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特追隨拜倫和歌德，以塔索作為創作主題，與其說體現了春風得意一生的李斯特的人生觀，不如說是投浪漫主義時代之所好——這個時代，對中國人所謂的“文章憎名達”特別鍾情，對舒伯特這樣“不得誌而早死”的藝術家格外垂青。也正是因為這一緣故，中年歌德告別浪漫主義運動，認同席勒及後來海涅的結論：浪漫就是病態的，古典就是健康的。
交響詩《塔索》盡管把音樂分成悲哀、勝利兩個部分，其實藝術重心在主人公的一生坎坷，隻在最後才給出一個凱旋。這裏的原因，一是要照顧德國小市民階層的感情，二是要解決浪漫派音樂的技術難題——除非讓音樂解體，否則必須有一個“拯救”。塔索在被封頭銜之前已經去世，最後雖然地位被認可，人們開始尊敬、愛戴他，但隻有在人們的幻想中，他才不再是精神病人而成為一個聖人般的天才。
拜倫這樣形容塔索：
啊，像我這一類的人總是命中注定
要在生活裏受盡煎熬，備嚐艱辛，
心兒將被磨碎，鬥爭和掙紮無止無盡，
直到了此殘生，死去時孤苦伶仃。
注意，歌德的《塔索》是他從意大利漫遊回魏瑪後的第一部重要作品，標誌著他與《少年維特之煩惱》代表的浪漫主義的告別。他借塔索之口說：“我徒勞地去抑製這種衝動/它在我胸中日日夜夜激**不停/如果我不去思考和寫作/那麽，時光對我來說就不再是生活。”把歌德的《塔索》與拜倫的《塔索的哀歌》加以比較，可以看到絕望地遭受苦難這一題材，對拜倫的幻想具有多麽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而歌德筆下的塔索，是風華正茂的青年，是情郎，是詩人，他置身於費拉拉宮廷美女如雲的社交場中。在那裏，他既是幸福的也是不幸的，既被人崇拜也遭人淩辱，但全詩整體上有一種無可比擬的中年歌德特有的客觀性，一種冷眼旁觀甚至冷淡的古典美。雖然是為歌德戲劇《塔索》上演而寫的序曲，但李斯特卻選擇拜倫筆下的塔索。為什麽？因為後者的浪漫主義風格——中年歌德不客氣地評價說，拜倫才華橫溢，但一生大半時間用在私奔上——完全孤獨，落魄，被摒棄於社會之外，清醒卻被關進瘋人院，先前的庇護人變為殘酷打擊的對象者：
我愛一切孤獨——可是絕對沒有想到
會過著這樣一種我不知道該算是什麽的生活，
除去一群瘋人和看管他們的暴虐的“君主”，
我和一切生靈的聯係全被切斷——假如我曾經是
他們的同伴，我的心就會像他們的一樣，
早在許多年前就已經腐爛而墜入墳墓。
可是，誰看見過我在掙紮，誰聽見過我在狂呼？
或許在這樣一間囚室裏，我們要比那
遇難船隻的水手流落在荒郊的海岸上更加痛苦，
因為整個世界畢竟還都呈現在他的眼前，
而我的世界卻隻局限在這可憐的角落，
麵積不會超過兩倍於他們將給予我的停屍所。
那個水手即便毀滅了，仍可以抬起眼珠
以他臨終的一瞥向蒼天表示自己的憤怒，
而我卻不願抬起我的眼睛來作這樣的控訴，
雖然我這土牢的屋頂已經把天空嚴嚴地遮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