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真正意义上的喜剧，起步较晚。究其原因，既有社会文化大背景的种种制约、扼制，也有戏剧自身发展规律的限定。总体来说，中国喜剧的成果与影响力，就其在整个戏剧艺术史中的位置、比重及其高峰时段，均远逊于西方。是我国民众先天性缺乏“笑”的素质？还是原来具有的“笑”被生存危机所压抑、被政治惩治所扼杀？还是两者兼而有之？……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是。
而无论如何，我国喜剧在元代大戏剧家关汉卿手下，曾出现了一次“辉煌”，当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关氏喜剧的成功原因，就应为我们重视了。
关氏喜剧既属元杂剧范畴，则杂剧兴盛的原因也便是元喜剧繁荣的背景：金灭北宋、元灭金的社会动**过程，同时也是北方人民反抗女真贵族、蒙古贵族的过程。于是，人民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艰苦斗争，必然要求有战斗性和群众性较强的文艺形式加以表现；而构成戏剧艺术的各种因素到这时已经经过长期的酝酿而融为一体，这样，元杂剧（喜剧）就在金院本和说唱诸宫调的基础上，因现实的要求、群众的爱好，大大扩大了题材与内容，展开了我国戏剧史上辉煌的一页。
喜剧，总以讽刺为主要表现手段。而在中国封建社会，什么人才会真正代表人民大众，对不合理的现实社会诸方面进行“嬉笑怒骂”的讥嘲作弄呢？无疑，只能是那些在封建社会体制中不得志、不得意、被压抑、被损害乃至穷愁潦倒的文人——知识分子。而元代初期，由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又没有恢复文人精神上赖以生存的封建科举制度，中下层文人仕进无望、生活寒苦，又同广大人民一样受到统治阶级的迫害、欺凌，自然与人民的关系较为密切，进而将自己的文艺才能，尤其是讽刺才能融进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的杂剧创作中。这就是元杂剧，尤其是讽刺性喜剧兴盛的原因了。
关汉卿杰出的喜剧作品，正是体现了时代的风貌、人民的呼声，表述了以别的形式难能表达的大众的情感，才获得长久不衰的艺术生命力。比如其喜剧代表作之一的《赵盼儿风月救风尘》，以一个妓女巧妙智斗豪门恶少，并终于取胜的故事，痛快淋漓地宣泄了当时的人民大众对统治者难能直斥的积愤，同时在为剧中主人公终于胜利而欢笑时，获得一种现实生活中难能的心理平衡。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关氏喜剧可以说成为当时民众对统治阶级斗争的一面镜子，作者通过它，表述对被压迫者的同情与支持；利用它，来鞭笞封建统治者的凶残与伪善；因为它，赞扬、歌颂了人民大众的坚强性格与战斗精神……这就是关汉卿喜剧创作成功的根本原因。
与关汉卿同时的康进之、高文秀等人，也为元代的喜剧繁荣作出了贡献。像康进之的《李逵负荆》，表述李逵闻听强权人物（自己的顶头上司宋江）强夺民女的恶迹后，怒火冲天、大闹忠义堂，而知误会后，又负荆请罪并下山擒拿真正恶人的故事；如高文秀的《双献功》中，权豪势要的白衙内竟能随意“借”个大衙门坐堂，等被他拐了妻子的孙孔目“自投罗网”来告状时，轻易地把他打入死囚牢——极写社会的黑暗与残酷；接着表现李逵化装成庄稼汉去探监、如何救出孙孔目……
有趣的一个现象是：元代杂剧，尤其是喜剧中，李逵的戏非常之多，已经成了强烈表现民众反抗精神的“水浒戏”中出场最多，也最重要的角色，几乎半数以上的水浒戏，李逵都是主角。很多戏也正是由于李逵为主角，更受广大观众欢迎并流传最广、最久。其原因，不言自明：就是因为以李逵为主角的喜剧，既公开表现了民众对强权统治不共戴天且不遮不掩的愤恨，又因其喜剧风格的调侃戏谑，而不易冒现实社会中的风险，同时还能获得精神上的某种愉悦。
到了明代，一切封建体制又重新“完善、充实”之后，以讥讽时事，尤其是时政的喜剧，就很少有了，可谓时代使然吧。极少数、极个别的文人笔下，喜剧也属凤毛麟角了。可以提及的明代喜剧作家，就是被统治者看作不可理解、不必认真正视的“狂狷不羁”的徐渭了。徐渭，自号青藤道人，他与李贽都是晚明时期进步思想的前驱，其性格狂放不羁，痛恨达官贵人及世俗之士，具有多方面的艺术才能。晚年靠卖画为生，但当道官僚求他一字也不可得。其杂剧流传有《四声猿》、《歌代啸》等。在《四声猿·渔阳弄》中，他通过祢衡在阎罗殿上对着曹操的鬼魂再一次击鼓痛骂，以极具喜剧色彩的方式，揭露当时那些权臣的狠毒虚伪、借刀杀人、沉迷酒色、至死不悟……的丑恶行径，同时抒发了作者烈火一样的**。比如当剧中曹操声辩自己也曾下令求贤、让还三州时，祢衡骂道——
你狠求贤为自家，让三州值什么！大缸中去几粒芝麻罢，馋猫哭一会儿慈悲假，饥鹰饶半截肝肠挂，凶屠放片刻牛羊假。你如今还要哄谁人？就还魂也改不过精油滑！
这类曲子，真如前人所说，如“怒龙挟雨，腾跃霄汉间”！至此，观众无不拊掌称快、浮一大白！
在《歌代啸》中，徐渭则大写李和尚偷了张和尚的帽子，却让张和尚去顶奸情之罪；州官的奶奶因“吃醋”在后堂放火，老百姓点灯来救，反被处罚……更是一个具有严肃内容的喜剧了。它通过荒诞不经的情节、漫画化的人物群像和饶有风趣的语言，突现出社会上种种的是非颠倒、黑白不分，特别是毫无情面地揭露了佛门（佛门掩盖下的某种愚弄人民的伪宗教学说）的腐败与官场的黑暗。总之，徐渭的杂剧和他的书画一样，充分表现了他的狂放不羁和愤世嫉俗的叛逆精神。透过喜剧氛围，表现悲愤的内容，达到“嘻笑之骂怒于裂眦，长歌之哀甚于痛哭”的境界，其作品的浪漫主义风格及大胆泼辣的讥嘲和作弄的锋芒，实在难能可贵。而这，也正是其喜剧作品具有长久艺术生命的根本原因。
至于有清一朝，因更为严酷的政治统治，公开搬演的敢于针砭时政、讥刺当朝的喜剧，便基本上销声匿迹了。能上演的，也只能是为统治阶级所欣赏的，并为其愚弄民众服务的赞颂喜剧，或编排小百姓丑态来供皇太后等笑谑的“开心果”之类喜剧罢了。
倒是在别的领域，如在小说创作中，还有些含喜剧因素的讥讽篇章，像《儒林外史》中的一些章节，《聊斋志异》里的某些段落，以及《官场现形记》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作品间的局部场面……所以如此，大概是因为文字的作品不如戏剧那般显眼、惹事的缘故吧。
回顾上述我国喜剧史，其发展过程中的风起潮落、成败得失，不也能使我们有所领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