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张艺谋电影《十面埋伏》在北京举办首映庆典，由女高音歌唱家凯瑟琳·巴特尔来压轴，结果她横挑鼻子竖挑眼，耽搁了十分钟才上场。要我说，这没有什么好怪的，要怪就怪主办单位。巴特尔是大名鼎鼎的国际级歌手，她的名声比她的才艺更如雷贯耳。不过不是好名声，可以说是臭名远扬。主办单位若连这点都不清楚，还能怪谁呢？
对于巴特尔来说，磨蹭十分钟根本不算什么耍大牌，她不把整个场子搞到鸡飞狗跳，就算很给面子了。巴特尔是主流社会的译名，歌剧迷有将其译为“巴桃”的，听起来更可爱些，但哪个译名都不如原文名那么一针见血。“Battle”，“战斗”也。凡是跟她交往者，都必须有奔赴战场、牺牲自己的准备。歌剧界的女歌手有一个别名，叫做“diva”，“女神”也，还有一个叫“prima donna”，直译是“女主角”，两个词都有“摆谱”、“耍大牌”的涵义。即便在这样的圈子里，巴特尔的行为依然能令人侧目。
巴特尔的事迹在全球古典音乐界绝对是超级花边新闻，人称“恐怖故事”（horror story）。最经典的一则：她到某城市演出，接待单位雇来加长礼宾车到机场接她，就是前后座可用玻璃隔开的那种。西方没有主办单位派人迎接的传统，因此后座只有她一人。巴特尔觉得车里的冷气开得太大，她打电话给她的经纪人，让经纪人通知当地演出商，再通知租车公司，再命令司机把冷气关小。若换了神经正常的普通人，把间隔玻璃打开，说一声“师傅，麻烦您把冷气调小一点儿”不就成了？不说“谢谢”也没关系，想必司机是不会介意的。
凡是接触过巴特尔的工作人员都把和她的共事当成一场厄运，但一般人为了饭碗，都敢怒而不敢言。旧金山歌剧院的职工在她演完离开后，专门印制了一批T恤衫，上面写着“我们浴血奋战活下来了”（直译是“我们经历了巴特尔，幸存了下来”［We Survived Battle］）。也有人敢于做出小小的反抗。有一次巴特尔在舞台中央演唱某部歌剧最重要的咏叹调时，跟踪她的追光突然消失，她只得在半明半暗中唱完。原来灯光工人的妻子是剧团的服装师，那阵子被巴特尔的刁蛮搞到差点要上吊。
大约在1994年，全世界的歌剧院终于忍无可忍。那年，纽约大都会歌剧院趁巴特尔的保护伞、该剧院的艺术总监詹姆士·莱文出门在外，大张旗鼓把她扫地出门。全球各地的歌剧院一看大哥大行动了，大批取消了同巴特尔的歌剧演出合同。从那以后，她再也没能登上歌剧舞台，只能依靠演唱会走穴来维持生活。当巴特尔被开除的消息仍未传开时，一名记者得到风声，打电话向她的经纪公司征询反应。只听得电话那头一片欢呼声，五分钟后才平静下来，向记者道出官方回应：“我们深表遗憾。”
巴特尔属于轻巧的抒情花腔女高音，行话叫做“soubrette”，有译成“轻俏女高音”。她音色优美，天赋及才华不在话下。但她的走红除了这必备的素质，还有两点，一是莱文这位高人提携，如同在好莱坞有了斯皮尔伯格，事业便一路绿灯；另一个原因，是她的音色非常适合录音，听唱片的效果远远好于听现场。我曾在旧金山歌剧院听过她主演的《军中女郎》，不差，但绝对算不上惊艳。她的换气声音很大，没有麦克风那嗓音的甜美便不太明显。还有一个纯粹包装的原因：她身材小巧，体型匀称，但特别擅长穿华丽的大袍，在照片和电视上完全可以扬长避短。
如今的女高音，尤其是美国长大的，公关功夫都非常了得，而巴特尔这种风格，很像她的前辈。在她之前，不少世界级的女性歌唱家为了事业，放弃家庭生活，一旦人到中年，多少会有点儿心理变态。没有家人可以发泄，只好发泄在同事身上。纵观好脾气的女歌唱家，基本上都是家庭幸福，尤其是像邦宁吉那样愿意以爱妻事业为轴心的。有一个1984年的纪录片，叫做《托斯卡之吻》（Il Bacio di Tosca），讲意大利米兰一群歌唱家的老人院，最初是威尔第创建的，里面入住的多半是没有家庭的退休歌唱家，有些事业也不算辉煌，到了晚年真是凄凉。现在好了，很多大牌歌唱家尽量兼顾两者，甚至带着孩子全球巡演，表面上事业会受到影响，实际上乃是事业的稳固剂。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巴特尔可以跻身全球十大女高音的行列，如今她的声音已大不如前，《十面埋伏》的主题曲唱得丝毫没有她当年的清脆和空灵。但是，依然有人愿意体验被她虐待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