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傳是《續後漢書》的重要組成，在全書90卷中居79卷，大致分為人物列傳、人物類傳、四夷列傳三部分，與一般紀傳體史書無大差異。然而，《續後漢書》記載的畢竟是三國鼎立時期的曆史，因而，它必然具有與統一王朝正史不同的特點，這首先體現為人物傳記的三國分立。
一、三國分立的人物列傳
從漢靈帝中平元年（184）黃巾起義，到曹丕黃初元年（220）廢漢建魏三國分立，東漢末年的社會動**持續約四十年。這一時期的將相大臣與地方割據勢力，或終於東漢，或歸依蜀漢，或附從於魏，或追隨於吳。這些人物最初都是東漢的臣屬。陳壽《三國誌》各按其歸屬，分別收入魏、蜀、吳三書，其中終於東漢一朝的曆史人物，亦收入《魏書》之中。郝經《續後漢書》以蜀漢繼東漢而為正統，所以列傳的順序自然是以漢、魏、吳的順序來安排。其中漢傳的內容最為複雜，包括蜀漢政權的《後妃太子諸王列傳》1卷，屬於東漢的《宗室諸劉列傳》1卷，漢臣列傳19卷。而漢臣列傳實際也包含兩部分曆史人物：一部分是東漢人物，即從卷6《皇甫嵩傳》到卷14《徐庶傳》；另一部分是蜀漢群臣，即從卷15《諸葛亮傳》到卷24《郤正傳》。[1]
《宗室諸劉列傳》是郝經改作時專門設置的一個列傳，用來收錄東漢末年的劉姓宗室，包括劉寵、劉焉、劉虞、劉繇、劉表及其子弟、臣屬。這些人物的情況較為複雜，陳壽《三國誌》對他們的處理也不盡相同。劉寵東漢末嗣封陳王，黃巾起義時自保陳國，後被袁術所殺。陳壽《三國誌》不載其事，範曄《後漢書》將其置於《孝明八王列傳》。郝經以劉寵在獻帝時曾屯兵陽夏，自稱輔漢大將軍，故特為之立傳，並置於《宗室諸劉列傳》之首。劉焉、劉虞、劉繇、劉表諸人，東漢末皆以宗室出任地方州牧，擁兵自重，割據一方。劉焉、劉璋父子相繼出任益州刺史，陳壽《三國誌》為之立《劉二牧傳》，置於《蜀書》之首，劉備《先主傳》之前。郝經認為劉焉曾與馬騰通謀襲長安，實為漢室之賊，豈得與興複漢室的劉備同列？既然以劉備為《昭烈皇帝紀》，故入劉焉父子於《宗室諸劉列傳》。劉虞東漢末為幽州刺史，曾平定烏丸叛亂，並拒絕袁紹等人立自己為帝的建議，最後被公孫瓚所殺。陳書未為劉虞立傳，事跡附載於《魏書·公孫瓚傳》之中。郝經認為劉虞事跡與魏無涉，不當置於《魏書》，故特為劉虞立傳，收入《宗室諸劉列傳》之中。劉繇東漢末拜揚州刺史，被袁術、孫策所攻，走保豫章而病卒。陳誌將《劉繇傳》收入《吳書》，視為吳國之僭偽。劉表東漢末為荊州刺史，擁兵自保，帶甲十餘萬。劉備投奔，劉表厚待之而不能用，病卒後其子劉琮投降曹操。陳壽將《劉表傳》收入《魏書》，並與董卓、袁紹和袁術合傳，視之為曹魏的僭偽。郝經認為陳壽對劉繇、劉表的處置皆不合理，故將二人傳一並收入《宗室諸劉列傳》，而歸於東漢。當然，宗室之中也有不宜入《宗室諸劉列傳》者。如劉煜、劉放二人，雖身為東漢宗室，卻輔佐曹操父子而為其臣，入魏後，劉煜封東亭侯，劉放封方城侯。陳壽《三國誌》，二人傳入《魏書》。[2]郝經《續後漢書》，也將《劉煜傳》《劉放傳》分別收入卷33和卷47的魏臣列傳中。應該說，郝經對上述人物的處理，是符合曆史實際的。[3]
魏傳包括諸帝列傳4卷、《魏家人諸子列傳》1卷、《諸夏侯諸曹列傳》1卷、魏臣列傳18卷。吳傳包括先祖和諸帝列傳3卷，《吳家人諸子列傳》1卷、《吳諸孫列傳》1卷、吳臣列傳11卷。在魏傳和吳傳中，郝經采用了一係列與漢傳不同的書法，來強調兩國的僭偽地位。例如，在諸帝列傳中，對曹操等曹魏六帝和孫權等東吳四帝，皆削去其稱號而直稱姓名。[4]而且，“凡魏，吳二主卒立與凡特稱，皆書姓名，漢之僭偽，不成其為君也”。[5]又如《家人諸子列傳》，也是郝經改作時專為魏、吳二國的後妃和皇子等設置的。如前所述，在列傳的卷首，有《後妃太子諸王列傳》1卷，收錄蜀漢二帝的後妃、太子及諸子封王者，作為帝紀的羽翼來強調蜀漢的正統地位。但是對於魏、吳二國，郝經認為：“帝統在漢，故魏、吳不得稱為後妃。取歐陽修《五代史》例，與其諸子總為《家人傳》。”[6]再如，對於漢朝的丞相、大將軍、大司馬等高級官員，郝書一律以官冠名而不稱姓，以表示尊重。而對於魏、吳官員，則並書姓名，以示等級上的差別。[7]至於漢朝的諸王、三公、丞相、大將軍、大司馬去世，郝經皆書薨，魏、吳君臣則皆書卒而無差別。[8]凡此種種，都是郝經為突出蜀漢的正統地位，強調魏、吳為僭偽政權，而確立的書法義例。
比較可知，郝經《續後漢書》的人物列傳，較多地借鑒了歐陽修《新五代史》的體裁。五代十國也是一個分裂割據的曆史時期，與三國時期有不同亦有相似。不同在於，五代是中原地區五個互相接續的封建王朝，而三國是三個同時並存的割據政權。相似在於，五代時期亦存在多個割據政權並立的局麵。薛居正《舊五代史》效法陳壽，國別為史，全書分為梁書、唐書、晉書、漢書、周書，一朝一書，各成體係，分別記載相互接替的五個皇朝。類傳和誌則獨立成書，置於全史最後。[9]歐陽修《新五代史》打破朝代界限，把五朝的本紀和列傳綜合在一起，依時間先後進行編排。先排列各朝本紀，再接續各朝列傳。在列傳中，首先設置梁、唐、晉、漢、周五朝的《家人傳》，以記載各代皇帝的後妃和諸子。其後的將相大臣列傳，也根據朝代分成《梁臣傳》《唐臣傳》《晉臣傳》《漢臣傳》和《周臣傳》。再接續《死節傳》《死事傳》等類傳。[10]郝經《續後漢書》的人物列傳，是首先分為漢傳、魏傳、吳傳三個部分，分別記載三國情況。在各國傳中，除漢傳設《後妃太子諸王列傳》外，魏、吳兩國皆設《家人諸子傳》，以顯示兩國與蜀漢正統的區別。《後妃傳》或《家人諸子傳》之後，再安排各國的群臣列傳。正是通過借鑒和改造，郝經形成了《續後漢書》的體裁結構，來為自己的改作宗旨服務。
二、類傳的繼承與創新
人物類傳的傳記形式，亦創始於司馬遷。《史記》設置《刺客》《循吏》《儒林》《酷吏》《遊俠》《佞幸》《滑稽》《日者》《龜策》《貨殖》十個類傳，按類型分別記述曆史人物。[11]班固《漢書》繼承其中《儒林》《循吏》《酷吏》《貨殖》《遊俠》《佞幸》六個類傳，又新設置了《外戚列傳》，來記述西漢一朝的外戚情況。[12]其後曆朝正史，無不根據當時的曆史情況繼承或增設類目，以分類記載人物，成為中國傳記史學的一個優秀傳統。在諸史之中，新增類傳最多的當屬範曄《後漢書》，共有《黨錮》《宦者》《文苑》《獨行》《方術》《逸民》《列女》等七類新傳，[13]反映東漢一朝外戚、宦官輪流專權及黨錮之禍等曆史現實。這些類傳，也大部被後代史書所承續。
陳壽《三國誌》人物類傳僅有《方技傳》一種，傳記形式相對單一。這大約是由於陳壽分三書記載三國曆史，不便於設置人物類傳所致。郝經融三國史事於一書之中，因此《續後漢書》設置了《儒學》《文藝》《行人》《義士》《高士》《死國》《死虐》《技術》《狂士》《叛臣》《篡臣》《取漢》《平吳》和《列女》十四個類傳，隻是在各類傳中，再分別按漢、魏、吳的順序記載曆史人物，保持了史學的優秀傳統。其中，《儒學》《文藝》《義士》《高士》《技術》《列女》六傳，都是紀傳史書的傳統類傳，如《儒學》源起《史記》，《文藝》《高士》《技術》《列女》見於《後漢書》，《義士》出自《晉書·忠義傳》，郝經隻是承前史類目來記載三國人物。
《續後漢書》的《死國》《死虐》兩傳，是繼承歐陽修《新五代史》而加以創新。其實，這一類傳可推源於前史的《忠義》《誠節》《節義》等傳。歐陽修認為，五代時期士人少節無恥，“以苟生不去為當然”，“欲全其節而不二者，固鮮矣”。“故吾於死事之臣，有所取焉”。因此，《新五代史》專門設置兩個類傳，以“全節之士”王彥章等三人入《死節傳》，而以“其初無卓然之節，而終以死人之事者”張源德等十五人入《死事傳》，表彰在朝代禪替之際盡忠於本朝的死者。[14]郝經《續後漢書》繼承歐陽修設置二傳的思想，其《死國列傳序》雲：“人之所重，莫重於死。死得其所而與生同，偷生不死而與死同，死非其所與不死同……故莫重於死，莫難於處死也。”死有多種，有死其身者，有死其節者，有死其官者，至於“衛君匡國，折敗以死，死其國者也”。所以，《續後漢書》設立《死國列傳》，記載這一類人物。《死國列傳》的內容頗為複雜，包括多種情況：其一，如“孔融誚責曹操，嶷然存漢，犯難而繼之以死”，這是為保存東漢政權而死者。其二，如蜀漢“末帝之亡，北地王諶、諸葛瞻、傅僉父子死於漢”，這是為蜀漢滅亡而死者。上述兩種人共同組成《死國列傳》的漢傳部分。其三，“及司馬懿翦滅曹宗，夏侯玄、李豐、許允、王經慨然付之一死，王陵、毋丘儉、諸葛誕相繼稱兵，以討賊為名，誌乎衛君匡國，不幸顛蹙覆滅……死於其國者也”。這些人是為捍衛曹魏政權而死，收入《死國列傳》的魏傳部分。其四，如留讚、呂據、朱異、張悌等人，為東吳政權而死，錄入《死國列傳》的吳傳部分。無論這些人為哪一個政權而死，郝經認為他們都死於衛君匡國，是死得其所的，值得青史表彰，故“著為《死國篇》，表其義概，庶幾篡臣賊子知懼焉”。[15]《死虐列傳》的情況與《死國傳》大不相同。如魏國邊讓、楊修等人，吳國高岱、於吉等人，他們不是為國而死，而是死於本國君主的虐政，所以郝經創立《死虐列傳》，“凡殺不以罪者，如魏、吳諸人，類為《死虐篇》”。這當然隻有作為僭偽的魏、吳二國才有，所以《死虐列傳》隻有魏傳和吳傳兩部分。至於蜀漢的劉“封等八人，皆昭烈、末帝世以罪誅放者，故自為列傳雲”。[16]
《叛臣》《逆臣》等類傳的設置，則始於歐陽修《新唐書》。《新唐書》首創《奸臣傳》，收錄許敬宗、李林甫等權臣奸相；創《叛臣傳》，收錄仆固懷恩、李懷光等抗拒朝命的叛將；創《逆臣傳》，收錄安祿山、史思明等公然起兵反唐稱帝的藩鎮。[17]實際上，此前的紀傳體史書雖未設置上述類傳，卻往往將這些人的傳記置於全書的最後，視為異類，而不與諸臣列傳相混。如班固《漢書》，就將篡漢的外戚《王莽傳》，置於《外戚傳》《元後傳》與最後一卷《敘傳》之間。[18]沈約《宋書》，亦將劉劭、劉濬的《二凶傳》，放在全書最後的《氐胡傳》與沈約《自序》之間。[19]魏征《隋書》，幹脆將叛將宇文化及、王充等人的傳，列為全書最後一卷。[20]郝經沿襲《新唐書》，亦在《續後漢書》中設置了《叛臣列傳》和《篡臣列傳》兩個類傳。其《叛臣列傳序》雲：“叛者，反君背國不臣之甚者也。”因為“人臣委質，可死而不可叛也。”“三國之人，魏為篡漢之盜，吳始叛漢，而終為漢與國，掎角治魏。故漢臣之始入於吳，終降於魏，吳臣之遂降於魏，皆叛臣也。”[21]但是郝經的《叛臣列傳》，隻收錄了孟達和黃權二人，都是由蜀漢降魏的將領，與其序所雲並不相符。不過，郝經的著力處原不在《叛臣傳》，而在於《篡臣列傳》。其《篡臣列傳序》雲：“夫取不以道曰篡”，這是“王法所不赦，《春秋》所必絕……以為亂臣賊子戒。”郝經認為，以臣篡君而有天下的始作俑者，當為司馬氏父子。因為王“莽雖僭竊，繼即臠滅而光武中興；曹氏欺奪，雖有中國而帝統自在昭烈，天下猶夫漢也。至司馬氏父子四世，穿穴締構，弑一君，廢二君，戕落本支，誅除人望，賊殺義士，酷甚新室、曹氏之初，遂取漢、篡魏、平吳，盜有天下，受命而帝，十有八世，載祀二百。自昔篡弑，未有若斯之極也”。自晉而下，宋、齊、梁、陳、隋，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皆弑君篡位，“無討而有天下，三代二漢之治不複見，生民之禍日深，以篡弑奪攘為常事，三綱淪，九法斁，皆晉啟之也”。然而，“當時史臣為尊親諱，自為一代，不敢貶抑。其一時篡竊臣僚，皆為佐命元勳，猶未既備責也。至後世著述者因仍不革，是獎篡也，不可以訓”。所以，郝經《續後漢書》特設《篡臣列傳》，來“正名定分，以懿、師、昭為首惡。賈充諸人為魏臣而盜魏與晉者，皆以為篡臣。如宣王、景王、文王等不製之號，皆削而不書，始終名之，如操之於漢雲”。[22]查《續後漢書》，《篡臣列傳》分為上、下兩個子卷，上卷記載司馬懿父子、司馬孚父子共五人，傳記中對於司馬懿等人的征伐事跡多削而不載，而特著其篡代之跡以示懲戒；下卷載王沈、賈充等十人，附錄六人，曝揚他們協助司馬氏篡魏的惡行。
滅漢、平吳是魏晉禪代前後的兩件大事，標誌著東漢末年以來長達百年的分裂割據局麵的結束，天下重新歸於一統。為此，郝經特地創置了《取漢》和《平吳》類傳，來記載這兩個重要的曆史事件。魏元帝景元四年（263），司馬昭節度鄧艾、鍾會等軍攻蜀，衛瓘以監軍從行。陳壽《三國誌》卷28有鄧艾、鍾會二傳，卻無衛瓘傳，僅卷21《衛覬傳》後附錄“覬薨……子瓘嗣。瓘鹹熙中為鎮西將軍”一條記載。[23]直至唐修《晉書》，才補列《衛瓘傳》。[24]郝經《取漢列傳》，特地將鄧艾、鍾會、衛瓘這三位參與滅蜀的將領並列一傳，一方麵完整記載司馬昭滅蜀的全過程，另一方麵也使入蜀後鄧艾擅權、鍾會謀叛、衛瓘平定鍾會叛亂並乘機斬殺鄧艾的曆史事件有了一個最終的結局。雖然今輯佚本《取漢列傳》的序文和《鍾會傳》《衛瓘傳》皆佚，僅存《鄧艾傳》和全卷議、讚，仍能反映郝經的曆史觀。議雲：魏軍入蜀後，“鍾會徼冀謀叛，鄧艾專擅致嫌，衛瓘詭計斃之”，所以司馬昭滅漢的結局是“得國而終不振旅”，並無取勝後的得意。對於衛瓘這個曆史人物，郝經認為他是導致蜀亂的關鍵性人物，也是深致譴責的：“當會之構艾，瓘能拒之則艾不禽，艾不禽則會不反，亂何自而生哉！”而衛瓘卻“與會圖艾濟其奸，遂並誅滅，獨享成功，光賁公袞”。但入晉後，“父子九人一夕並命”，最終也沒有得到好下場，“於是知天道之不可誣也”。[25]
郝經《平吳列傳序》雲：“建安以來，孫氏據有江東，迄晉太康，六七十年，叨僭大號，抗衡中國，漂骸江漢，釃血淮海”，已經成為妨礙統一的地方割據勢力。“晉既代魏……乘孫皓之凶虐，東西萬裏，六道並進……夷險清穢，天下始一……此晉氏有功於天下之大者也”。因此，郝經收錄羊祜、杜預等六位西晉平吳將領列為一傳，並特地取名為《平吳列傳》。其自敘命名的宗旨雲：“平者何？定也。至是而天下始定，太平可期也。何以不書滅？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滅者無罪，滅之者有罪。孫皓暴虐，複不死國，焉得為滅？書平，尊晉也。尊晉，所以罪吳也。故取平吳諸將列於終篇，以卒三國之事雲。”[26]盡管西晉是司馬氏父子篡奪曹魏政權建立的，但是對於西晉平吳完成統一的曆史功績，郝經還是予以充分肯定，這是承認社會進步的曆史觀。
在《續後漢書》十四類傳中，最具特色的還是《狂士》與《行人》兩個類傳。漢魏末年，社會的劇烈動**和經學的腐朽，引起士風丕變。這一時期的士大夫，紛紛拋棄儒家的傳統經典，轉而探討道家的《老子》《莊子》以及《周易》三書。他們崇尚虛無，空談名理，甚至毀棄儒家的傳統禮法，越名教而任自然，開啟了玄學的風尚。玄學之士在《三國誌》和《晉書》中，都隻是列名一般列傳，而沒有設置薈萃玄學人物的專門類傳。郝經敏銳地覺察到士風的變化，在《續後漢書》中專門設置《狂士列傳》，收錄王弼、嵇康、阮籍、向秀、郭象等二十位玄學之士（附錄六人），以凸顯社會思潮的巨大變化。自然，一向遵從儒家正統學說的郝經，對玄學持批判態度。其《狂士列傳序》指出：老子“言道之體而不及用，一之乎無為”，尚未為害於道。莊子將道推於極致，入於虛無，“以禮為桎梏，謂放曠為達”，“自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及孔門高弟，無不毀訾詬病，以尊老聃氏”，“人道頹圮而天下亂矣”。但是在戰國秦漢時期，尊奉老、莊的還隻是“方士逸民與道家者流爾，名教之人猶未溺乎其中也”，對社會的危害還不太大。“漢魏之季，何晏、王弼始好老、莊，尚清淡，謂之玄學。學士大夫翕然景向，流風波**，不可防製。於是嵇康、阮籍、籍兄子鹹、山濤、向秀、王戎、劉伶皆一時名流，跌宕太行之阿，號竹林七賢，蔑棄禮法，褫裂衣冠，糠粃爵祿，汙穢朝廷……乃敢非薄湯、武，至於敗俗傷化，大害名教……而鹹子瞻、孚，族子修、裕與畢卓、謝鯤、胡母輔之之徒，縱為奇誕，公卿大臣亦皆從臾，隳敗綱維，頓廢機要，視天下國家邈然無情，而王衍為尤甚。卒使八王稱兵，二帝失尊，僭亂之禍，古所未有也。”因此，“若嵇、阮諸人，非避世也，非保身也，乃真狂爾。故目為狂士，而著於篇”。[27]
郝經《行人列傳》，對蜀漢的行人鄧芝和宗預尤為讚歎。這兩人都是在蜀漢危難之時授命出使的。鄧芝在劉備永安去世、劉禪以幼弱即位之際出使孫吳，終於重結兩國盟好，共同對魏。宗預則是在諸葛亮逝世五丈原的危急時刻出使孫吳，使兩國盡釋猜疑，重新修好。郝經在《鄧芝傳》和《宗預傳》議雲：“昭烈僨軍崩殂，孫曹方睦，掎角危漢。芝慨然奉命，直以誠信開示利害，折權之奸強，援離而複合，攜黨而孤賊，使大勢在我，首尾並進，聲罪致討，終漢之世，賊常罷於奔命……可謂社稷臣矣。宗預當孔明薨謝之際，猜阻方生，而道二國之言無私，至使權感慨流涕，非誠信之篤，能若是乎！”[30]郝經本人也是在憲宗蒙哥戰死，忽必烈即位，北方諸王不靖的危難時刻奉命出使南宋，尋求訂立兩國和約。雖因賈似道等人的困沮，未能完成使命，但十六年的羈縻生活並沒有使郝經屈服。據《元史·郝經傳》記載：“經還之歲，汴中民射雁金明池，得係帛，書詩雲：‘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累臣有帛書。’後題曰：‘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雁，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於真州忠勇軍營新館。’”[31]這是效法西漢蘇武出使匈奴之事，而郝經最終也同蘇武一樣，“全節不屈，龍鍾皓首而歸”。[32]雁足詩雖不見於《陵川文集》和《郝公行狀》，然而在元朝流傳廣泛，著名學者吳澄、袁桷、王逢、宋濂對此皆有題詠，[33]可見在人們心目中，的確將郝經視為江南蘇武。
三、承上啟下的四夷列傳
《四夷列傳》4卷，是《續後漢書》列傳的第三部分。郝經《四夷總序》指出：“建安末，烏桓、鮮卑始甚，曹操誅蹋頓，王雄刺軻比能，而二寇衰。及中國折裂，諸葛亮渡瀘深入，討雍闓，禽孟獲，南土心服而不複叛。孫氏撫有交趾閩粵，而無蠻禍。故終三國之世，邊徼不警。”盡管三國時期沒有出現嚴重的少數族問題，但是自西漢宣帝時匈奴呼韓邪單於款塞入朝，匈奴、鮮卑、羯、氐、羌等少數族逐漸進入中原地區，與漢族雜居，為其後北方五胡十六國局麵的形成打下了根基。及西晉衰敗，“諸部皆謂晉室可取而代，一旦群起，並吞割據。於是氐人為成、為秦，匈奴人為漢、為趙，羯人為後趙，羌人為後秦，鮮卑人為五燕，諸種人為五涼，無複二漢之世而禍亂滋熾矣。皆植根於漢，滋蔓於三國，而昌熾於晉。是孰使之然哉？中國之德衰而尚力故也”[34]。
自司馬遷始，曆代史家都非常注重對少數族和外國曆史的記載。《史記》設置《匈奴》《南越》《東越》《朝鮮》《西南夷》和《大宛》六個列傳，記述先秦以來與中原地區交往較多的各族。[35]《漢書》承襲《史記》諸傳，隻是將《大宛列傳》擴充為《西域列傳》，記載西域五十一國的情況。[36]《後漢書》設置了《東夷》《南蠻西南夷》《西羌》《西域》《南匈奴》《烏桓鮮卑》六個列傳，記載東漢時期的各族情況。[37]而陳壽《三國誌》，僅《魏書》有《烏桓鮮卑東夷列傳》1卷，專門記載東北地區的少數族，[38]不足以接續以上三史，說明西晉以後五胡十六國局麵的形成。因此，郝經《續後漢書》設置了《北狄》《西戎》《東夷》《南蠻》四個列傳，其中《北狄傳》《西戎傳》又各分上、下卷，下列北狄、烏桓、鮮卑、羌、西域六十國、東夷、南蠻、西南夷八個子目，分別記載各少數族和外國情況。
值得重視的是，郝經《四夷列傳》不是單純記載三國時期的民族情況，而是上探秦漢，下迄東晉十六國，取材於《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誌》和《晉書》，並參考裴鬆之《三國誌注》所引魚豢《魏略》等書。記載不求詳備，而是注重有關曆史盛衰的重大事件，以探討各族、各國與漢族政權的關係，說明五胡十六國局麵的形成緣由。遺憾的是，《四夷列傳》闕佚嚴重，《四夷總序》和八篇分序，闕《西域》《南蠻》《西南夷》三序；六個子卷之後的議與讚，僅存《西域傳》和《南蠻傳》兩卷；各族小傳四十二篇，僅存《匈奴傳》等六篇；至於西域六十國，也隻存安息、大秦等數國。通過尚存材料，我們隻能略窺《四夷列傳》的大概，已無法詳知其原貌。
[1] 參見郝經：《續後漢書》卷6《漢臣列傳》新注引《義例》，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清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第385冊，第68頁。
[2] 陳壽：《三國誌》卷14《劉煜傳》作《劉曄傳》，北京，中華書局，1982，第2冊，第442頁。
[3] 郝經：《續後漢書》卷5《宗室諸劉列傳》新注引《義例》，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清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第385冊，第59頁。
[4] 郝經：《續後漢書》卷25《曹操傳》新注引《義例》，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清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第385冊，第217頁。
[5] 郝經：《續後漢書》卷3《末帝紀》新注，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清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第385冊，第46頁。
[6] 郝經：《續後漢書》卷29上《魏家人傳》新注引《義例》，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清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第385冊，第263頁。
[7] 郝經：《續後漢書》卷2《昭烈皇帝紀》新注，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清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第385冊，第42頁。
[8] 郝經：《續後漢書》卷2《昭烈皇帝紀》、卷3《末帝紀》新注，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清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第385冊，第42、46頁。
[9] 薛居正等：《舊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
[10] 歐陽修：《新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11] 司馬遷：《史記》卷86、卷119、卷121～122、卷124～129，北京，中華書局，1959，第8冊，第2515～2538頁，第10冊，第3099～3103、3115～3155、3181～3283頁。
[12] 班固：《漢書》卷88～93、卷97，北京，中華書局，1962，第11冊，第3589～3742頁，第12冊，第3933～4012頁。
[13] 範曄：《後漢書》卷67、卷78、卷80～84，北京，中華書局，1965，第8冊，第2183～2224頁，第9冊，第2507～2543頁，第9～10冊，第2595～2806頁。
[14] 歐陽修：《新五代史》卷32《死節傳》、卷33《死事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第2冊，第347～353頁，第355～367頁。
[15] 郝經：《續後漢書》卷70上《死國列傳序》，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清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第386冊，第41～42頁。
[16] 郝經：《續後漢書》卷20《劉封傳》新注引《義例》，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清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第385冊，第176頁。
[17] 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223～225，北京，中華書局，1975，第20冊，第6335～6470頁。
[18] 班固：《漢書》卷99《王莽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第12冊，第4039～4196頁。
[19] 沈約：《宋書》卷99《二凶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第8冊，第2423～2441頁。
[20] 魏征等：《隋書》卷85，北京，中華書局，1973，第6冊，第1887～1901頁。
[21] 郝經：《續後漢書》卷74《叛臣列傳序》，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清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第386冊，第168頁。
[22] 郝經：《續後漢書》卷75上《篡臣列傳序》，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清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第386冊，第173～174頁。
[23] 陳壽：《三國誌》卷21《衛覬傳》，北京，中華書局，1982，第3冊，第612頁。
[24] 房玄齡等：《晉書》卷36《衛瓘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第4冊，第1055～1061頁。
[25] 郝經：《續後漢書》卷76《取漢列傳議》，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清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第386冊，第199頁。
[26] 郝經：《續後漢書》卷77《平吳列傳序》，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清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第386冊，第200頁。
[27] 郝經：《續後漢書》卷73上《狂士列傳序》，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清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第386冊，第122～123頁。
[28] 苟宗道：《故翰林侍讀學士國信使郝公行狀》，見郝經：《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首，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23～24頁。
[29] 郝經：《續後漢書》卷67《行人列傳序》，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清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第385冊，第683頁。
[30] 郝經：《續後漢書》卷67《行人列傳》，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清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第385冊，第685頁。
[31] 宋濂等：《元史》卷157《郝經傳》，北京，中華書局，1976，第12冊，第3709頁。
[32] 苟宗道：《故翰林侍讀學士國信使郝公行狀》，見郝經：《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首，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25頁。
[33] 吳澄：《題郝陵川雁足係詩後》，見《臨川吳文正公集》卷45，江西撫州，明成化刊本，1484，第22頁。袁桷：《題郝伯常雁足詩》，見《清容居士集》卷12，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影印元刊本，1929，第9頁。王逢：《讀國信大使郝公帛書》，見《梧溪集》卷1，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清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第1218冊，第572～573頁。宋濂：《題郝伯常帛書後》，見《文憲集》卷13，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清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第1223冊，第638～639頁。
[34] 郝經：《續後漢書》卷79上《四夷總序》，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清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第386冊，第215頁。
[35] 司馬遷：《史記》卷110、卷113～116、卷123，北京，中華書局，1959，第9冊，第2879～2947、2967～2998頁，第10冊，第3157～3180頁。
[36] 班固：《漢書》卷94～96，北京，中華書局，1962，第11～12冊，第3743～3932頁。
[37] 範曄：《後漢書》卷85～90，北京，中華書局，1965，第10冊，第2807～2998頁。
[38] 陳壽：《三國誌》卷30，北京，中華書局，1982，第3冊，第831～86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