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叙述性文艺作品都重视人物的塑造，极力要把人物表现得不同凡响、奇特杰出。于是在肖像、行动、语言以及心理描摹上大下功夫，果然也就有了声色俱备的某种类型人物形象的出现。有的作者更进一步，通过逼真、独到的细节，比如严监生临死闭不上眼，只为多点一根灯草（《儒林外史》）之类，将人物活画出来。应该说，这些努力不无效果。但是，若将人物塑造局限于此，或者说这样就已经塑造出了成功的人物形象，则未免肤浅、幼稚了——因为这些人物充其量只具有某种类型化的表象，尚缺乏人物性格赖以存在、生发的基础，或者说这些人物还没有“根”——只是为性格而性格，而尚没有表现出性格之所以如此的内在依据。比如《聊斋志异》中婴宁的爱笑、《快嘴李翠莲》中李翠莲的爱说，曾大受论者赞赏；一些影视人物的或彪悍、或冷酷、或视死如归、或胆小如鼠……虽引人注目，但若以艺术形象的标准衡量，它们均只停止在人物表象的漫画式描摹层面，尚没有达到真正艺术地塑造人物的境界。
真正现实中的人物性格，总是在与生活里方方面面的矛盾冲突的碰撞中表现出来的。艺术形象的性格也要如此。
因此，影视作品对人物的塑造，首先就要从宏观上规范出所要塑造的人物性格在那种生活冲突中的体现，这是影视人物性格设计的基础。
生活中人们面对并与之碰撞的矛盾冲突纷繁复杂，我们可以从三大类型中，展出影视剧的人物性格。
第一类，性格与环境的冲突。
即通过外部环境与人物性格的特定碰撞，表现鲜明、确切的人物形象。
比如在《魂断蓝桥》中对女主人公玛拉的性格塑造：在这部著名影片中，并没有一个真正与玛拉作对、要逼其陷入死境的“坏人恶棍”，她所面对、接触的可以说都是朋友、善良人、正常人、体面人……但偏偏是所有这些人所构成的、所体现的社会大环境——等级观念、文明标准、善恶界限、是非尺度……以及战争、贫穷，等等——与玛拉个人自尊自爱、纯洁善良的性格产生不可避免的强烈碰撞，于是，影片在玛拉只有一死的最后场面中，终于完成了人物性格的塑造。
我国影片《本命年》对主人公李慧泉形象的塑造也是如此：主人公是一个都市底层工人家庭出身的青年，父母已逝，孤身一人，本质上属于正直坦诚、讲信义、重交情那一类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是源远流长的传统市民文化的体现者。先是为了“哥们儿”，伤人入狱。出狱后，仍按着自己既有的性格品质在社会里寻求，想找到自己的人生位置。但是，面对他的世界在变化：朋友间只剩了彼此的利用与欺骗；父母兄弟竟“洁身自好”而视绝境中的亲人于不顾——明言断绝关系；主人公唯一的安慰是终于遇到一个未被世尘浸染的唱歌的小女孩，以她的存在为自己精神乃至生命的支撑。但是，小女孩也终于没能逃脱社会生活的魔掌——为了成名获利，甘心沦落了……就这样，传统文化（带有鲜明市民印记）的体现者李慧泉的性格与他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发生激烈碰撞，他终于在人群离散开去的广场上，孤独地死去……
这类作品很多，如英国影片《百万英镑》、美国影片《红字》、意大利影片《偷自行车的人》、我国影片《湘女萧萧》、《我这一辈子》，等等，均可参看。
第二类，性格与性格的冲突。
即通过彼此对立或不同层次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的展现，来完成人物形象的塑造。
法国作家梅里美在运用这种方式塑造人物方面，堪称大家、典范。如他的名作《卡门》。这似乎只是一个司空见惯的情杀故事，而实际上是刻画了两种各具强烈特色的性格，并紧紧围绕这两种性格的激烈冲突展开情节，进而表现人物的。
女主人公卡门不属于艺术画廊中那种闺阁淑女或高贵妇人的人物体系，而是无视社会道德与法律规范的“化外之民”，甚至身上还有某些文明人所不齿的“邪恶”的性格特色。然而，作家却如是把握这个主人公：她自觉地站在“文明社会”的对立面，对那个异己的“商人的国家”的道德规范表示公开的轻蔑，并以触犯它为乐事。她是一个社会的叛逆者，是以“恶”的方式来反抗社会的特殊人物；她又是一个独立不羁的性格典型，不能忍受文明社会的任何束缚。她身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热爱自己与忠于自己，这种精神使她即使在死亡面前也不肯退让一步，并终于为此而付出了整个生命。
男主人公则出身上流社会，具有上流社会内公认的良好的教养、品德。换句话说，他就是“文明社会”的体现与代表。他爱上了卡门，而且是真心地热烈地爱上了她，但同时又要以他的道德规范、感情标准去要求她。他把对方视为自己的私有物、附属品，他不能允许他的爱人有一丝一毫的“不贞”和“**”，而且爱得越热烈，这种管制就越严厉……
作品就以这两种性格既水火不相容，又难以片刻分离的矛盾冲突逐步展开情节过程，终于使它们产生剧烈冲撞，用喷溅的鲜红的血，完成了两种性格的最终塑造——两种生活理想、两种人生态度、两种是非标准、两个营垒的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的顶点，导致双方的同归于尽。
这篇作品之所以成为梅里美的代表作并成为享誉世界的名篇，就在于它出色地表现了两种鲜明的独具一格的性格激烈尖锐、震撼人心的大碰撞！
这类作品相当多见，像与《卡门》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法国作家普莱沃的《曼侬·雷斯戈》：既表现了代表贵族阶层的父亲与背叛家庭而追求爱情的儿子间两种性格的冲撞；又设计了两个相爱的人——格里欧与曼侬因彼此性格不同而发生的不时冲撞……这样，将作品中主要人物在不同类别、不同层次的冲撞中，逐一展示出其性格的不同侧面，而最终完成立体的复杂的性格塑造。
再如，像老舍先生的《月牙儿》中，通过母亲与女儿两种性格从冲突对立到趋向一致的矛盾发展过程，深刻塑造了两个人物，并通过这两个人物的命运，愤怒地控诉了造成这种性格悲剧的黑暗的社会；像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影片《警察与小偷》表现两个同是被压迫、被损害的小人物彼此之间的性格冲突，等等，均是此类表现的典范篇章。
性格与性格的冲突，可以是两个对立性格的冲突，也可以是同一品格但不同档次的性格之间的冲突；可以是两个人物性格的对撞，也可以是一个人物与几个他人的性格碰撞；还可以是一组同类型的人物与另一组同类型人物的“集体性”性格的冲撞……编剧者一定要依据既定的题材内容，作真实自然的营构，切不可人为捉对儿、拼凑对打，为凑“戏”而编排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的性格冲突。
第三类，性格自身的内部冲突。
即通过人物性格内部两种品质趋向或思想情感的自相矛盾及矛盾的定向解决，来表现立体的人物形象。
严格地说，每个现实中的活人，其性格内部都或多或少、这时那时、此处彼处地存在着、产生过矛盾与冲突，绝对的“铁板一块”是没有的。因此，在影视剧创作中，不论是主要人物还是次要人物，在篇幅可能的情况下，都应尽量挖掘其内在的性格冲突。这样，既可以使人物更加真实可信，也能使剧情更为丰富曲折，进而增加艺术魅力。
重视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挖掘，是对传统叙述性文艺作品的一种突破。传统篇章多重视人物的外在表现，而且大都是单一、单向性的表现。现代文艺作品（自然包括影视作品）则多利用对人物内心世界的透视法，不仅塑造出内外结合的立体形象，还塑造出复杂多面的人物性格。这一点，无疑是艺术表现上的一大进步。运用性格内部的矛盾冲突来刻画出成功人物形象的影视作品，不乏见——
像前文已经提到的英国影片《相见恨晚》：女主人公劳拉本来是个贤淑贤惠的家庭主妇，有爱她的丈夫、离不开她的孩子，生活美满、平静。但当她在外面偶然与亚历克相遇并产生好感，进而激变为不可遏制的爱情时，她内心深处强烈的矛盾冲突就产生了：一方面，她以社会道德、人伦规范来压抑自己甚至“审判”自己的“罪恶”；一方面，她又不能克制地、愈发强烈地渴望与亚历克的会面。而在见面时，她却并不感到幸福——时时为自己的“罪恶”而痛苦不堪，总想马上“改邪归正”、掉头逃开；可是，一旦在家中自己的亲人面前，她又魂不守舍、坐不安席。与亚历克幽会，她充满忐忑的**；同时又为不得不向丈夫撒谎而看不起自己……后来，俩人终于“理智”地决心分手。当亚历克远去非洲时，她为自己再不必虚伪地生活而感到某种解脱；但又因不可言说的情感“失落”而伏在理解、同情并仍然深深爱着她的丈夫怀中泪水盈眶。这个影片，由于充分、真实地展示了人物内心世界复杂、反复的矛盾冲突，便出色地塑造了劳拉这个极具世界性的典型性格，进而使影片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以性格内部矛盾冲突的展示塑造出成功人物形象的影视作品十分多见，不必一一列举。在这里只说两句：
第一句：由于生活中任何人物的性格都不是“铁板一块”，所以在影视作品中，无论“好人”还是“坏人”，抑或“中间人”，也无论是主要角色、次要角色，甚至穿场角色，从“理论”上（因为实际操作时要考虑到篇幅、主次等因素）讲，其性格都应有立体的多层面的（自然也就不免性格内部的矛盾冲突）表现，对那种传统的“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的观点以及因此而生出的“单面”（平面）人物形象，我们应该加以改造了。
第二句：人物性格当然以“立体”为好，但不可顾此失彼——一味追求乃至过分夸大人物身上的两方面或多方面不同或相反的品格，而造成“人格分裂”，便弄巧成拙了——任何个人之所以成为“个人”，就在于它有“自己”的基本品质与性格基础。在这基础上，在不同时空、不同的人和事面前，其性格表现会有所不同，但不管怎么不同，却要仍是这个人所能有的表现。张飞粗中有细，是其立体性格的体现，但无论如何，他的性格之细与诸葛亮的性格之细是绝不能混为一谈的。
以上，是分别介绍在不同冲突中完成人物性格的塑造。而实际创作（现实生活）中，上述三类（或者两类）往往是互相交叉、彼此融会的。比如《卡门》中的卡门，她性格的体现，既跟与男主人公性格的冲突有关，又跟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的冲突有关；我国影片《春桃》的女主人公的性格，既与世俗大环境发生冲撞，又与两个与她同居的男人的性格不时碰撞；而像我国影片《湘女萧萧》中萧萧的性格，则既与社会大环境，又与她所爱男人的性格，还跟她自己内心的“另一个自己”都有所碰撞，人物性格就更加复杂，艺术形象就更为立体，如此等等，均可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