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軍事戰略同盟關係的形成與發展:1919—1945

二、準備再次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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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首相丘吉爾對舉行海軍會談也表現出猶豫,他擔心美國屆時將提出英國失敗情況下艦隊轉移之事,“當所有人全力以赴於最嚴峻的鬥爭時,任何對這種可能性的討論將削弱國內的信心”[187]。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不認同首相的觀點,他認為不對羅斯福的建議作出快速正麵的回應是不明智的,何況遠東的局勢確實需要兩國即刻展開合作。他指出:“如果我們沒能在他的提議仍在他腦海中熱乎的時候接受它,那麽它就會冷卻——或者因周圍的影響導致他失去興趣,而我們可能永遠不會獲得機會在我們認為時機成熟時重啟會談。”[188]

哈利法克斯的意見得到了參謀長委員會的支持,其屬下的聯合計劃委員會也起草了一份有關會談的備忘錄。備忘錄指出,英方立場總的原則是:要求美國應在其利益所在地區和擁有基地並能保護英國利益的地區,援助甚至是取代英國的武裝力量,特別是美國應承擔起全部太平洋地區的責任,新加坡將成為美國指揮下的戰區,英國則承擔大西洋地區的責任。備忘錄還建議,兩國的參謀會談應及早舉行。[189]

首相丘吉爾一方麵擔心英國艦隊的命運,另一方麵專注於英美基地換驅逐艦之事,在耽擱近2周後,最終同意於6月30日由洛西恩告知美方,英國同意舉行兩國軍事參謀會談,“如果會談自然而迅速地超出最初的海軍會談範圍而擴展覆蓋空軍甚至是陸軍事務,就如可以想到的那樣,選擇倫敦作為會談地點將更加重要”。7月2日,英方得到消息,羅斯福同意在倫敦舉行軍事會談。[190]羅斯福之所以願意會談在倫敦進行,主要原因是戰時的英國更能保守會談的秘密,如果地點選在即將舉行大選的美國,顯然要冒更大的政治風險。

事實上,在6月17日洛西恩會見羅斯福之後,英國海軍部即召回了退役不久的曾擔任計劃局局長的西德尼·貝利海軍上將(Sir Sidney Bailey),領導組建一個計劃委員會,研究當前的海軍形勢,並考慮需要美國海軍采取怎樣的合作行動,以及兩軍合作的情況下英方應采取的措施。為了更好地與美方溝通,委員會決定派海軍上校阿瑟·克拉克(Arthur W.Clarke)前往華盛頓,擔任羅斯福總統與英方的聯絡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