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劇的內涵指向應如何？或者說：喜劇應該對生活采取什麽態度？對此，亞裏士多德說：“喜劇是對於比較壞的人的摹仿。”[8]亞裏士多德學派佚名的《喜劇論綱》中寫道：“喜劇是對於一個可笑的、有缺點的、有相當長度的行動的摹仿。”別林斯基也如是理解：“喜劇描繪生活的否定方麵。”魯迅的名言更為眾人所知：“悲劇將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喜劇將那無價值的撕破給人看。”馬克思則從社會曆史層麵理解喜劇的內涵：“現代的舊製度不過是真正的主角已經死去的那種世界製度的醜角。曆史不斷前進，經過許多階段才把陳舊的生活形式送進墳墓。世界曆史形式的最後一個階段就是喜劇。……曆史為什麽是這樣的呢？這是為了人類能夠愉快地和自己的過去訣別……”
上述種種，基本說的是同一內涵：喜劇表現的應是生活中被否定的、已經沒有價值的、即將死亡（或將被淘汰）的人物與社會現象。就是說，喜劇隻應建立在對社會生活中醜惡的、反動的、病態的、有缺點的人事情景基礎之上，其主要的武器自然也就隻能是諷刺。
還有另一種與之相對的理論，就是專門針對“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喜劇創作”而言的。其大體意見是：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應該大力提倡歌頌型喜劇創作，充分表現社會製度的優越性、人民群眾美好的道德情操，以鼓舞、教育我們的觀眾（人民）同心同德、積極奮發地奔向美好的明天。而對那種特意采用諷刺、嘲弄等手段，對社會生活的陰暗麵或醜陋人事進行指斥性、批判性的否定的喜劇作品，則應極力反對、禁止乃至批判。這種觀念，在蘇聯一段相當長的時期內，在我國極“左”思潮占統治地位的時期，曾“甚囂塵上”，如我國20世紀70年代末期對摹仿果戈理《欽差大臣》的諷刺喜劇《假如我是真的》的禁止與批判，即見一斑。……
我們不能完全否定上麵的各種說法，它們或許都有著各自立足的生活基礎與時代背景，或者有著自己特定的藝術針對性所指。但是，若作為對喜劇創作實踐的科學總結與理論闡述，便不能因為“權威所在”，就誠惶誠恐地認為其“放之四海而皆準”了。因為喜劇創作的實際成果明顯地擺在我們麵前：既有對無價值的生活人事進行否定的諷刺、嘲弄式作品，像莫裏哀的《慳吝人》、卓別林的《大獨裁者》之類；也有著大量的對生活中正麵人事進行肯定性讚美、頌揚的傑作，像古希臘阿裏斯托芬的《鳥》、日本關於寅次郎故事的係列影片、我國影片《五朵金花》之類；還有對社會生活中具有雙麵性質、複雜內涵人事既含否定性剖析、又含肯定性讚揚的篇章，像著名的《唐·吉訶德》、美國影片《一夜風流》、蘇聯影片《辦公室的故事》、我國的《喬太守亂點鴛鴦譜》、《三毛從軍記》……因此，對於喜劇所表現的生活人事，盡管每人有各自的選擇自由，但作為理論界定，就不可偏執一端了。我們不僅要有“開懷一笑，笑天下可笑之人”的追求，還應有“大肚能容，容世上難容之事”的胸襟。隻有這樣，喜劇創作才能在更廣闊的領域中獲得健康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