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壽《三國誌》無書誌一體，成為三國曆史記載的缺憾。郝經《續後漢書》增設了《道術》《曆象》《疆理》《職官》《禮樂》《刑法》《食貨》《兵》八錄，凡21子卷，意在補充《三國誌》體裁的缺失，記錄典章製度的因革損益。
一、八錄的設置與特點
書誌也是紀傳體史書的重要組成部分。司馬遷《史記》，在紀、傳、世家、表諸體之外，設置《禮》《樂》《律》《曆》《天官》《封禪》《河渠》《平準》八書，分類記載漢武帝以前的典章製度。[1]班固《漢書》，並《史記》八書為《律曆》《禮樂》《食貨》《郊祀》《天文》《溝洫》六誌，又增補《刑法》《五行》《地理》《藝文》四誌，共計十誌，記述典章製度在西漢的發展演變。[2]書誌一體，遂成為紀傳體史書的傳統體裁。範曄修《後漢書》，十誌未成而被殺，南朝梁劉昭取司馬彪《續漢書》八誌補之，即將《漢書》十誌裁去《刑法》《食貨》《溝洫》《藝文》四誌，而增補《百官》《輿服》二誌，記述東漢的各類典製。[3]但是，陳壽《三國誌》隻有紀、傳而無表、誌，凡天文災變等事皆具於紀傳。其後的紀傳體正史，或如《漢書》四種體裁並存，或仿陳誌削去表或誌不一，誌書的類目亦有刪補調整。
郝經《續後漢書》原名《三國誌》，所以改誌為錄，設八錄記述典製沿革。八錄的設置原因有二：
其一，由《續後漢書》的改作宗旨和體裁決定。郝經認為，《史記》等前三史的帝紀，大抵模仿《春秋》《左傳》等編年史，事詳而辭略。凡天文災變，郡國廢興，禮樂刑法，因革大端，四夷興衰等事，先簡略記錄於帝紀，然後詳載於有關的書誌和列傳，這就有重複記載之嫌。陳壽《三國誌》無書誌，上述各事或具於紀傳，與前三史相比，固然避免了重複的弊病。但是，“以魏為正統帝紀，凡天變、外夷之事皆錄於魏。《吳書》故有者，則錄於吳。謂蜀不置史，災異靡書，故二主傳皆不錄”。《續後漢書》改以蜀漢為正統，升劉備父子為帝紀，黜曹魏為列傳，則天文曆法等事，“移置於漢紀則失實，存之魏傳則失體。故漢紀、魏、吳傳皆不錄，類之於八錄，國別以見，不複重出其事”。[4]這樣處理，既解決了史書體裁上的矛盾，又避免了重複，一舉而兩得。
其二，彌補陳壽《三國誌》的缺失。郝經指出，《史記》帝紀之後有十表八書，《漢書》亦有八表十誌，《後漢書》雖無表，卻補有八誌。隻有陳壽《三國誌》誌、表全無。而且，三國時期正是“天光分曜，海宇幅裂，律呂失次，禮樂廢缺，官號不一，刑法無章，國異政，家殊俗，不為考定，則散無統紀”。《三國誌》不作表、誌，不僅在史書體裁上缺少二體，不夠完備，也使當時的各項典章製度付之闕如，無從考究。因此，郝經“援三史例，取漢、三國、晉書為之論著，為《道術》《曆象》《疆理》《職官》《禮樂》《刑法》《食貨》《兵》凡八篇”，以彌補《三國誌》在體裁和曆史記載上的不足。[5]
《續後漢書》八錄的時間斷限亦不限於三國，而是根據前三史誌書的記載情況各有區別，各錄的編寫體例也有創新，與前史不盡相同。八錄中，《曆象》《疆理》《職官》《禮樂》《刑法》《食貨》六錄是傳統的誌書題材。其中《刑法錄》全卷佚失，已無從考察。《曆象錄》總括前史《天文》《五行》《曆法》三誌的內容，下分太極、天地、日、月、五行、災異等25個子目。各子目都有序論一篇，論述天體運行、五行生克、災異產生的道理，而沒有記載三國時期天文、五行、災異的具體情況。這大概是由於陳書無誌，文獻無征所致。曆法一目則斷自東漢末至三國，記載漢靈帝時製定的《乾象曆》和魏明帝時製定的《景初曆》，並收錄魏太史丞韓翊、尚書郎楊偉等人有關曆法的議論。這些均采自《晉書·律曆誌》，隻是前後的序文和論、讚出自郝經。
《史記》無《地理誌》，僅《夏本紀》前選錄《禹貢》一文，記載古代的地理概況。《漢書》首創《地理誌》，記錄西漢的地理狀況。《後漢書》改稱《郡國誌》，主要記載東漢一朝的行政區劃。由於曆代地理沿革、土風物產、貢數賦藝、道裏戶口、川藪山鎮前三史都已有所記載，郝經《疆理錄》不再重複，隻是區別三國分界，分別記述各國所屬州郡。其中蜀漢僅有益州一州；曹魏據有司隸、豫州、冀州、兗州、徐州、青州、幽州、並州、涼州、秦州的全部，以及荊州、揚州的部分；孫吳占有揚州、荊州的大部，以及交州、廣州的全部。此外，《疆理錄》還記載了各州郡的廢置情況，非常簡明。
郝經認為，自東漢光武中興，省並官職，節省經費，恢複西漢惠帝、文帝時之清靜，推本秦人之簡質，所以東漢官製堪稱一代盛典，可與三代比隆。兩漢官製，原有應劭《漢官儀》《漢書·百官公卿表》和《後漢書·百官誌》為之記載。到三國分裂割據，各國官製又有所變化。所以《續後漢書》的《職官錄》，以東漢官製為依據，“推本三代秦漢之初，稽考魏吳沿革，以迄於晉”。實際上，《職官錄》主要根據《漢書·百官公卿表》和《後漢書·百官誌》，參考《晉書·職官誌》的材料，對三國官製隻是存其大略，所載多為漢代製度，這自然也是文獻闕征所致。[6]
《續後漢書》的《禮樂錄》包括前史《禮樂》《祭祀》等誌的內容。郝經《禮樂錄序》指出，禮樂製度始於上古而備於西周，至周衰遂禮崩樂壞。秦人專尚法律，兩漢禮樂製度隻滿足於一時需要，始終未能恢複古製。“然漢禮雖不逮三代，曆年四百，其典故儀則度數亦多矣”。所以，《禮樂錄》要“推本二帝三王六經經製，以稽秦漢三國得失”。《史記》的《禮書》《樂書》《封禪書》，通論古代禮樂祭祀製度的興起和衰落，以及漢初的情況。《漢書·禮樂誌》《郊祀誌》沿襲《史記》，也是主要記載西漢禮樂祭祀製度的發展演變。直至東漢末蔡邕作《朝會車服誌》、西晉司馬彪作《續漢書·禮儀誌》《祭祀誌》，才開始分類記述各項禮儀祭祀製度的儀法典則。南朝梁劉昭依據漢典注釋《後漢書》，“漢之遺製猶可見也”。至於禮製的分類，《晉書·禮誌》和《新唐書·禮樂誌》都是根據《周禮》，按吉、凶、賓、軍、嘉五禮，分類記載各項禮儀。郝經認為，五禮隻是禮的運用，而天、地、人才是禮的綱要。因此，《禮樂錄》沒有因襲前史對禮製的分類，而是把各項禮儀分為天、地、人三大類。其中天類包括郊、朝日、夕月等二十個子目，地類包括社稷、軍社、籍田、封禪等九個子目，人類包括明堂、辟雍、宗廟、朝會等二十九個子目。樂則分為律呂、聲音、代樂三大類目。按照新的分類體係，記載禮樂祭祀製度。[7]
郝經認為：“理材足食，經國之急務，先王之所甚重，故為八政之首。”所以，《食貨誌》是對一個曆史時期社會經濟和國家財政狀況的重要記錄。《史記·平準書》和《漢書·食貨誌》，記錄了從漢高祖到王莽時期的社會經濟變化和國家賦稅收入。但是《後漢書》八誌中無《食貨誌》，東漢的經濟財政遂付之闕如。因此，郝經《食貨錄》斷自東漢初年，迄於晉初，采摭《後漢書》與《晉書·食貨誌》中有關東漢與三國的零星材料，記其大概。由於史料的缺乏，《食貨錄》在今存七錄中最為簡略，除去序文論讚，不過一千七百餘字，實不足以反映當時的經濟情況。[8]
二、《道術錄》的創立
八錄中的真正創新之作，是《道術錄》。在紀傳體史書中專辟一誌，記述思想學術的形成演變，這是前所未有的。《宋史》首創《道學傳》，記述宋代興起的理學思潮及其代表人物。但是，《宋史》的編修是在元朝末年，成書已晚於《續後漢書》近八十年。郝經設置《道術錄》，顯然受到宋代理學道統思想的影響。在曆史上，強調儒家傳道的統緒，發端於孟子。《孟子·盡心下》雲：“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10]以繼承孔子儒家正統自命。唐代韓愈有感於儒學的衰落和佛教的興盛，模仿佛教傳法的《佛祖統紀》，明確提出儒家的道統學說：“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子。軻之死，不得其傳焉。”[11]並以孟軻的繼承者自任。北宋理學家繼承韓愈的道統論，程頤以明道為“孟子之後，傳聖人之道者，一人而已”，[12]拋開韓愈，將程顥直接上承孟子。南宋黃榦《朱熹行狀》，又以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和朱熹，作為孟子之後儒家道統的承繼者。[13]
郝經《道術錄序》又將道統由堯、舜上推到伏羲：“自伏羲畫卦造書契，而道術始有傳。次曆神農、黃帝、少昊、顓頊、高辛，至於帝堯，始以言傳。於是堯傳之舜、舜傳之禹，禹傳之湯，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顏、曾，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自是而後失其傳矣。”接著，郝經著重論述了孟子死後的混亂局麵：“孟子沒，虛無駁雜，縱橫、刑、名、兵、農者流哄起而嘩於世，不複有孟子者與之辨，道術遂差而盡為異端矣。派弊蜂湧，波秦浸漢，蔓長株滋，為六家九流，而黃老、申韓為甚，自天子大臣莫不以為治體國程。董仲舒請罷黜百家，雖略禁止，終不能用真儒而複六經之正，於是漢四百年雜而不純，無三代之治。東京再葉，妖夢怵心，佛法始入。至於魏世，中國之人遂祝發夷服，為僧以奉之。王、何之徒，複尚老莊，為清談。異端之禍，蠹弊二漢，老佛之盛，複兆端三國，自是而道術亡矣。”[14]同時，在兩漢時期的史書中，也沒有確立儒家的正統地位。司馬遷作《史記》，收錄其父司馬談《論六家要旨》，“乃先黃老而後儒術，遂失道術之正”。班固《漢書》作《古今人表》，“亦不著聖賢之傳”，居然使唐堯與夏桀並列，顏淵與盜蹠混雜，“卒使道術不明，異端邪說得以行胸臆，作威福，悖理傷道，亂心術而殺天下”。[15]所以，郝經特著《道術錄》，以恢複儒家道統的正宗地位：“推本伏羲至於孟子，以明道術之正；自荀卿至於揚雄，以明道術之差；自楊、墨至於仙、佛，以明異端之禍：故總為道術篇雲。”[16]
郝經《道術錄》分為正傳、諸子、百家、異端四個子目。正傳收錄伏羲、堯、舜、禹、湯、文王、武王、周公、孔子、顏子、曾子、子思、孟子十三位儒家道統的傳承者，說明儒學正統之所在。諸子隻載荀卿、董仲舒、揚雄三名儒家後學，指出他們與儒家正統學說的差別。百家通論戰國秦漢時期諸子百家的學說和影響。異端分為楊墨、老莊、管商、申韓、仙、佛六家，記述各家的異端思想及其流變。這些人物事跡多在先秦兩漢時期，除佛教關涉曹魏，甚至遠及南朝梁武帝和北魏孝明帝外，其他皆與三國無關。這種情況，原不合於修史法則，所以，為《續後漢書》作輯本的四庫館臣特加按語說明：郝“經之意，蓋以治天下以本於道術，道術之得失係乎政治之盛衰，故特為是錄。其持議甚正，有益治體，不必定以史法繩之也”[17]。
至於孟子之後道統的傳承，郝經的看法並不像理學家那樣褊狹。其《道術錄議》雲：“自孟子後五百餘年而有諸葛亮，又三百餘年而有王通，又二百餘年而有韓愈，又三百餘年而有歐陽修、司馬光、周敦頤、邵雍、程顥、程頤、張載、朱熹，皆慨然以身任道，康濟斯民。”除宋代理學家之外，又補充了諸葛亮、王通、韓愈、歐陽修、司馬光五人。郝經認為，由於“六經諸儒之道術具在，後之人亦弘之而已，又何患乎異端哉”。[18]所以，後來者隻要能弘揚儒學，排斥異端，以道自任，自然就是道統的接續人。那麽，郝經《續後漢書》設立《道術錄》，提倡儒家道統，排斥異端思想，不也正是以道統的後繼者自任麽！
[1] 司馬遷：《史記》卷23～30，北京，中華書局，1959，第4冊，第1157～1444頁。
[2] 班固：《漢書》卷21～30，北京，中華書局，1962，第4～6冊，第955～1784頁。
[3] 司馬彪：《後漢書》誌第1～30，北京，中華書局，1982，第11～12冊，第2999～3684頁。
[4] 郝經：《續後漢書》卷2《昭烈皇帝紀》新注引《義例》，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清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第385冊，第27頁。
[5] 郝經：《續後漢書》卷83上《八錄總序》新注引《義例》，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清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第386冊，第252頁。
[6] 郝經：《續後漢書》卷86上《職官錄序》，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清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第386冊，第441～442頁。
[7] 郝經：《續後漢書》卷87《禮樂錄序》，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清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第386冊，第481～483頁。
[8] 郝經：《續後漢書》卷89《食貨錄》，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清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第386冊，第560～565頁。
[9] 郝經：《續後漢書》卷90《兵錄序》，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清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第386冊，第566～567頁。
[10] 朱熹：《孟子集注》卷14《盡心章句下》，北京，中華書局，1983，第376頁。
[11] 韓愈：《原道》，見《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11，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影印元刊本，1929，第3頁。
[12] 程頤：《明道先生門人朋友敘述序》，見《二程文集》卷12，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清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第1345冊，第724頁。
[13] 黃榦：《朝奉大夫文華閣待製贈寶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諡文朱先生行狀》，見《勉齋集》卷36，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清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第1168冊，第428頁。
[14] 郝經：《續後漢書》卷83上《道術錄序》，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清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第386冊，第252～254頁。
[15] 郝經：《續後漢書》卷83上《道術錄》新注引《義例》，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清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第386冊，第255頁。
[16] 郝經：《續後漢書》卷83上《道術錄序》，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清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第386冊，第254頁。
[17] 郝經：《續後漢書》卷83下《道術錄》後附按語，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清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第386冊，第292頁。
[18] 郝經：《續後漢書》卷83下《道術錄議》，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清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第386冊，第29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