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1月26日，時任財政大臣溫斯頓·丘吉爾提出，希望削減1925—1926年度的政府財政預算。他敦促海軍部對新加坡基地的建設計劃和建造巡洋艦的計劃三思而後行，以適應國家的財政狀況和社會政治氛圍，並建議帝國國防委員會（Committee of Imperial Defence）[23]調查英帝國麵臨的防禦形勢，以及是否應繼續實施“10年規則”。[24]
在接下來的調查和討論過程中，丘吉爾和外交大臣奧斯汀·張伯倫都認為，英日關係的現狀有別於“一戰”前的英德關係，英日兩國發生戰爭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丘吉爾甚至還指責海軍的遠東計劃是對日本的一種“挑釁”，並誇口“在我們或我們下一代的有生之年，我認為你見不到日本會通過武力入侵並使澳大利亞變為其殖民地的舉動”。他建議對國防形勢每3年作一次全麵評估，如果形勢許可，“10年規則”將繼續實行，並要求奧斯汀·張伯倫向內閣聲明，排除未來10年至20年與日本發生戰爭的可能性。第一海務大臣（即海軍參謀長）戴維·貝蒂（David Beatty）質疑丘吉爾的觀點，但迫於和平主義的整體氛圍，主張至少應每年對帝國國防政策形勢作一次全麵的評估。[25]內閣最終采納了丘吉爾的大部分觀點，但也接受了貝蒂一年對國防政策形勢作一次評估的主張，以評估結果作為延續“10年規則”的依據。
另一方麵，各軍種部對“10年規則”限製其軍費規模實際心存不滿，尤其是海軍部，政府內的少數人士對“10年規則”的質疑也在不斷增長。1928年3月，財政大臣丘吉爾又一次指責海軍部的軍費預算方案，並於6月15日向內閣建議：“從任何規定日期起的10年內將不會有大規模的戰爭，現在應作為一種長期的假定確定下來；除非或直到在外交部、某一作戰軍種的倡議下決定作出改變，否則這應成為一種規則。”[26]在帝國國防委員會對丘吉爾的上述提議進行討論的過程中，前首相、時任樞密院大臣阿瑟·貝爾福（Authur.J.Balfour）指出，英國軍事力量無論如何太小了，隻有保持最優良的狀態，才能履行國防的職責。殖民地事務大臣利奧波德·埃默裏（Leopold S.Amery）認為，像軍艦換代、船塢改造等這樣的工程無疑受到了“10年規則”的限製，除非堅持工程搞下去，否則一旦需要時不但將發現這些工程還處於未完成狀態，而且會導致維持和平更加困難。海軍參謀長查爾斯·馬登（Charles Madden）則強調，消減軍費將削弱海軍的作戰效率。[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