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中外作品，都必須遵守“象征”這一美學詞語最基本的要求——象征、象征，必須要有“象”有“征”。也就是說：凡象征風格的作品，既要有充分的、不宜過分晦澀的藝術形象體係，又要有蘊涵在這體係之內的深厚、闊大的哲理內容。
故，好的象征篇章要注意兩點：
第一，詩情與哲理要有機結合成藝術的整體。即是說，藝術形象的圓滿、充實要與理念思想的生發演繹交融起來。常見有些被稱為象征品格的作品，或者隻有藝術形象表麵的充實、完美，而無人文內涵、深層哲理的潛入，便隻成一般的故事了；而另一類現象則更為多見，即過分急切地要闡述某種觀念、哲理，而忽略了藝術形象體係血肉的豐滿鮮活，往往成為某種抽象義理的道具式傳播。在這方麵，我們不宜過分推崇西方那些確有盛名的“先鋒派”、“新浪潮”導演，因為他們在有所創新的同時，也不無失誤。乃至失敗之作的，如伯格曼編導的《沉默》，便因過於抽象、晦澀而受到批評，縱如上述的《去年在馬裏昂巴德》，作為一種藝術創新、一種藝術實驗，雖確有不可否認的價值，但畢竟顯得惚恍、艱澀，很難讓一般觀眾接受的。
第二，象征要求意蘊深邃、豐富，不可是單向比附。但也絕不可故意玄而又玄、造作出某種隱秘艱深。以至連作者自己也不想懂、觀眾更無法理喻的所謂象征意蘊。這，絕非“曲高和寡”，其實隻是另一種淺薄與庸俗，其效果與真正象征的審美特性恰恰相反，可謂南轅北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