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剧给人的印象是高雅到几乎远离尘世，剧情通常以帝王将相的悲欢离合为主。诚然，这种印象是片面的，有些歌剧充满欢乐与喜感，如国家大剧院制作的罗西尼《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和《灰姑娘》，以及唐尼采蒂的《爱之甘醇》，虽然故事发生在遥远的国度和古老的年代，实际离我们的生活非常近。但再近也近不过2012年上演第二轮的轻歌剧《蝙蝠》。
约翰·施特劳斯的《蝙蝠》诞生于1874年的维也纳，但百年风雨似乎没有使其带有半点过时的痕迹。相反，貌似轻佻的题材在当下显得很合时宜。这当然要归功于国家大剧院请来的高手所做的设计。英国戏剧导演史蒂芬·劳利斯，以及曾任2010年拜罗伊特《尼伯龙根的指环》舞台设计师的弗兰克·菲利普·施略斯曼，构造了一个既很地道又易于穿越的世界，你可以把它当作一百多年前的维也纳，也可以视为当下的中国。如此，德语唱词、中文对白便不会显得怪异。
发生在艾森斯坦家的第一幕堪称一出家庭闹剧，丈夫即将坐八天大牢，上路前打算“放松”一把；妻子遭旧情人狂追，半推半就；女佣不安本职工作，尽想着出风头；律师吃里扒外或高度无能。总之，除了窗帘布铺张一点，这个家庭基本上就是中产阶级在浮躁社会的写照。若不是以唱为主，这一幕完全可以全盘汉化，变成中式家庭喜剧。不过，接近舞蹈的喜剧动作为这场戏增添了莫里哀式的古典韵味。
第二幕是一场豪华派对，估计中国家庭若不动用公款很难达到这等奢华，而且我们恐怕会把豪华群舞改为卡拉OK。巨大的酒瓶上有“1990”的字样，显然导演希望观众产生穿越的感觉。女中音扮演的俄国王子你不妨想象成李宇春，当有客人问起躺在沙发上的王子：“这个小弟弟是谁呀？”我真想喊一嗓：“外国也有春哥！”梁宁的造型真是帅呆了，音色更是春哥两辈子都赶不上的。至于艾森斯坦想拈花惹草，狂追乔装打扮的老婆，这样的设置似乎太夸张，但若把它设想成夫妻为了克服感情的死水而重演往昔的浪漫，就不难理解了，而且，西方的确有这样的情趣游戏。
第三幕基本上是陈佩斯的独角戏。我们的“二子”把时代环境进一步拉近到当下，奉献出一连串春晚想都不敢想的笑料，仿佛把他的舞台喜剧和电视小品经验浓缩到这不足一小时中。当然，这么说对于其他演员有点儿不公平，因为，本剧中每位演员都表现出丰富的喜剧细胞，连指挥李心草都参与到搞笑中来。
想必没有看过类似作品的观众一定会大吃一惊：原来高雅艺术也可以这么“搞”！人类对艺术的追求是多元的，既需要深刻的、悲凉的，也需要开心的、嬉闹的。国家大剧院这一版《蝙蝠》做到了闹而不俗，搞笑完了还留下回味。诚然，剧目经典是基础，里面多段音乐是新年音乐会的必演曲目，大家能跟着哼唱，但艺术家们能放下架子，发掘自身的喜剧潜能，最终没有出现一处夹生，这是该剧2011年搬上国家大剧院舞台一炮打响的主因。它的成功，应该给我们更多的启示，尤其是外国喜剧在中国上演是否可以（甚至应该）做适当的本土化处理。人性是永恒的，但情境是可以调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