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經《續後漢書》，上起東漢獻帝初平元年（190），下至西晉武帝太康元年（280）東吳滅國，包括表、紀、傳、錄四種體裁，是一部記載三國時期九十一年曆史的紀傳體史書。全書90卷，其中部分傳、錄，又根據內容的類型和多寡各分子卷，凡130卷。[1]《四庫全書》將其收入史部別史類，屬於“上不至於正史，下不至於雜史”，“檢校異同，其書皆足相輔，而其名不可以並列”者。[2]這與郝經期望通過確立蜀漢正統，以取代陳壽《三國誌》正史地位的初衷，確實相去甚遠。
一、《續後漢書》的體裁結構
司馬遷《史記》開紀傳體史書之先河，本紀、世家、列傳、表、書五種體裁相互配合，互為補充，形成相輔相成的有機整體。東漢班固《漢書》，根據曆史發展，將世家一體並入列傳，又改書為誌，紀、傳、表、誌，遂成為紀傳體史書的基本體裁。陳壽《三國誌》，作為二十四史中第三部成書的紀傳體正史，卻隻保留了本紀和列傳二體，而不設表、誌。而且鑒於三國分立的曆史事實，陳壽將其史分為魏、蜀、吳三書，隻有《魏書》設紀、傳二體，以突出曹魏的正統地位，《蜀書》《吳書》都僅有列傳。
郝經《續後漢書》不再采取陳誌那樣以國別為書，而是分表、紀、傳、錄四種體裁來綜合記載曆史，融鑄三國史事於一書之中。年表1卷，以表格形式反映當時三國分立各有年號以紀年的曆史事實。帝紀2卷，突出蜀漢政權在三國時期的正統地位。列傳79卷，按傳記形式區別為人物列傳61卷、人物類傳14卷、四夷列傳4卷。其中人物列傳根據三家並立的曆史事實，劃分為漢傳21卷、魏傳24卷、吳傳16卷，分別記載各國人物。而人物類傳，又各按漢、魏、吳的順序分國記載各類人物。錄8卷，則據專題記載三國時期的思想學術、天文曆法、地理區劃及職官、禮樂、刑法、食貨、兵政等製度。這樣，表、紀、傳、錄四體互相配合補充，形成統一整體，既彌補了陳誌史書體裁上的缺失，又避免了分國記載割裂曆史之嫌。[3]
《續後漢書》的體裁順序也別具特色。自《史記》《漢書》始，絕大多數紀傳體史書的順序是紀、表、誌、傳，或紀、誌、表、傳。《後漢書》無表，誌錄於紀、傳之後，則是由於紀傳的作者是範曄，而誌出於司馬彪，兩部分的作者並非一人。而郝經《續後漢書》的體裁安排，是表、紀、傳、錄，尤其是將年表置於本紀之前，更是前所未有。以往的紀傳史，毫無例外都是將本紀作為整部史書的綱領置於全書之首，即便同為改編三國曆史的南宋蕭常《續後漢書》，也是帝紀2卷列於年表2卷之前。[4]而郝經《續後漢書》，將年表1卷放在本紀前，可以推測，是欲以年表來提挈全書綱要，既體現以蜀漢為正統的曆史觀，又彰示三國分立的曆史事實。紀、傳二體相接，說明兩部分內容聯係緊密。劉備父子的兩篇帝紀，來源於陳壽的二主傳。郝經雖改傳為紀，但是其中缺乏一般史書帝紀所具備的大事綱要的性質和內容，除稱號等外，與傳記相異不大。至於八錄，由於陳壽《三國誌》不設誌體，文獻闕征，錄的內容有關三國者不多，時間斷限亦參差不齊，所以排在全書最後，作為三國曆史的補充。這樣的體裁排列，應當說也是適合《續後漢書》具體情況的。
除表、紀、傳、錄四種體裁相輔相成外，《續後漢書》還在各卷中以序、議、讚等文體配合史書正文。郝經《義例》認為，孔子讚《易》，又作《詩》序與《尚書》序。左氏為《春秋》作傳，則在史事敘述中穿插“君子曰”或當世諸人議論以裁斷曆史。這是中國古代史學的優良傳統。司馬遷開創紀傳體通史，於《史記》帝紀、表、書、世家、列傳作“序”及“論”，統稱“太史公曰”，並在終篇《太史公自序》中，以四言韻文依次總結各卷的寫作宗旨，作為全書130卷的“敘傳”。班固《漢書》斷代為史，但史文體裁亦承《史記》，於正文外別有序、論，隻是“論”改稱“讚”，若承襲父言，則稱“司徒掾班彪曰”；同時，也在終篇《敘傳》，用韻文說明諸篇作意，總結全書，後世謂之“史述讚”。範曄《後漢書》遵循班固之法，也有序、讚諸體，不過更“讚”曰“論”，論中亦有“援引其先世及諸人之言”。由於範曄因謀反罪入獄被處死，《後漢書》未能完稿，原計劃的十誌尚未寫出，也來不及如司馬遷《太史公自序》、班固《敘傳》，為《後漢書》作一篇自序。然而，各卷之後的“讚”，以四言韻文體現範曄史文之“傑思”，[5]起到敘傳的作用。陳壽《三國誌》隻有紀、傳二體，序文很少，僅《魏書》《後妃傳》及《烏丸鮮卑東夷傳》諸篇有序，又改“論”曰“評”，且不作讚文。史書中的上述序、論、讚、評，是史家借以概括曆史演變、表達史學見解的多種文體，是紀傳體正史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因此，郝經改作《續後漢書》，亦承襲前史傳統，在史文記載外設置序、議、讚等文體。序置於各卷之前，除本紀和人物列傳外，年表、人物類傳、四夷列傳、八錄各卷皆有序文，部分卷還有總序、分序，用以概述曆史發展，闡明立卷宗旨。議“參用後漢、三國、晉、宋以來諸儒論議”，所以改《三國誌》的“評”為“議”，“其援引諸人，書名而不書官，插入本議，而斷以己意”。議不限於卷，年表、本紀、八錄大致是一卷一議，置於正文之後、讚語之前；人物列傳和類傳，或一人一議，或數人一議，有的附於全卷之後，有的“錯置正史間”，以“便觀覽”；[6]四夷列傳，則六個子卷各有議，表達郝經對曆史人物、事件、製度等的評價。讚一般是每卷一首，部分子卷亦有讚語，置於卷末，以四言韻語總括全卷內容。全書篇目繁多的序、議、讚，與史文記載相互配合，形成《續後漢書》有別於其他三國史的思想風貌。這是全書的精華所在，集中體現著郝經的史學思想與識斷。
二、更正統紀的改作宗旨
統紀問題，曆來是中國史書中最受重視的首要問題，尤其是在三國、東晉、南北朝、五代十國等多政權分裂割據時期，以哪一個政權為正統之所在，用哪一個王朝的年號來紀年係事，是維係中國曆史傳統的頭等重要的大事。三國時期，魏、蜀、吳三國鼎立，陳壽《三國誌》以曹魏為正統，是這部史書最遭後世譏議的主要問題。東晉習鑿齒作編年體史書《漢晉春秋》，主旨就是要以晉朝“越魏繼漢”，改正陳誌帝魏的闕失，[7]可惜其書已經佚失不傳。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鑒》雖改稱劉備政權為漢，不再像陳壽《三國誌》那樣稱蜀，但是仍采用曹魏年號來紀年係事，所以還是以曹魏為正統。[8]直到南宋朱熹作《資治通鑒綱目》，黜魏而以劉備章武年號接續東漢建安，統紀方始作了改正。[9]然而，朱書隻是編年記載的曆史綱目，在紀傳體正史中，還是一直沿用陳壽《三國誌》。因此，郝經改作三國史，首要的目的便是更正統紀。
更正統紀，首先要恢複蜀漢兩位皇帝的名號。郝經認為：“魏、晉自以為正統相繼，故不舉昭烈之諡，稱曰先主。陳壽遂不以漢為帝紀，曰《先主傳》，非也。先主者，大夫稱其先大夫之辭也。繼漢而不稱漢，未嚐稱蜀而稱蜀，蔑劣甚矣。”劉備作為漢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劉勝的後代，一生為興複漢室而奮鬥。到曹丕廢漢、漢統中絕之時，遂即皇帝位以祀漢，“漢統於是乎在矣”。但是陳壽《三國誌》，“於《先主傳》始終稱先主，於魏、吳則始終稱姓名。《通鑒》始稱姓名，及即漢中王位稱漢中王，至即帝位稱漢主，崩後稱漢昭烈”，都是以僭偽稱呼和記載劉備。因此，郝經《續後漢書》，首先根據諡號為劉備正名為昭烈皇帝，“今從範史，始稱昭烈，至即位後稱帝、稱上，於魏、吳則始終皆稱昭烈，一同二漢天王正統雲”。[10]
漢末帝劉禪，繼昭烈在位四十餘年，被曹魏滅國後，降封安樂公。陳壽《三國誌》稱昭烈為先主，所以稱劉禪為後主。《通鑒》稱之為漢主，或稱安樂思公，[11]都是以僭偽相稱。郝經認為，後主之稱，是正統之國對僭偽及降封者的稱呼。朱熹《通鑒綱目》雖改稱先主為昭烈皇帝，卻仍稱劉禪為後主，[12]意味著劉備仍然是先主，於意有所未安。所以，郝經《續後漢書》，參照北宋歐陽修《新五代史》稱五代朱瑱為梁末帝，[13]亦改稱劉禪為漢末帝，“今漢亡而帝亦無諡，故更後主為末帝雲”。[14]
至於魏、吳二國的稱號，陳壽《三國誌》“以魏為正統，故操始終稱太祖，丕、睿五主皆王稱帝止，沒舉偽號。於蜀則始稱姓名，沒稱先主、後主。於吳四主，則始終稱姓名，又降於蜀，直為魏之僭偽”。郝經《續後漢書》則改為：“今自操至奐凡六主，皆削其號，稱姓名，同夫孫氏，皆為漢僭偽。其依放帝紀書者，亦皆削去。”[15]這就從皇帝名號上，確立了蜀漢的正統地位，而黜去曹魏，使之與孫吳並列，成為三國時期的僭偽政權。
皇帝名號更定之後，隨之而來的就是在史書中改立帝紀。首先是為蜀漢的兩位皇帝設置帝紀。陳壽《三國誌》以魏繼東漢為正統，所以隻在《魏書》中，為曹魏的六個皇帝設立帝紀。實際上曹操生前僅稱魏王，並未稱帝。《蜀書》則為劉備、劉禪立《先主傳》和《後主傳》，且列於劉備入蜀前益州牧劉焉、劉璋父子的《劉二牧傳》之後。《吳書》也是如此，隻為稱帝的孫權、孫亮、孫休、孫皓立《吳主權傳》和《吳三嗣主傳》。[16]
郝經認為：“紀，統紀也，以一統而紀天下之事也。故司馬遷《史記》，凡一統天下者皆曰本紀。班固因之曰帝紀。陳壽以魏為正統，故以魏為帝紀。”這就犯了兩大錯誤：第一，漢獻帝雖已被廢黜，但劉備隨即即位為昭烈帝，漢統並未中絕。漢統未絕而複立魏統，天下豈不是出現了兩個正統？第二，篡奪漢權的曹魏，又豈堪繼承漢統？因而，郝經《續後漢書》“今從《綱目》，以昭烈、末帝為帝紀，魏、吳皆降為傳雲”。[17]
由此，郝經《續後漢書》在《年表》1卷之後，首先設置《昭烈皇帝紀》和《末帝紀》2卷，確立劉備父子的正統地位。其後又相應設置了《後妃太子諸王列傳》，分別記載蜀漢二帝的後妃、太子和諸子，作為帝紀的羽翼。而在列傳中，將曹操、曹丕等六位魏帝，都削去帝紀改立為傳，並且直稱其姓名為《曹操傳》《曹丕傳》等。對於東吳四帝，亦直稱為《孫權傳》《孫亮傳》等。這就從史書體裁上，確立了蜀漢的正統地位，而把魏、吳政權作為三國時期的僭偽政權來處理。
正統紀的第三步是改正紀年。郝經《續後漢書》的斷限模仿陳誌，始於漢獻帝初平元年（190），終於晉武帝太康元年（280），共記載了九十一年的曆史。在這個曆史時期，魏、蜀、吳三國分立，各有年號，紛紜錯綜。正朔之所在，即為統體之所係，因而在史書中采用哪一家的年號紀年係事，是關係到奉誰為正統的大問題。陳壽《三國誌》以曹魏為正統，因此《魏書》的帝紀和列傳，在建安二十五年（220）漢獻帝被廢後，即接續魏文帝曹丕的黃初年號，直至魏元帝鹹熙二年（265）司馬炎廢魏自禪，再改用晉泰始紀年。在《蜀書》和《吳書》中，陳壽並沒有統一采用曹魏紀年，而是在劉備和孫權自立為帝後，各用本國年號紀年。應該說，在分裂割據的曆史時期，《三國誌》的紀年是一種較為靈活合理的方式，一方麵彰顯了曹魏繼漢禪晉，是正朔之所在的正統地位，另一方麵尊重了魏、蜀、吳三國各有年號各自為政的曆史事實，完全符合東晉史學家陳壽的曆史觀。
郝經《續後漢書》在全書卷首即設立《年表》1卷，以表格的形式綜述三國紀年，突出蜀漢政權的正統地位。可惜此卷全文佚失，不僅《年表》的序文、議、讚和表格形式不得而見，就是《義例》中有關設立《年表》的宗旨和體例亦湮沒無聞。考察《續後漢書》帝紀與漢臣列傳，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曹丕廢漢建魏，次年（221）劉備即漢皇帝位於成都武擔之南，年號章武，《續後漢書》即以章武年號接續獻帝建安紀年。章武三年（223）劉備去世，又繼之以漢末帝劉禪建興、延熙、景耀、炎興紀年，直到炎興元年（263）魏軍入蜀滅漢為止。這與郝經《義例》“章武之元，自可紹建安之末”是相符合的。[18]對於魏、吳兩國列傳的紀年，郝經的處理是，曹魏“未僭號，則以漢正朔加之。亦既僭號，則非漢臣而列國也，仍以本國之年紀事。其諸臣子之傳，則仍其國之年。於吳亦然”。[19]這實際上仍是沿用陳壽《三國誌》的紀年原則，漢、魏、吳三國各以其年號紀年係事，隻不過將陳壽《三國誌》中曹魏各帝紀，改為蜀漢的《昭烈皇帝紀》和《末帝紀》，以顯示蜀漢取代曹魏為正統的郝氏曆史觀而已。
[1] 如《後妃諸王太子傳》《吳家人傳》《死虐傳》《篡臣傳》《北狄傳》《西戎傳》《道術錄》，各分上、下2卷；《魏家人傳》《高士傳》《死國傳》《技術傳》《職官錄》《兵錄》，各分上、中、下3卷；《儒學傳》《狂士傳》，各分上上、上下、下上、下下4卷；《文藝傳》《曆象錄》《禮樂錄》，各分上上、上下、中上、中下、下上、下下6卷。見《續後漢書目錄》，郝經：《續後漢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清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第385冊，第4～21頁。
[2] 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50《史部別史類序》，北京，中華書局，1965，上冊，第445頁。
[3] 參見本書附錄二《郝經〈續後漢書〉體裁類目表》。
[4] 蕭常：《續後漢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清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第384冊。
[5] 範曄：《獄中與諸甥侄書》，見《後漢書》附錄，北京，中華書局，1965，第12冊，第2頁。
[6] 郝經：《續後漢書》卷2《昭烈皇帝紀》附新注，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清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第385冊，第27頁。
[7] 房玄齡等：《晉書》卷82《習鑿齒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第7冊，第2154頁。
[8] 司馬光：《資治通鑒》卷69，北京，中華書局，1956，第5冊，第2185～2188頁。
[9] 朱熹：《資治通鑒綱目》卷14，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清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第689冊，第833頁。
[10] 郝經：《續後漢書》卷2《昭烈皇帝紀》新注引《義例》，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清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第385冊，第27頁。
[11] 司馬光：《資治通鑒》卷70、卷79，第5冊，第2218頁，北京，中華書局，1956，第6冊，第2518頁。
[12] 朱熹：《資治通鑒綱目》卷14，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清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第689冊，第841頁。
[13] 歐陽修：《新五代史》卷3《梁末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74，第1冊，第23頁。
[14] 郝經：《續後漢書》卷3《末帝紀》新注引《義例》，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清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第385冊，第45頁。
[15] 郝經：《續後漢書》卷25《曹操傳》新注引《義例》，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清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第385冊，第217頁。
[16] 陳壽：《三國誌》卷1～4、卷32～33、卷47～48，北京，中華書局，1982，第1冊，第1～154頁，第4冊，第871～903頁，第5冊，第1115～1182頁。
[17] 郝經：《續後漢書》卷2《昭烈皇帝紀》新注引《義例》，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清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第385冊，第27頁。
[18] 郝經：《續後漢書》卷2《昭烈皇帝紀》新注引《義例》，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清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第385冊，第27頁。
[19] 郝經：《續後漢書》卷25《曹操傳》新注引《義例》，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清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第385冊，第21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