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以蔽之，西方悲劇多表現“悲壯”，中國悲劇常表述“悲苦”。
西方悲劇中的主人公處於逆境或困苦時，多主動出擊、迎戰，並作拚死的戰鬥。在種種充滿英雄主義的抗爭中，極力體現他們超人的毅力、非凡的智慧與無所顧忌的勇敢，他們敢於向壓抑、欺辱自己的敵對價值或勢力公開宣戰，絕不回避厄運、苟且偷安，而是與厄運展開頑強鬥爭。他們可能不斷犯有錯誤，也可能時時暴露出自己身上的種種缺點、病端，並因此而遭到失敗或者毀滅。但悲劇的整體卻在於強調抗爭，強調奮鬥，強調那種寧折不彎、寧死不屈的英雄主義精神，進而使觀眾在英雄的主人公最後失敗時，被喚起激越、亢奮、壯烈或沉雄的審美情感，進入一種“崇高”的境界。
這種美學基調，在早期的古典主義悲劇中，表現得淋漓盡致：其主人公絕非凡夫俗子，基本上王公貴族、英雄偉人，一個個地位顯赫、氣度非凡，他們身上總體現著某種超於凡人的東西。悲劇內容也不是尋常事件、日常情景，而總呈現壯烈、重大、奇特的光環。像我們熟知的古希臘悲劇以及莎士比亞的悲劇，大多如此。即使是後來的平民悲劇，主人公雖為普通百姓，但其身上也總體現出一種英雄氣概，或一種勇於犧牲、幾如飛蛾撲火般的悲劇性豪邁。
在文學作品中，如海明威的名篇《老人與海》表現捕魚老人桑地亞哥在大海上與一條大魚及一群群鯊魚作頑強的拚死的搏鬥，七天七夜之後，終於將大魚拖回，卻已經隻剩白慘慘的一副魚骨——就捕魚的現實收獲來說，老人失敗了；但老人身上所體現的那種與大自然鬥爭的雄偉氣概與不屈精神，卻雖敗猶榮、令人震撼！像梅裏美的名篇《瑪特渥·福爾高納》描述一個父親親自槍殺自己喪失信義的兒子的故事，像更著名的《卡門》描述吉卜賽女郎為自由的愛情與健全的自我寧可死的故事……均體現了西方悲劇的精髓。
在影視作品中，像前麵所舉的《末路狂花》、《出租汽車司機》乃至《青春殘酷物語》等篇章，也都是以各自不同的方式，體現出鮮明的頑強抗爭、主動出擊、雖敗猶榮的“悲壯”。
而中國悲劇的傳統主脈則有異於此。
中國悲劇中的主人公，在敵對勢力或人生逆境中，大都表現出一種被動隱忍、逆來順受、消極保守，乃至苟且偷安的態勢。作品總是力圖通過他們，使觀眾充分感受到“真善美”被壓抑、被欺淩時的那份沉重與淒慘，進而從內心深處生出一種哀苦悲酸來。其“戲眼”是放在極力表現主人公的善良、隱忍、“溫良恭儉讓”、大公無私等的“自身完美”上，而不是放在主人公如何積極拚爭、頑強反抗的“對敵戰鬥”上。其意圖在於使觀眾麵對“美的死亡”而難過，而不是令人們感受“戰鬥失敗”的悲哀。於是，其審美效果往往不是“哀兵必勝”的沉雄，而是“哀莫大於心死”的苦澀。古典悲劇中，像《杜十娘怒沉百寶箱》、《李娃傳》、《竇娥冤》；古典文學中，像《史記·李將軍列傳》、《古詩為焦仲卿妻作》等，都屬於這一類品格。在現當代的文藝作品中，縱如魯迅《祝福》的表現祥林嫂、老舍《我這一輩子》的描述曆經三代的警察、茅盾《林家鋪子》的刻畫林老板，也基本是以表現好人、良民、本分人的“受迫害”為主，即使是郭沫若的《屈原》，也仍以“潔身自好”的主人公被奸佞小人迫害為主，而不是展示主人公的英勇抗爭與偉大的失敗……
在影視作品中，也是如此。如可稱為我國悲劇經典之作的《一江春水向東流》，能令通場觀眾泣淚交流、傷感難過不已，但仔細體會，則隻是出於對女主人公悲苦命運的同情。再如當代影片《周恩來》，沒有一個人看時不落淚的。而就其情感內涵而言，亦是對主人公身處逆境苦撐苦熬、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經曆感到一種無可言說的悲酸而已，很難使人振作，更生不出豪邁。像電視連續劇《渴望》之所以為國人歡迎，也主要由於浸潤在女主人公劉慧芳身上的那種悲劇因素——而這種因素，則產生於對劉慧芳“好人總不得好報”的同情與感慨上。
總之，西方悲劇重在以“悲壯”激發觀眾，我國悲劇則多以“悲苦”感染人群。其美學基調，前者潛藏著“陽剛”之氣，後者則氤氳著“陰柔”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