元前3000年—前2000年就产生迦南文化，使用米兹玛尔笛、达拉布卡鼓、达夫鼓及羊角号等多种乐器。古埃及、迦太基、希腊、巴比伦、波斯等东方音乐特色明显。伊斯兰教兴起前，叙利亚是罗马帝国行省。作为基督教摇篮，教会音乐异常发达。7世纪，阿拉伯帝国征服叙利亚，居民才大多改信伊斯兰教。但作为基督教赞美诗发源地，叙利亚教会圣咏历史悠久，影响了整个欧洲音乐。叙利亚教会音乐、拜占庭教会音乐、罗马教会圣乐都是八种调式。格里高利圣咏的单旋律性、无伴奏、全音阶、严格韵律等特点，都可以溯至拜占庭圣咏，拜占庭圣咏起源于叙利亚。
二三世纪，叙利亚教会首先盛行赞美歌（hymnody）。113年，小亚细亚的比西尼亚总督、杰出学者和著作家普林尼在给哈德良皇帝的奏折中介绍了“古怪基督徒”的状况，他们“在日落前一个指定的白天（即星期天）集会，唱歌赞美基督犹如赞美神明”。他记述的既是圣礼也是圣乐结构，围绕耶稣基督的礼、乐，两千年来各基督教派从无更改。
早期教会注重合唱，这也是宗教改革中新教音乐的主要特色。新教有其东方渊源—马丁·路德活动的主要区域是接壤正教东欧的萨克逊、图林根地区。狂热的天主教神学家喜欢把宗教改革运动与东正教捆在一起攻击，认为这都是下层的迷信—他们忘了基督教起源正是“下层的迷信”。
拜占庭教会音乐同叙利亚、巴勒斯坦基督教圣咏一样，源于犹太教会堂音乐。在巴尔干半岛各国、斯拉夫国家，教会把拜占庭圣咏从希腊语译成本国语言。西部圣咏也是拜占庭圣咏的本地化—拉丁化。因为天主教神学本身就是希腊正教神学的拉丁化—最初三个世纪，希腊语是教会的官方语言，因为希腊语也是基督的语言—《新约全书》就是由希腊语写作的。罗马贵族认为，拉丁语是没有文化的人的语言。
但后世的西欧，把拜占庭贬低为保守落后、一成不变的东方帝国。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把拜占庭1000年历史说成是一个持续衰落的悲惨故事。欧洲音乐之母的拜占庭音乐，被《简明牛津音乐史》（杰拉尔德·亚伯拉罕著）以“没有形成自己的体系”一笔带过。现代五线记谱法，使人们忽视了孕育纽姆符（neum）的拜占庭文化。对大小调的使用，使希腊圣咏八种基本调式进了故纸堆。
然而希腊的拜占庭的历史不是一部衰亡史，拜占庭音乐并非没有体系，其体系存在于特有的文化结构框架中。拜占庭音乐和颂诗是拉丁教会音乐的历史起点，就像拉丁教会本身是从小亚细亚、北非，从耶路撒冷、亚历山大里亚和大马士革来的一样。在《中世纪音乐》中，里斯（G·Reese）把拜占庭音乐、叙利亚音乐和犹太音乐视为整个欧美“西方”音乐之源。拜占庭教会音乐深受地中海沿岸意大利、斯拉夫及波斯、阿拉伯、土耳其影响。没有什么比音乐更敌视国界、种族、宗教隔绝了。各种旋律曲调，保加利亚的、波斯的、拉丁的样式都渗透进来。这一音乐超越了1453年东罗马帝国灭亡。基督教在穆斯林帝国命运坎坷，但土耳其、阿拉伯文化并未使基督教传统完全丧失。拜占庭教会音乐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定时代的样式不存在了，但其精神基因一脉相承。
拜占庭音乐是一个神圣的证明，证明“一切人类皆兄弟”不仅是贝多芬的向往，而是活的现实。正如“安达卢西亚，五月万岁”、“锡安，是否我不该来找你”、“消失的欧罗巴半岛”等篇章中所努力证明的：在音乐中，宗教、种族、民族界限是不存在的。要想从“正统”西方宗教音乐中剔除犹太人、摩尔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吉卜赛人、波希米亚人的成分，只能消灭音乐本身。如果严格遵循纳粹主义逻辑，人类的音乐乃至人类思想本身就是犹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