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的真正意義上的喜劇，起步較晚。究其原因，既有社會文化大背景的種種製約、扼製，也有戲劇自身發展規律的限定。總體來說，中國喜劇的成果與影響力，就其在整個戲劇藝術史中的位置、比重及其高峰時段，均遠遜於西方。是我國民眾先天性缺乏“笑”的素質？還是原來具有的“笑”被生存危機所壓抑、被政治懲治所扼殺？還是兩者兼而有之？……大家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就是。
而無論如何，我國喜劇在元代大戲劇家關漢卿手下，曾出現了一次“輝煌”，當是不爭的事實。那麽，關氏喜劇的成功原因，就應為我們重視了。
關氏喜劇既屬元雜劇範疇，則雜劇興盛的原因也便是元喜劇繁榮的背景：金滅北宋、元滅金的社會動**過程，同時也是北方人民反抗女真貴族、蒙古貴族的過程。於是，人民反抗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的艱苦鬥爭，必然要求有戰鬥性和群眾性較強的文藝形式加以表現；而構成戲劇藝術的各種因素到這時已經經過長期的醞釀而融為一體，這樣，元雜劇（喜劇）就在金院本和說唱諸宮調的基礎上，因現實的要求、群眾的愛好，大大擴大了題材與內容，展開了我國戲劇史上輝煌的一頁。
喜劇，總以諷刺為主要表現手段。而在中國封建社會，什麽人才會真正代表人民大眾，對不合理的現實社會諸方麵進行“嬉笑怒罵”的譏嘲作弄呢？無疑，隻能是那些在封建社會體製中不得誌、不得意、被壓抑、被損害乃至窮愁潦倒的文人——知識分子。而元代初期，由於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十分尖銳，又沒有恢複文人精神上賴以生存的封建科舉製度，中下層文人仕進無望、生活寒苦，又同廣大人民一樣受到統治階級的迫害、欺淩，自然與人民的關係較為密切，進而將自己的文藝才能，尤其是諷刺才能融進廣大民眾喜聞樂見的雜劇創作中。這就是元雜劇，尤其是諷刺性喜劇興盛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