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潮”从发生到结束只有六天。但我的许多学生和电影里的学生一样，只有到第六天，才惊觉“浪潮”的可怕。而在前面的五天里，他们看到了原来彼此对立的学生开始团结，原来因种族、阶层差异形成的歧视被抹平，原来被称为“软脚虾”的蒂姆变得勇敢，原来感到孤独的学生仿佛找到了归属，原来终日迷茫的学生似乎有了方向感……这个团体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学生提问和讨论环节，他们提出了许多困惑：“浪潮”这样的团体和制度，有没有积极的意义？“浪潮”提供的整齐划一和归属感，是否是民主制度没有的优势？“**”是错误的，但那时人们却有一种单纯的**，现在我们似乎只信仰自己，难以合成一股力量发展成强大的集体，“就像学校里很多名存实亡的学生社团一样”。发展个性和融入集体，似乎都能给人提供生命的意义，这两者的关系究竟怎样？
在这些提问中，我看到了学生的某种渴望，这样的渴望也曾出现在电影《浪潮》中的学生身上。
这是一种怎样的渴望？它又来自何方？我和学生分享新精神分析学派的主要代表卡伦·霍妮的观点：“通过把自己消融在某种更巨大的东西中，通过消除自身的个体性，通过放弃自我以及它所拥有的一切怀疑、冲突、痛苦、局限和孤独，来获得最后的满足。这正是尼采所谓的从‘个体的原则’中解放出来；正是他称为‘酒神精神’的那种东西。他把这种倾向视为与‘日神精神’——它致力于积极地塑造和掌握人生——恰恰相反的一种人类基本追求。”“这两种倾向本身并不都是病态的；无论是保持和发展个性，还是牺牲和放弃个性，都是解决人类问题的合理目标。”[10]
那，人类要解决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心理学家戈登·盖洛普在20世纪70年代做了一项研究，发现在动物王国里，只有少数“精英”，如黑猩猩、海豚、逆戟鲸、某些大象，能认出镜子里出现的是自己。科学家们发现，正是这些有自我意识的动物，面对失去生命的同类动物尸体时，会表现出某种“慌乱不安”的行为。黑猩猩以及一些种类的大象象群中，还存在“守灵葬仪”现象，它们在同伴死亡后，会在尸体旁边伫立直达数日。“对于死亡的知觉似乎是智力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11]，他们得出结论说。
毫无疑问，在所有动物中，人类的智力发展水平是最高的，是人类彻底改变了我们这颗星球的面貌。不过，因为在动物中智力超群，拥有强大的自我意识，人类便会通过他人的死觉知自己的死。“这种面对死亡时的高度敏感状态常常被看作是我们这个种族真正的印记，是将我们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最主要特征。”[12]
原来，人之为人，是因为我们拥有自我意识和死亡意识！或者说，因为我们是人类，所以会不可避免地从他人之死中，觉察到自身生命的短暂、渺小与孤独，会产生“这尘埃般的生命究竟有何意义”的困扰，也会为“我”死后究竟去了哪里而焦虑。
怎样处理这样终极性的问题呢？为了摆脱生命无意义的困扰和死亡焦虑，人类找到了不同的方法。亚隆在《存在主义心理治疗》中，认为人们面对死亡焦虑有两种主要的防御方式：“凸显”与“嵌入”[13]。“凸显”即相信个人的独特性，努力活出自我；“嵌入”即相信终极拯救者，努力将自己融合或嵌入到自身之外更大的力量中。它们正对应着尼采说的“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
亚隆在临床实践中看到，倾向于“凸显”的人，可能会自恋，常常是强迫性成功者；倾向于向外直接攻击，可能自信到拒绝他人必要且适当的帮助；断然拒绝自身的失败或限制；容易表现出自我膨胀甚至夸大的倾向。
那么“嵌入”，“相信终极拯救者”，“把自己消融在某种更巨大的东西中”，如宗教、神圣的使命、盛大的狂欢、伟大的事业等，又如何呢？
的确，在“更巨大的东西”中，如我的朋友，心理学家杨眉所说，人们可以获得“我们感”、归属感、安全感和力量感。《浪潮》中的蒂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位同学在课后写来的观影感想中这样描述蒂姆：“蒂姆好像有一点把集体的力量和个人的力量混淆，认为集体的力量就是个人的力量，从而使自己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强大的感觉，并借着这股力做自己想做的事、成为想成为的人。”
但当人们放弃自我，让自己嵌入、消融在“巨大的事物”中，臣服于“终极拯救者”时，是否又产生了另外一种危险：变成被别人操纵的木偶，丧失了自我的独立性，在群体力量的宰制之下，在一种不自觉的状态下作恶，就像《浪潮》中的学生们？
我想，不管是让学生们建立“第三浪潮”进行课堂实验的美国老师，还是将此事改编成电影的德国导演，他们都是想借此再一次探索和认识20世纪人类最大的悲剧：为何原本善良的人们，会被希特勒迷惑，会被纳粹裹挟，参与对犹太人的屠杀？而身为中国人的我们，也需要反思，为什么在“**”中，几乎一夕之间，一些戴上红袖章的青年和少年就变成了暴徒？
我想和学生们一起，不仅探索“文格尔”们是怎样操纵团体的，也探索“浪潮”形成的更深层的因素——从我们自身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