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後漢書》編纂於郝經拘留儀真期間，直至延祐五年，方由元朝官刻行世。由於印本無多，流傳不廣，明以後逐漸散佚。清四庫館臣以其“持議甚正，有益治體”，從《永樂大典》中輯佚成書，收入《四庫全書》之中，雖結構尚稱完整，但內容已多有散佚。
一、《續後漢書》的修撰
中統元年（1260），忽必烈即蒙古汗位，以郝經為翰林侍讀學士、國信使，出使南宋議和。南宋權臣賈似道，拘留郝經於真州（江蘇儀征）十五年。在議和不成、歸國無望的困厄中，郝經潛心經史，先後撰修各類著述十二種、數百卷，《續後漢書》即作於拘囚期間。
郝經《續後漢書自序》雲：
中統元年，詔經持節使宋，告登寶位，通好弭兵。宋人館留儀真，不令進退。束臂抱節，無所營為，乃破稿發凡，起漢終晉，立限斷條目，以更壽書。作表、紀、傳、錄諸序、議、讚。十二年夏五月，令伴使西珪借書於兩淮製使印應雷，得二漢、三國、晉書，遂作正史。以裴《注》之異同，《通鑒》之去取，《綱目》之義例，參校刊定，歸於詳實。以昭烈纂承漢統，魏、吳僭偽。十三年冬十月書成，[1]年表一卷，帝紀二卷，列傳七十九卷，錄八卷，共九十卷，別為一百三十卷。[2]
由上文可知，《續後漢書》的寫作分三階段：第一，發凡起例，確定全書的年代斷限和改作宗旨；第二，分卷立目，並寫出各卷的序文議讚；第三階段，才是采錄前史，編纂史書正文。然而，《自序》隻記錄了《續後漢書》的成書時間，而沒有起始之年。考察郝經《陵川文集》，可見至元二年（1265）五月的《甲子集序》中，曾提到至元元年與書狀官苟宗道“整領綴緝”舊稿，其中就有《通鑒書法》《三國條例》二稿，“各自為一書”。[3]苟宗道《續後漢書新注序》雲：“先生比為新書，先作《義例條目》，以明予奪之旨，今各具本文下。”[4]《續後漢書自序》的新注注文亦雲：“先生比修新書，先為《義例》，以明更定去取之意，今各具本條下。”[5]顯然，這裏所謂的《義例》或《義例條目》，就是《甲子集序》所說的《三國條例》。《續後漢書》完稿後，《義例》沒有單獨成篇，而是分條錄入苟宗道的《續後漢書新注》，所以苟宗道《郝公行狀》在記敘郝經遺著時，隻提到《通鑒書法》，而未及《三國條例》。[6]《三國條例》是郝經編撰《續後漢書》的綱領，它確定了其書的修撰宗旨、體裁、斷限和書法原則。而《通鑒書法》，是對司馬光《資治通鑒》書法規則的總結，也是為確立改編三國史的書法原則而作的先行研究。可見，至少在至元元年以前，郝經已經在發凡起例，開始醞釀《續後漢書》。
根據《陵川文集》，約至中統四年（1263），郝經在多次與南宋當局交涉都無結果的情況下，已經開始潛心經史，做好長期被拘押的準備。從中統四年二月到至元五年（1268）正月的五年中，郝經先後編著了《一王雅》《通鑒書法》《春秋外傳》《甲子集》《原古錄》《太極演》《周易外傳》等七部書約200多卷。[7]因此，在這一時期，郝經對《續後漢書》隻作了發凡起例、確定義例書法的準備工作，大規模的修撰尚未開始。至元五年正月以後的四年中，郝經沒有再寫其他著作，將主要精力投入到改編三國史的工作中，不僅確定了全書表、紀、傳、錄四種體裁，編製了全書的目錄，還寫好了各卷的序文、議、讚，全書出於己意的創新工作已大體完成。剩下隻是根據舊史，將史料分別抄入體係完整的各卷之下而已。因此，至元八年五月，郝經通過南宋伴使陳西珪，向宋兩淮製置使印應雷借到《漢書》《後漢書》《三國誌》和《晉書》等書後，即開始大規模的史文抄錄工作，不過短短的十七個月，到至元九年十月，這部90卷的《續後漢書》即告殺青。
可見，《續後漢書》的結撰，從至元元年作《通鑒書法》和《三國條例》開始，到九年十月全書完稿，共持續了九年時間，而其中主要的工作，完成於五年正月到九年十月之間。
《續後漢書》雖作於郝經拘留真州期間，但是改作《三國誌》的心願卻並非始於此時。《續後漢書自序》對此有清楚的說明：
晉平陽侯相陳壽，故漢吏也。漢亡仕晉，作《三國誌》，以曹氏繼漢而不與昭烈，稱之曰蜀，鄙為偏霸僭偽。於是統體不正，大義不明，紊其綱維，故稱號議論皆失其正。哀帝時，滎陽太守習鑿齒著《漢晉春秋》，謂三國蜀以宗室為正，魏雖受漢禪晉，尚為篡逆，蜀平而漢始亡，上疏請越魏繼漢，以正體統，不用。宋元嘉中，文帝詔中書侍郎裴鬆之，采三國異同凡數十家以注壽書，補其闕漏，辨其舛錯，績力雖勤，而亦不能更正統體。曆南北隋唐五季七百有餘歲，列諸三史之後，不複議為也。宋丞相司馬光作《通鑒》，始更蜀曰漢，仍以魏紀事，而昭烈為僭偽。至晦庵先生朱熹為《通鑒》作《綱目》，黜魏而以昭烈章武之元繼漢，統體始正矣。然而本史正文，猶用壽書。經嚐聞搢紳先生餘論，謂壽書必當改作，竊有誌焉。及先君臨終，複有遺命，斷欲為之，事梗不能。
因此，當至元九年（1272）書成之日，郝經才感歎：“安得複於先君，而告卒事乎！”[8]
郝經改作《三國誌》是確有父命，還是模仿司馬遷《史記》的臨終受命，我們已不得而知。至少，郝經在憲宗八年（1258）十一月其父去世後所作《先父行狀》中，並未言及遺命改作事。[9]但是，郝經本人於三國史寓心已久，則是確有其事。苟宗道《郝公行狀》雲：“公自弱冠，每以陳壽所修《三國誌》統紀紊亂，尊魏抑漢，後世不公之甚，他日必當改作。”[10]早年束發就學奉父命學作決科文，郝經曾擬劉備和諸葛亮二人，作《漢昭烈帝討吳孫權檄》和《漢丞相亮諭偽魏檄》。[11]出使南宋之前，自己酉年至戊午年（1249～1258），郝經又先後為順天府關羽廟作《漢義勇武安王廟碑》，為涿郡劉備廟、諸葛亮廟作《涿郡漢昭烈皇帝廟碑》和《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廟碑》，並為北海管寧祠和易州田疇祠作《漢高士管幼安碑》《漢義士田疇碑》。[12]這些碑記，非但表彰忠於劉備匡扶漢室的諸葛亮和關羽，以及不仕曹魏以存漢統的義士管寧、田疇，而且提出黜魏尊漢的統紀問題。早在己酉年撰寫的關羽廟碑中，郝經就提出蜀漢正統論：“昭烈帝始終守一仁，武安王始終守一義，盡心於複漢，無心於代漢，漢統卒歸之。袁氏徒為僭偽，曹氏徒為篡竊，孫氏徒為偏霸，竟不能以有漢。”[13]《昭烈皇帝廟碑》進一步指出：“陳壽作《國誌》，即以漢統與魏，使昭烈父子與劉璋共為《蜀誌》。其後著書者，皆以魏為正統。惟宋司馬光更‘蜀’為‘漢’……而亦不以正統歸之。至建安，朱熹始奪‘黃初’之統，以‘章武’繼漢，漢亡始為魏。夫高帝以寬仁得人心開漢統，光武以謹厚得人心複漢統，昭烈以信義得人心存漢統。”所以，郝經在碑中，“推本漢氏家法心傳，統體所在，正其名號，曰‘漢昭烈皇帝’，榜其殿而碑諸廟。”[14]這些都說明，郝經在出使南宋之前，的確已有改作《三國誌》以正統體之意，隻是因為忙於世務，無暇撰作而已。拘留儀真十五年，為郝經提供了專意述作的充裕時間。在這一時期編撰的十二部著作中，《續後漢書》是郝經用時最長、投入精力最多的一部，是集中體現其史學思想的代表之作。元仁宗延祐五年（1318），朝廷商議刊刻郝經遺著，在眾多的著述中獨獨選出《陵川文集》和《續後漢書》兩部刊印行世，絕非偶然。
二、《續後漢書》的命名
郝經改作的三國史，最初並不稱為《續後漢書》，而是沿用陳壽書名，稱《三國誌》。郝經《自序》雲：“（中統）十三年冬十月書成……仍故號曰《三國誌》。”其下苟宗道《新注》亦引《義例》曰：“陳壽之為《國誌》，時東漢史尚無完書，乃斷自獻帝而下，為魏、蜀、吳書，總謂之《三國誌》。天下分裂，統體不一，如周衰列國，故如《國語》別為之書，而謂之誌，誌亦記也。今雖增修，革訛飾陋，正其統體，其名不可易，故仍曰《三國誌》雲。”[15]這說明，早在編寫《義例》決定改作宗旨之時，郝經已經為自己的著作確定了《三國誌》的書名。郝經認為，三國時期的曆史，正如春秋時期周室衰微列國分立。所以，陳壽模仿《國語》體裁，按國別分作魏、蜀、吳三書來記載當時的曆史，而總稱為《三國誌》，是符合曆史事實的。現在自己改編三國史，主要是為了“革訛飾陋，正其統體”，至於書名則不必改易。實際上，仍用《三國誌》之名，還有更深層次的寓意，即郝經期望自己的改作，可以取代陳壽《三國誌》的正史地位。不過，這一點隻能是他隱含的心願，不便公開闡明而已。所以，至元九年（1272）十月全書告成，郝經作《自序》言修撰事，清楚地說明其書仍陳書故名《三國誌》。同年苟宗道作《新注序》，亦未言及書名改易。
然而，郝經《陵川文集》卷29所收該書序、延祐五年（1318）五月江西行中書省開刊郝經著作的劄付，以及同年七月江西儒學提舉馮良佐為該書作的《後序》，都稱這部書為《續後漢書》。尤其值得重視的是，苟宗道《郝公行狀》在記述此書時雲：“公自弱冠，每以陳壽所修《三國誌》統紀紊亂，尊魏抑漢，後世不公之甚，他日必當改作。及聞晦庵先生有《通鑒綱目》，嚐語人曰：‘《綱目》雖奪魏統而與漢，然一代完書終未改正。’公乃創作紀、傳、序、誌、論、讚等書，其辭例森嚴正大，雄深健雅，黜奸雄之僭偽，續一世之正統，則昭烈、孔明之心，白日正中也。仍改曰《續後漢書》若幹卷。”[16]集賢學士盧摯《郝公神道碑銘》、翰林學士承旨閻複《郝公墓誌銘》二文，也都記此書為《續後漢書》。其中《郝公墓誌銘》稱：“公之歿也，權厝於保定西郭靜直君（郝經父思溫）墓側。大德三年春，遷窆於河陽虎頭山之原，從吉兆也。先事，朝請君（郝經子采麟，時為集賢直學士朝請大夫）持淮東道肅政廉訪副使苟宗道所述家傳，請銘幽隧。”[17]可知盧摯《郝公神道碑銘》和閻複《郝公墓誌銘》，都作於大德三年（1299）春郝經遷葬之前，而二文所依據的苟宗道《郝公行狀》，當更作於二文之前。也就是說，以上三文都寫於延祐五年刊刻郝經遺著之前。這似乎是充分的證據，說明至少在該書刊刻前，甚至有可能在郝經生前，其書已改稱《續後漢書》。但對史料細作考究，則又不然。
首先，《三國誌》完稿於至元九年十月，下距十一年元軍大舉攻宋、宋遣郝經一行北歸還有兩年。若郝經在此期間已決定更改書名，那麽他完全有時間改動《自序》和《義例》中有關書名的解說，而不至於留下“仍故號曰《三國誌》”的原文。而且，郝經在北還途中就已罹病，十二年四月到達燕京麵見忽必烈，翌日世祖駕幸上都，留郝經於燕京就醫看治。七月十六日，郝經即以“宿疾複作”去世，其間似無暇再更定自己的著作。
其次，《郝公行狀》的作者苟宗道，是以書狀官身份隨同郝經出使南宋的郝氏門生，當年在儀真曾協助郝經改作三國史，並為郝書作《新注》。如果郝經生前已決定改易書名，即使本人不及措手，苟宗道亦可助他改易原稿，而不會出現《自序》名為《三國誌》，《行狀》中卻雲“仍改曰《續後漢書》”的矛盾。
再次，《陵川文集》卷首所載延祐五年元中書省移江西行省谘文，在提到郝經三國史時，亦稱之《三國誌》。該谘文首引集賢大學士禮部尚書郭貫上奏雲：“其平日著述，如《三國誌》……《春秋外傳》《一王雅》《陵川文集》等書，學者願見而不得。”要求刊刻郝經遺著以示表彰。上書獲中書省批準：“將郝文忠公遺文裒集梓行，誠有補於世教。”其後，谘文又引懷孟路申，“今將《陵川文集》並《三國誌》申解前去”。中書省收到之後，遂“將發到《陵川文集》一十八冊、《三國誌》三十冊送付編修官蒲道源等，考較去後”。[18]這說明，延祐五年朝廷商議刊刻郝經遺著，到懷孟路郝氏家中查找遺稿，並上呈中書省轉翰林國史院官員考較時，郝經改作的這部三國史仍稱為《三國誌》。
書名的變化應出自翰林國史院官員對郝經著作考較之後，由“待製趙穆、編修官蒲道源等官連呈”中書省時，書名已改稱《續漢書》。[19]而且，當年七月江西行省儒學提舉馮良佐在刊印郝經著作完畢之後，作《續後漢書後序》還特地解釋說，“若夫《續後漢書》暨《陵川集》，則今所定稱也”。[20]這就證明，郝經生前《三國誌》的書名從未改易，《續後漢書》之名，應該是翰林國史院官員考較時所改，所以江西行省劄付、馮良佐《後序》，才一致改稱《三國誌》為《續後漢書》。至於《陵川文集》卷首附載的盧摯《郝公神道碑銘》、閻複《郝公墓誌銘》和苟宗道《郝公行狀》，以及《文集》卷29所錄《續後漢書序》，都應當是江西行省刊印時所作的相應改動，而非原文如此。
還有一個佐證，郝經在拘留儀真期間，曾編訂自己的詩文為《甲子集》，集中按文體分類，順序為詩、賦、論、說、辨、解、書、傳、誌、箴、銘、讚、頌、序、記、碑誌、行狀、哀辭、祭文、雜著、宏辭、表奏、使宋文移等。[21]而延祐五年刊刻的《陵川文集》，各文體順序調整為：賦、詩、圖記、論、雜著、文、哀辭、祭文、箴、銘、讚、說、書、記、序、述擬、奏議、碑文、墓誌銘、行狀、使宋文移。說明翰林國史院在考較郝經著作時，不隻是作了文字的考核校訂，還重新編輯過文集。
書名的改易，說明翰林國史院官員認為，郝經三國史沿用《三國誌》之名，有仍陳壽之舊的嫌疑。不如像南宋蕭常所著三國史，改稱《續後漢書》，更能凸顯蜀漢為繼西漢、東漢之後又一個新的漢朝政權，也更符合郝經改作三國史、確立蜀漢正統的宗旨。這一改變，雖無悖於郝經更正統紀的撰述本意，但是，翰林國史院官員並不認為郝經之書，可以取代陳壽《三國誌》的正史地位，則是顯而易見的。
三、《續後漢書》的刊行與輯錄
至元九年（1272）十月，《續後漢書》完稿於儀真。兩年後，元軍大舉攻宋，忽必烈遣兵部尚書廉希賢與郝經之弟行樞密院都事郝庸入宋，責問宋朝拘留使節之故，南宋被迫放還郝經。次年四月，郝經一行回到燕京，入見忽必烈複命，七月即病卒家中。郝經死後，他從南方帶回的著作悉藏於家，未曾刊行。
據元中書省谘文，仁宗延祐中，郝經門生禮部尚書郭貫上書朝廷，提出郝經以國信使出使宋朝，被宋拘留十六年，“凜然風節，遠配古人”。“其平日著述，如《三國誌》黜曹魏而主劉蜀，使正統有歸，吻合朱文公《通鑒綱目》筆法，一洗前書之謬誤，是誠有補於世教。又如《春秋外傳》《一王雅》《陵川文集》等書，學者願見而不得。似此遺稿，家藏尚多。不幸其子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使文徵早卒，伏慮前書久而散失，良可惜也。如蒙朝廷允許，於懷州本家取發前來，付翰苑披詳，發下板行。庶使一代儒宗雄文傑作，不至湮沒，傳之將來，以見聖治文明之盛，是則非惟死者之幸，實後學之幸也”。[22]要求刊刻郝經遺著，以表彰忠烈。
郭貫上書得到朝廷批準，遂移文懷州，於郝經家中尋求遺稿。在郝經諸多著作中，懷孟路僅將《陵川文集》十八冊和《三國誌》三十冊申解入京，由中書省送付翰林國史院考較。參與其事者，有翰林待製趙穆、翰林編修蒲道源等人。考較後，翰林院官員連呈：“郝經所著文集，筆力雄深，議論賅博，忠義之氣，藹然見於言意之表。《續漢書》（即《三國誌》）得先儒之至論，黜晉史之帝魏，使昭烈上係漢統，扶立綱常，有補世教。其間敘事，典贍核實，多前史所未及者。若蒙呈達都省，行下書坊，版行傳後，非惟使斯人生平精苦之誌有以表見於世，亦示我國朝之有人焉。”[23]於是，由集賢大學士陳顥“以公書敷奏”。仁宗“念故臣之可憫，喜藏書之有傳，睿旨恩潤，俾江西行省繡梓”。[24]到延祐五年（1318）七月，兩書刊刻完成，各印刷二十部。這是郝經《陵川文集》和《續後漢書》的第一次刊行，上距至元九年《續後漢書》成書，已經四十六年。但因各書印數有限，流傳亦受到局限。
明清兩代，郝經著作的元官版毀亡。《陵川文集》由於受到世人重視，多次重刊重印，完整流傳至今。而《續後漢書》因未曾再版，所以到清修《四庫全書》時，已無傳世本，惟《永樂大典》存錄尚多。四庫館臣乃自《永樂大典》抄錄整理，輯成《續後漢書》90卷，雖結構完整，內容卻多有遺失，已非完璧。此後，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上海鬱鬆年《宜稼堂叢書》，據《四庫全書》輯佚本刊行。而《叢書集成初編》，又據《宜稼堂叢書》本重新排印。這就是郝經《續後漢書》的版本情況。
《四庫全書總目》雲：
是書與經所撰《陵川集》，皆延祐戊午官為刊行，然明以來絕少傳本，惟《永樂大典》所載尚多，核以原目，惟《年表》一卷、《刑法錄》一卷全佚不傳，其全篇完好者猶十之六七，其序文、議、讚存者亦十之八九。今各據原目編輯校正，所分子卷悉承其舊。間有殘缺，其文皆已具於陳誌，均不複采補，以省繁複。又經所見，乃陳誌舊本，其中字句與今本往往異同，謹各加案語標明，以資考證。書中原注，乃書狀官河陽苟宗道所作……其注於去取義例頗有發明，而列傳中或有全篇無注者，殆修《永樂大典》之時傳寫佚脫歟！[25]
《四庫提要》說明，郝經《續後漢書》的輯錄，具備兩個有利條件：一是該書雖已散佚，但資料在《永樂大典》中保存尚多，具備輯錄成書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其書原目尚存，使輯佚者可以根據郝經編定的目錄，將所輯材料編輯校正，甚至所分子卷皆可悉承其舊。這就基本保存了郝書的原貌，雖有部分資料佚失，卻無礙大局，使後世仍可以了解其書的體裁結構和編纂宗旨。
《續後漢書》的輯錄情況究竟如何，上引《四庫總目》隻是概而言之。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統計，其中全卷佚失確乎隻有《年表》和《刑法錄》2卷，約占全書90卷的2%；不過，尚有正文全佚僅存議、讚者8卷，約占全書9%；部分闕佚者57卷，約占全書63%；而全卷完整者隻有23卷，僅占全書26%，遠不是《提要》所雲的“十之六七”。至於郝經自撰的序文、議、讚則保存較好，其中序37篇存29，議172篇存150，讚93篇存76，即在總數302篇中保存了255篇，約占全部的84%，確如《提要》所言“存者亦十之八九”。
若按史書體裁統計，則有：
年表1卷，全佚。
帝紀2卷，全存。
列傳79卷，包括漢傳21卷、魏傳24卷、吳傳16卷、人物類傳14卷、四夷列傳4卷。其中全卷保存完好者18卷，分別是卷9、卷15、卷23（漢傳），卷25、卷29、卷31、卷37、卷38（魏傳），卷49、卷50、卷51、卷54、卷62（吳傳），以及人物類傳中的卷69（高士傳）、卷70（死國傳）、卷73（狂生傳）、卷74（叛臣傳）、卷75（篡臣傳）。而止存議、讚正文脫佚的8卷，分別為卷6、卷13（漢傳），卷26、卷27、卷28、卷40（魏傳），卷59（吳傳），與四夷列傳中的卷82（南蠻傳）。所餘53卷則各有闕失，皆不完備。如按列傳所載人物統計，在61卷各國列傳中，正式立傳記載的人物原為漢100人、魏132人、吳79人，今闕漢41人、魏51人、吳28人。各列傳附載的人物原為漢88人、魏93人、吳69人，今闕漢34人、魏50人、吳25人。而在14卷人物類傳中，正傳記載原為漢59人、魏86人、吳46人，今闕漢17人、魏13人、吳9人。附傳原為漢33人、魏56人、吳16人，今闕漢6人、魏4人、吳4人。換言之，在全部人物傳記中，正傳原記載各國人物502人，今闕159人，約占全部人物傳記的32%；附傳原記載各國人物355人，今闕123人，約占全部附傳人物的35%。至於四夷列傳4卷，在北狄、烏桓、鮮卑、羌、西域、東夷、南蠻、西南夷八類目中，除南蠻、西南夷二類正文全佚外，其餘五類正文也所存無幾，是全書中散佚較為嚴重的部分。
八錄8卷，其中道術、職官、食貨3錄全存，刑法錄全佚。曆象錄26類目中，僅輝氣全闕，五行、災異部分闕，保存尚屬完整。其餘三錄則缺損嚴重。疆理錄載16州，漢1州闕，魏11州闕6，吳4州闕3。禮樂錄中禮分天、地、人3類，天20子目闕11，地9子目闕5，人15子目闕8；樂3類全存。兵錄分15類，亦闕10類。
此外，苟宗道所作《續後漢書》原注，因散附於各卷正文之下，其存佚今已無法確計。
由統計可知，《續後漢書》體裁結構堪稱完整，郝經親自撰寫的序文、議、讚保存較好，殘佚嚴重得多是抄錄自《三國誌》、裴注及諸史的史書正文，對於了解全書妨礙不大。可以說，《四庫》輯佚本，為研究《續後漢書》和郝經的史學，提供了良好的文獻基礎。
[1] 按：郝經被拘真州，北方消息不通，不知道中統五年忽必烈改元至元之事，所以一直沿用中統紀年。中統十二年、十三年，即至元八年、九年，以下類推。
[2] 郝經：《續後漢書自序》，見《續後漢書》卷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清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輯錄《永樂大典》本，1986，第385冊，第23～24頁；又見《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29，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15頁。
[3] 郝經：《甲子集序》，見《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29，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1頁。
[4] 苟宗道：《續後漢書新注序》，見郝經：《續後漢書》卷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清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第385冊，第25頁。
[5] 郝經：《續後漢書自序》，見《續後漢書》卷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清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第385冊，第24頁。
[6] 苟宗道：《故翰林侍讀學士國信使郝公行狀》，見郝經：《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首，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27～28頁。
[7] 參見郝經：《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28、29諸書序文，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
[8] 郝經：《續後漢書自序》，見《續後漢書》卷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清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第385冊，第21～24頁。
[9] 郝經：《先父行狀》，見《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36，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9～12頁。
[10] 苟宗道：《故翰林侍讀學士國信使郝公行狀》，見郝經：《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首，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27頁。
[11] 郝經：《漢昭烈帝討吳孫權檄》《漢丞相亮諭偽魏檄》，見《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31，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3～9頁。
[12] 諸碑分見郝經：《郝文忠公陵川文集》，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卷33，第4～6、11～18頁；卷34，第1～4頁。
[13] 郝經：《漢義勇武安王廟碑》，見《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33，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4～5頁。
[14] 郝經：《涿郡漢昭烈皇帝廟碑》，見《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33，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13～14頁。
[15] 郝經：《續後漢書自序》及苟宗道新注引《義例》，見《續後漢書》卷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清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第385冊，第24頁。
[16] 苟宗道：《故翰林侍讀學士國信使郝公行狀》，見郝經：《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首，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27頁。
[17] 閻複：《元故翰林侍讀學士國信使郝公墓誌銘》，見郝經：《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首，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14頁。
[18] 延祐五年《中書省移江西行省谘文》，見郝經：《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首，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2～3頁。
[19] 延祐五年《中書省移江西行省谘文》，見郝經：《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首，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3頁。
[20] 馮良佐：《續後漢書後序》，見郝經：《續後漢書》卷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清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第385冊，第26頁。
[21] 郝經：《甲子集序》，見《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29，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1頁。
[22] 延祐五年《中書省移江西行省谘文》，見郝經：《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首，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2～3頁。
[23] 延祐五年《中書省移江西行省谘文》，見郝經：《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首，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3頁。
[24] 馮良佐：《續後漢書後序》，見郝經：《續後漢書》卷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清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第385冊，第26頁。
[25] 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50郝氏《續後漢書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65，上冊，第451頁；又見郝經：《續後漢書》卷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清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第385冊，第2～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