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越没有归属感，越没有自我认同，越感觉到被不公平对待的人，就越容易被操控的话；如果说，青春年少也是最容易被裹挟被利用的年龄，那么我们必须思考，作为个人，我们如何才能避免被卷入非理性的“浪潮”，才能不成为极权主义作恶的帮凶。
一位同学研究了“浪潮”中不同的人物，她发现，同样的环境，每个人身上不同的特质导致了不同的选择。卡罗在整个活动以及生活里都是一个有着自己的判断和选择的人，尽管最开始她同意了文格尔的观点和措施，但当她发现不对劲的苗头时，勇敢地站出来进行了阻止，说明她是一个自信、能动性很强的人。“我想在生活中保持着判断力和选择力是很重要的，万一我们不幸判断错了，也至少要有马科尔那样的觉悟，发现不对劲马上停下来，至少给自己一个反思的空隙，不要被社会压力冲昏头脑，不然就可能像蒂姆那样被‘燃成灰烬’。”
赵婧同学则认为，只有当个体感知到了自我存在的价值，才能够产生出自由的思想，找出自己的人生方向。否则，所有的力量都会被用来寻找社会依附，迷茫慌张。
我觉得他们说到了点子上，也说到了中国文化与中国教育的痛处：当我们不能把孩子当作独立的个体来尊重，当我们不能给孩子探索世界、表达自我的机会，当我们以学习成绩作为衡量孩子的唯一标准，当我们习惯于把现成的结论灌输给孩子，将孩子的脑袋当作知识的存储罐而不是思考的发动机时，自尊与自信便难以生长，独立思考的能力也难以提升，“迷茫慌张”，“寻找依附”，便会长久地徘徊不去。
只有在家庭生活中，在学校教育中，父母、老师这些“重要他人”，能给予孩子无条件的积极关注，帮助孩子建立积极健康的自我认同，才会让一个人减少去寻找“替代品”的可能。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人如果只是努力发展自我，是否会变得极端孤立和自私，就像亚隆对过度“凸显”者所描述的那样？当我们警觉在群体中被操纵时，也要看到，人是社会性动物，人类以血缘、地缘、业缘、趣缘、志缘，组成各式各样的社会群体，在满足自身不同需要的同时，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群体，提供了比个体更大的力量，也为个体提供了心理上的归属，它并不必然走向恶。
但是，什么样的群体会演变成“浪潮”，让人们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被非理性的力量所宰制，使好人也变成恶魔？什么样的群体，既满足了人们归属的需要，又能让个体在其中发挥潜能，从而给社会做出积极的创造性的贡献？
思来想去，我觉得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排斥异见”。虽说人以群分，物以类聚，群体本身就有或清晰或模糊的边界，但在一个利益多元、文化多元、价值多元的社会中，不同群体之间学会对话与共存，而不是对立和对抗，在“共和”中获得“双赢”与“多赢”，是文明发展的大方向。在群体内部，不同意见的对话、交流，也是保持群体活力和创造性的有效方法。歌路营举办的“公益青年领袖成长营”，虽然主张大家穿统一的“营服”，虽然也有LOGO设计之类的团队建设活动，但是它与“浪潮”根本不同的一点，就在于允许不同意见的存在。在讨论中，学生们还进一步提到，在一个群体中，形成分权、监督、制衡的机制，求同存异才会成为可能，“共和”的局面才能出现。
然而对话与共存并不是人类习惯的方式，前现代社会用暴力解决冲突的模式，已经有成千上万年的历史，人们更习惯如津巴多所说的：“在善恶之间，我们竖立一道看似穿不透的藩篱，以简化人类经验的复杂性。在善这一边的，都叫‘我们’、‘自己人’、‘同类’，而在恶那一边的通通归成‘他们’、‘别人’、‘异类’。”[19]既然是“异类”，就可以党同伐异，如电影中，文格尔对穿红衣的卡罗刻意冷淡，让学生把马尔科当作“叛徒”揪斗。将与己不同之人视为“他们”，视为“异类”，还可以将其非人化[20]从而进行清除、消灭，无论是纳粹将犹太人视为“蟑螂”，还是“**”中被批判的“走资派”“黑五类”“牛鬼蛇神”，都是这样。
所以，当一个群体用排除异见来保持“纯粹”时，恐怕就要警惕了，特别是某些人有意制造情境压力场的时候。
那么，当一个群体发生这样的事情时，如何抵抗？津巴多认为，关键在于三个方面能力的发展：自我觉察力（self-awareness）、情境敏感度（situational sensitivity）和街头智慧（street smarts）[21]。津巴多还列出了既能“抗拒有害社会影响力”，同时可以促进“个人的弹性和公民的德行”的十个步骤。有意思的是，津巴多是用十句自我对话来概括十个步骤的。自我对话，正是自我觉察和自我决定的重要的工具。
这十个步骤和十句话是[22]：
步骤一：“我犯错了！”
步骤二：“我会很警觉。”
步骤三：“我会负责任。”
步骤四：“我会坚持自己的独特性。”
步骤五：“我会尊重公正的权威人士，反抗不义者。”
步骤六：“我希望被群体接受，但也珍视我的独特性。”
步骤七：“我会对架构化信息维持警觉心。”
步骤八：“我会平衡我的时间观。”
步骤九：“我不会为了安全的幻觉而牺牲个人或公民的自由。”
步骤十：“我会反对不公正的系统。”
而我的朋友杨眉，在通过写作《告别11岁》来自我疗愈“**”创伤的过程中，也总结出了“能够帮助一个人抵御制度所造成的恶的最重要的个人因素”，就是尊重常识、独立思考、忠实于自己和自由选择。
我也很欣赏我的学生提出的一些办法。例如：“怀疑，当你怀疑的时候就去质问”；“离开这个集体与圈外的人交流，看看别人怎么看”；“经常用‘如果今天是我人生最后一天我还会这样做吗？’发问自己，自省”……
我希望我的学生，能够在公共生活中，学会倾听不同的声音，学会和不同诉求的人对话交流。这样一种态度和习惯的养成，非常有助于我们抵御情境力量场的**和压力。
为了帮助学生认识“我”与他人的复杂关系，理解独立思考与群体智慧的关系，我还做了两件事。
在课堂讨论中，我设置了一个特别的环节：在讨论开始之前，先给大家一分钟时间进行独立思考。
这一分钟有何意义？这个设置来源于《思考，快与慢》一书中提到的一个实验：向大量的观察者展示一些装有硬币的玻璃罐，让他们估算一下每个罐里硬币的数量。实验发现，一个人单独完成这个任务的效果并不理想，有些人高估了硬币的数量，有些人低估了硬币数量。但一群人共同做出判断时准确率就很高，因为对所有估算得出的平均值就会趋近正确值。然而，只有在每个人的观察相互独立，每个人所犯错误不相关联的情况下，降低错误率的奇迹才能出现。如果观察者持有相同偏见，就算将他们的观察汇总起来也难以降低错误率。
这个实验说明了独立判断的价值。所以该书作者建议企业高管们：“在开始讨论某个问题之前，先让与会的每一位成员各自写下简短的意见阐明自己的观点。这个过程很好地利用了小组里不同知识和见解的价值。而开放性讨论这一常规做法总会注重那些发言早而又强势的人的意见，使得其他人一味附和他们的观点。”[23]
另外，我在课后还为学生提供了另外一篇文章《我们都是一小撮》。作者周濂用非常贴近青年的故事，让人了解我们其实都是“一小撮”，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才能避免“自以为是的道德优越感”以及“不自知的恶与暴力”[24]。
在“凸显”与“嵌入”的两种防御中，何者更为有效？人与群体的关系，是否可以做到津巴多所说的“熟练自如地摆**于完全沉浸与适时抽离的两极间”[25]？人是否可以既让自我得到充分发展，又能对社群有所贡献？
用“凸显”和“嵌入”的模式来分析，电影《死亡诗社》中尼尔的自杀可以说是个体化失败，即不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去活；而在《浪潮》中，蒂姆的自杀则是因为他对“终极拯救者”的期待破灭了，“嵌入”失败。看上去，这两种防御方式都有问题。但欧文·亚隆指出：“总的来说，终极拯救者的方式不如个人独特性有效。不仅因为它更容易破灭，而且也因为它所固有的对人的限制性。”[26]
或许，人生之难，就在于要在“凸显”与“嵌入”的两极间不断调整，通过成长，获得如弗洛姆所说的，在一种“积极的自由状态”中，“人可以自由但并不孤独，有批判精神但并不疑虑重重，独立但又是人类的有机组成部分”[27]。这是一种非常理想的人格状态，也是一个极为艰巨的成长任务。而这条成长之路，在弗洛姆看来，却是要以人的自发性为开端：“人只有实现自己的个性，永远不把自己还原成一种抽象的、共同的名称，才能正视整个普遍人的经验。人一生的任务恰恰是既要实现自己的个性，同时又要超越自己的个性，达到普遍的经验这样一个充满着矛盾的任务。”[28]
对于年轻的大学生来说，如何实现自己的个性，又如何超越自己的个性，在社会发展进步的历程中，找到自己的生命价值和意义，这不仅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也是一个只能在与现实世界的互动中，去探索和解决的问题。生死学课堂所能做的，或许就是给他们经历多年教育形成的不习惯独立思考的大脑松松土，觉察到自己在以什么样的模式活着，并且保持着警觉和成长的愿望。
【附录】课后书写与对话
【陆晓娅说】
赵婧和潘越的两篇文章虽然不长，但我却觉得非常有分量。这分量首先是来自于对问题的深入思考，来自自己和自己较劲。这样的一种较劲，或许是心智发展的一种动力，在较劲中产生疑问，也产生新的思想。
赵婧较劲的对象是自由的基础。我特别喜欢她的一句话“自由是建立在一个已知的安全基地之上的社会创造性活动的源泉”。这句话有两个重点，一个是“自由是社会创造性活动的源泉”，另一个重点是“自由是建立在安全基地之上的”。这个“安全基地”是什么？是童年的安全型依恋所发展出来的健康人格，还是团体的归属感？抑或两者都有？我是倾向于两者都有的。因为人的价值感虽然不完全依赖于关系，但是全然孤立的个人，恐怕还无法发展出生命的价值感和意义感，他拥有的“自由”又如何成为创造之源呢？
拥有自由意志，但同时又能融入人类为社会进步的努力中，或许将这两者整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我们一生都要面对的课题吧。那些真正的自我实现者，便是将这两者整合起来的人。
潘越的文章非常有想象力，他想象“浪潮”可以继续发展，但不是朝着极权的方向，而是在文格尔先生的带领下，逐渐从极权过渡到民主，学生们因而可以学习到如何过民主的生活。是的，从臣民到公民，从专制极权到民主宪政，会有一条非常艰难的路，没有具有良好民主素养的公民，也不可能有健康的民主社会。但是，民主素养这玩意儿，真不是靠读书就能提高的，非得在民主实践中去学习，去培养。也许，我们无法将这个过程变成一个大型的体验式课程，变成从“浪潮”到“反浪潮”，但民主素养的训练场其实就在我们身边。任何有利益冲突的真实的生活场域，都可以转化成民主素养的训练场，如我们的宿舍，我们的学生社团，我们的班级。有兴趣的同学，我还是极力推荐大家看看《可操作的民主：罗伯特议事规则下乡全纪录》一书（寇延丁、袁天鹏著），看看农民们怎样去学习运用民主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