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學與生命感
——《我們》雜誌對話陸曉婭
《我們》：很多的資料都顯示，陸老師您是研究生死學的學者？
陸曉婭：談不上研究，我隻是為大學生開了一門課。我覺得那跟搞學術研究是不一樣的。
《我們》：您當初怎麽會想到要在北京師範大學開講“影像中的生死學”這一門課的呢？
陸曉婭：前幾年北京師範大學要開通識教育課，他們曾經邀請過我，但我退休後忙於創辦公益機構歌路營，隻能推辭。到了2012年，快60歲的時候，我開始考慮第二次退休，因為要照顧患有老年失智症的媽媽，自己也覺得需要一種新的生活方式，不能把寶貴的生命再浪費在通勤上了。可我覺得自己還有餘力做事，比如在大學開門課。
但開什麽課呢？這些年我仍在不斷地讀書，有一些人的書對我有挺大的影響，如美國的存在主義心理治療師歐文·亞隆。他寫過很多心理小說，包括《愛情劊子手》《當尼采哭泣》《叔本華的治療》等。前幾年他出了一本新書，叫作《直視驕陽：征服死亡恐懼》。從亞隆的書中我看到，人在麵對死亡的時候，其實仍然是可以有機會去成長的，或者說，死亡會逼著他重新去審視自己的人生，然後會有一些改變。
另外一個因素是，2003年SARS以後，我曾和“青春熱線”的誌願者團隊一起，在高校、中學和一些機構做危機幹預、哀傷輔導的工作。加上我對大學生這個群體蠻熟悉的，多年的“青春熱線”服務，使我知道他們可能有哪些溝溝坎坎以及他們對學習的渴望。所以我就想，是不是可以有一個什麽樣的課，不一定完全跟心理學相關，它能夠與大學生的生命成長相關，同時也可以幫助他們拓寬知識麵、拓寬視野。
我覺得生死學可能就是這樣一個兼顧兩者的課程，它涉及生物學、醫學、心理學、倫理學、人類學、法學、美學、哲學等諸多學科，非常廣闊，同時又可以涉及生命成長的一些課題，比如如何麵對人生的困境與危機。所以，我覺得自己可以在生死學的框架下做些教育的嚐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