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戏剧型情节是在生活正常流程基础上提炼、凝聚起来的。所以，尽管它有人为浓缩的痕迹，却仍不脱离生活原型的“自然状态”。而现代怪诞型情节则极尽人为编排之能事，大胆打破生活原型的自然状态，以致将它们变形，甚至变态地“表现”，使其凸显出作者的主观杜撰——借此，使观众从新异的层面对社会生活作重新认知与觉悟。
怪诞与变形难能分开，是有机并存的。变形是怪诞的表现手段，怪诞则是变形的艺术效果。
美学意义上的怪诞，是作为反映生活真实，并从思想上艺术上对其作出独特审美评价的一种方法（或风格），它要求寓真实于怪诞之中，以扭曲的形态，曲折地反映生活本质的真实。
变形，是指在艺术表现中，有意识地改变表现对象的性质、形式、色彩等，以使它们具有更大的表现力，对观众产生新异的审美感染的一种手段。当然，从严格意义上说，一切艺术作品都是现实生活的变形体现，“典型化原则”之类理论便是清楚的说明。但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变形”，则是狭义的变形：专指故意以异乎寻常的“艺术体现物”，对生活原型的特定本质作极度夸张呈现的手段。
怪诞型情节，可由两种方式营构。
第一种，通过“夸张变形”以造成怪诞。即极力夸大客观事物的特定品质与形态，以造成异乎寻常的形象体现。
比如影片《摩登时代》中，成年累月在高速传送带上拧螺丝钉的工人，拧得眼花缭乱、晕头转向，拧螺丝钉的机械动作已成神经质的下意识生理本能。于是，在下班路上，竟将手中仍然拿着的扳手向迎面而来的一位漂亮妇女的**上拧去！表面上看，荒诞不经，但正由于对那种违背人性的高强度机械劳动作了夸张的反映，便真实地表现了一种深层内涵：人，已异化为机械。
比如法籍罗马尼亚人尤金·尤奈斯库的剧本《秃头歌女》：一对男女在偶然交谈中，才发现他们是住在同一条街、同一幢楼、同一间房子里的“夫妻”！但究竟是不是夫妻，还是得不到确认——因为谁也弄不清楚包括自己在内的两人真正的身份！……人与人疏远、隔膜到这种不可思议的程度，不是变形得太离奇古怪了吗？——却从中让观众在哭笑不得里，悟出现代社会中确实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生活特质。
再看美国作家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作品内容表现美国一支空军中队的内幕。以主人公尤索林要求复员回国为中心线索，展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内部离奇荒诞的“真实”。首先，第二十二条军规本身就是变形的体现——它规定：只有疯子可以停止飞行回国，只要自己提出要求就行。但这条军规又规定：凡是本人能提出申请停止飞行者，就证明不是疯子，因而就必须执行飞行任务！——这就揭示出所谓“军规”的本质：士兵不过是它条文下的玩偶、炮灰而已。其次，作品更通过对中队中的人物形象的夸张变形，揭露军队上层人物的丑恶残酷与卑鄙无耻：斯克斯考夫负责军官训练，他好战成性，大战爆发使他心花怒放。对士兵伤亡他无动于衷：“反正每八个星期就有一批要进屠宰场的小伙子落到他手里。”为获得提拔，他一心想通过阅兵式出人头地，为此，他通宵达旦地摆弄玩具士兵进行操练，甚至赶着自己的妻子满屋兜圈子来演习步伐，最后竟灭绝人性，想用铜丝把飞行员的手腕固定在胯骨上来演练不摆双臂的步伐……而他也正因此被誉为“军事天才”，压倒对手，跃居指挥全军的中将司令官。而伙食管理员米洛的发迹史更令人震惊：27岁，却有天大的本领：开始以伙食采购名义调动飞机搞投机生意，后来发展为规模巨大、资金雄厚的跨国公司总经理，连交战国德国政府也来入股。他一面和美国当局订合同，包炸德国桥梁，轰炸费由美军负担；一面又与德军订合同，包打美军飞机，高射炮火费由德军负担。甚至为了摆脱经济危机，竟和德军订这样的合同：接受德军金钱，而自己调动美国飞机把美军驻地炸个稀巴烂、死伤无数。……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却成了国际上头面人物——当上了巴勒莫的市长、奥兰的王储、巴格达的哈里发、大马士革的教长和阿拉伯的酋长！……总之，作品具有明显的超现实的“现实意义”。作者的意图在于：有意摆脱拘泥于现象世界的传统表现方法，而去表现变形的“真实”——因为它们象征着统治世界的荒谬和疯狂的一种本体的存在。
这种用夸张变形的方法达到“怪诞”的情节体现的作品很多，如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的《纯真的埃伦蒂拉与残忍的祖母》表现人性的变形；卡夫卡的《审判》表现人与人关系的变形；我国作家邓刚的《全是真事》、邹月照的《第三十三个乘客》表现社会生活的变形，等等。
第二种，通过“幻化变形”以造成怪诞的情节。即指作者的主观意识将客观世界加以幻化处理，而形成一种具有“虚幻真实”的情节。
这种方式产生的情节与“夸张变形”产生的情节有所不同：后者毕竟有着客观世界的“面目”，而前者则连“面目”也丢掉，直接呈示给观众一个“编造的实体”。就像凡·高的《星夜》，用黄、蓝、绿、紫各种颜色，把广阔的星空描绘成一团团滚动的圆球和曲形旋转翻腾的江河模样。这似乎与实际的星空相差甚远，但经过这种变形处理，却以另一种品格，使景色气氛炽热、喧闹、飞动、亢奋，声势不凡。再如毕加索的现代派作品，其支离破碎的肢体、杂乱无章的图形，亦与客观实体截然不同，但也是以“怪诞”显“真实”的艺术体现。
在文学作品中，这类怪诞的情节多有所见。如尤金·尤奈斯库的《雅各或驯服》与《未来在鸡蛋中》这两部故事相连的剧作：前一剧本写雅各在家庭和社会流俗的压力下，同长着三个鼻子的姑娘罗伯特第二结了婚；后一个剧本写婚后三年，罗伯特第二没有生孩子，她的全家都围着这对夫妇观看。在罗伯特母亲的传授下，雅各再次屈服。罗伯特第二开始分娩，但生出来的却是一筐筐鸡蛋。在全家的威逼下，雅各又一次屈服：不得不去孵蛋。于是全家人围着他们跳起下流的舞蹈。结果，鸡蛋中变出了皮靴、楼梯、银行家，等等。这两出戏表现了人在社会流俗和“物”的堆积逼迫面前的无能为力。
其他，像卡夫卡的小说篇章《骑桶者》、《地洞》、《变形记》等，像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被文学界称为“魔幻现实主义”的典型篇章）、《巨翅老人》、《家长的没落》等，更将此类方式的运用推向高峰。
我国当代作家中，以“幻化变形”的情节为作品表述方式的，当以宗璞的《泥沼中的头颅》最为典型：
小说叙述一个完整的躯体参加在泥沼中召开的“学术讨论会”。泥沼中的学术讨论会是极多的。各种论文上涂满泥浆，难免越讨论越糊涂。“他听了半天，听不懂会上诸君说的是什么，最后估计是某一大洲的稀里哗啦语。”而一问才知道是用他处身其间的“土国语言讨论土国文化”。于是，他想寻找到一把钥匙，改变这种糊涂状态。“他迈开步子，向既定目标移动，从泥浆中挤过去。他不止一次碰撞了人和物。那些人、物，一动不动，如同电影中的定格。他询问、请求，最后热血沸腾，难免手舞足蹈、奋力划动泥浆。”而周围的人仍一动不动，反嘲笑他，不理解他的“反常”举动。他开始了艰难的寻求：先到“下大人”处——那人端坐台上，手臂向四面八方伸出，同时接几个电话，而答话都一样：“你问找谁能说清这事？老实说，这事谁也说不清。”当他说明来意后，那人“慢吞吞地说：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件事。你这思想有点歪门邪道吧？接着便努力仔细地上下打量他，想看出点异端的东西来……”寻求者在那儿站了五分钟，等明白应该走开时，自己的脚已经化在周围的泥浆中。于是，对没有脚的他，周围只有一颗头颅的众人或窃窃私语、嘲笑指责，或凑过来，要与之做带血泥浆的大价钱生意。他又去找“中大人”。“中大人”照例胖一些，更像官儿的样子，“见多识广”，拿过一张印好的通知。上面写着：“发回原单位处理。”此时，寻求者的腿已经在泥浆中化掉，他又赶到“上大人”处。“上大人”正在努力运动，往东走一段又往西走一段，往南走一段又往北走一段……结果是原地踏步。当寻求者要求给一个批件以取钥匙时，“上大人”怜悯地看着对方：“难道你不知这是锁匠的事儿？”此刻，寻求者也只剩下一颗昏昏沉沉的头颅了。他还想寻求，却被一群浑浑噩噩的头颅抬起来，捧他为“思想家”。……最后，被扔到泥沼的最底层。他想“打开漏斗儿的底，让泥浆流光”！却因没了手脚、头脑也开始昏沉，只能像别人一样，在泥浆里与别人一样地沉浮……
在这里须强调的一点是：“夸张变形”与通常所说的“夸张”不同；“幻化变形”与通常所说的“幻觉”不同——
“夸张”，是客观事物的“量变”，仍属“常格”表现；而“夸张变形”的描述对象则已有“质变”的成分，属于“破格”表现了。
“幻觉”是心理现象，是一种主观的观照；而“幻化变形”则是有主观渗透的客观变异。前者作为一种艺术表现方式，常用于反映人物的内心世界及人物性格，后者则主要表现外在世界的潜在特质。
用“变形”手段造成“怪诞”意味，在我国与外国的作品中，多有所见。就变形是一种超自然的形态而言，中外是一样的。但就其给读者或观众的审美反映而言，则有明显的区别——
外国现代派作品中的变形，所要取得的是与现实人物（以及现实事件）的自然形态格格不入乃至强烈的“反现实”效果，在变形与现实的尖锐对立中，强化读者对现实的感受，刺激观众对现实的思考。而我国作品中的大多数变形，则是虽超乎自然而仍要合乎自然，虽变而不变。其所要唤起的审美感觉，不是与现实人物的分离、对立，而是略脱现实形迹的对现实的别种切近。
两者各有短长：
外国现代派的变形，其短处是不易理解，较含蓄晦涩；其优点是反差强烈、变形奇特，使人为之震动而生出在常态中难得的思考。
我国作品中大多数变形，其长处是好理解、易把握，比如《泥沼中的头颅》，说是变形，其实不过是现实人事的异形再现，寓意十分清楚；其不足是往往将“变形”这种手段庸俗化、平浅化，只作为一种理念的形象演绎或形象的简单抽象，比如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写大青马与人的对话、写今人与先贤的对话等，便含此病。
所以，通过变形以造成怪诞化情节，将主体的审美感情通过幻化而“特异”地表现出来，就一定要注意两点：
第一，无论怎样变形，必须在整体上再现生活的内在联系与本质真实。若一味怪诞、随便变形，把手段万能化，甚至把手段当作“目的本身”，必将弄巧成拙。
第二，抽象的义理必须与具体的经得住观众“真实感”审视的鲜明形象结合起来。若把变形所造成的怪诞只作为某种概念的演绎或装饰，而无尽管“变形”但却“真实可感”的形象体现，作品亦会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