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让我们先离开一下薇薇安。因为今天，2015年12月12日，我写作的这个当下，一个年轻人被执行了死刑。他叫林森浩，两年前，身为复旦大学医学院研究生的他，因为琐事对同学黄洋产生不满，将剧毒化合物注入饮水机，导致黄洋中毒身亡。两个原本很有前途的年轻人，死在了不该死的年龄。
为什么我要提起此事？因为两年前，在我开启这堂课之前，收到了一封助教老师的邮件。邮件中说：
今天遇到一个让人郁闷的事情，不是完全不能理解，但不知道该怎么做。
今天下午上形势与政策课，大一的学生，领导安排了前面一小段的时间让他们做一周新闻综述，算作平时成绩。学生们整理的新闻倒是很及时，昨晚的新闻今天就整理了出来，比如师大一些社团组织了同学在操场给雅安祈福，他们今天也提到了。
虽然PPT制作略显粗糙，对着PPT照着念，念得不是很流利，但其实如果只是这样，也不妨碍什么。
主要是，他们在谈论的是地震和投毒事件呀，上面念PPT的同学是带着笑磕磕绊绊地念的，念得不通顺的时候下面就会哄笑。我立即批评了大家，说本应很沉重的事情，怎么可以以娱乐的心态来对待？可是事情没有结束，上面念PPT的同学，在念到黄洋的事情的时候，在某天“就死掉了”，声音突然变尖，就像是平时某人很开心地说我吃得太饱快要死掉了那种状态，而且就是在此时，好像是因为念错了什么，大家又开始哄笑。其实她的PPT的结尾一句是“悲哀的是以娱乐的心态来对待悲剧”，是对网上微博调侃“感谢舍友不杀之恩”的评价。
换了另两个同学，又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半个小时我批评了四次，质问他们的心态。一个同学回应我，不是娱乐，只是不想用悲伤的心态来生活，可这明显不是关键的问题。
而今天中午回到宿舍的时候，在门口听到隔壁几个宿舍的女生在高声谈论昨晚师大有一个女生跳楼的事情，是笑着高声谈论的。
也许我不了解他们的心态，也许他们听多了悲剧，这些都吸引不了他们的注意了，他们更关注的是同学略带滑稽的展示方式。也许是因为从众，有一个人笑，大家都开始笑。
回到办公室，跟另一个同事说起上课的事情，她说她前两次在这个班上课也遇到了同样的事情，也做了批评。
也许是我批评的不够有力度吧，没有进入他们的内心，也许我开始上课之前应该默哀1分钟吧，这样他们就会认真一点对待？
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应对，只觉得自己今天的做法是失败的，失去了一个教育的契机，很苦恼呢！
该怎样理解学生们的“笑”呢？当学生们笑起来的时候又该怎样回应？既然我的课是生死课，或者这是一个可以探讨的问题吧。
非常遗憾的是，那位助教老师当晚有课，我只好越俎代庖，替她抛出了这个话题。我说助教老师有些困惑，不知道同学们怎么看？
家乡是四川的同学，先站起来分享了听到雅安地震时对亲朋好友的担心、挂念。另一位同学分享说，听到雅安地震的消息，同宿舍四川的同学哭着跑出去了，那一刻才知道地震曾给人带来怎样的痛苦和伤害。接着又有同学站起来念了一条短信，表达对娱乐化灾难的不满。也有同学说，其实地震唤醒了大家的死亡焦虑，“笑”是一种遮掩。
“笑”的确是一种遮掩，一种心理防御机制！曾经做过许多危机干预和创伤治疗的我，对于用“笑”来延缓“痛”、稀释“痛”、遮掩“痛”，并不陌生。在2003年SARS结束后给北京某中学学生做悲伤辅导时，我见过学生用故作轻松的语调讲述遇难老师的故事；在5·12大地震的心理援助中，我也见过当别人流泪时，伤痛最深的人却在笑。所以我告诉学生们，如果不用道德评判，而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们之所以“笑”，有时候是因为太痛了，害怕真的面对了，自己的情绪会失控，于是用“笑”，用“轻松”来掩饰。同时，同学们还有另一层担心，就是如果自己表露出真实情感，会不会受到别人的嘲笑。所以“笑”并不一定是没有同情心，而是对焦虑的一种遮掩。但当“笑”形成一种情境力量场时，也会消解我们同感他人的能力，让苦难失去分量，让生命失去尊严。（很遗憾当时没有讨论整个社会的低俗化、娱乐化倾向，我认为这种“去崇高”的倾向与人们缺少真正参与社会生活、参与社会治理的机会有关。娱乐化何尝不是整个社会转化焦虑的一种方式呢？）在这样的时候，也许比批评更好的做法是，告诉学生“笑”背后其实是害怕，是焦虑，请他们安静下来面对自己的内心，想一想生命的无常，然后试着用尊重生命的方式在心里去联结那些不幸遇难的人们。这也许比一个正式却没有投入的默哀，更能带给学生一些觉察与思考。
不过，想到年轻的学生们离自己的真实感受这么远，想到他们对流露真实情感的害怕，想到他们已经习惯于用娱乐来消解原本严肃的话题，我心里还是会有一些悲哀。因为我知道，当一个人与真实的自我疏离时，内心一定也是孤独的，是不喜欢自己的。有谁，会喜欢一个不真实的自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