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初遲遲未開科舉，策試僅存在於各級學校考試中。延祐以後，策試成為科舉中重要的考試項目，繼而影響各級學校，由此促成策問的大量湧現。
現今存世的元代策問，據筆者匯集整理，大約207篇，基本出自元人別集及元代總集《國朝文類》，也見於《元統元年進士題名錄》及《全元文》輯錄之地方誌。[1]根據策試的性質，元代策問可以大致分為科舉策問與學校策問兩部分。明確標識的元代科舉策問共46道，包括殿廷禦試15道，省部會試8道，各行省鄉試23道；再加上高麗國科舉策問7道，凡53道，約占全部策問的26%。明確標識的學校策問122道，其中國子學策問就有116道，在元代策問中數量最多；另有憲試、鄉校堂試等地方學校策問6道，共占全部策問的59%。此外，還有典吏策問、家塾策問、未標明考試類別的其他策問32道。其實，即便沒有說明考試情況的策問，也大多是學校策問，這可據作者的經曆身份知曉。如劉敏中，至元、大德間曾任國子司業、國子祭酒，他的3道策問，當是國子學策試的問題。而劉壎，至元三十一年（1294）為建昌路學正，至大二年（1309）任延平路學教授；陸文圭，至元末任教吳縣學，泰定、天曆間就館容山；同恕，延祐間為奉元路魯齋書院山長；劉嶽申，亦曾任永豐縣儒學教諭。他們文集中的19道策問，應該都是地方學校策問。由上可知，傳世元代策問，絕大多數屬於科舉文獻或學校文獻。[2]
當然，傳世策問，畢竟隻是元代策問的一小部分。元朝科舉，自延祐至元統共七科，其後停罷六年，至正元年（1341）重開科舉，到二十六年又九科，凡十六科。根據元製，每屆科舉有鄉試、會試、廷試三級策試各一場，而且鄉試又分為十一行省、二宣慰司、四個直隸省部路分凡十七處舉行。每場策試，又需擬定蒙古色目策問、漢人南人策問各兩道以備選用。僅就科舉策問而言，元朝就有廷試策問與會試策問各64道，鄉試策問近1100道。[3]而存世的元朝科舉策問不過46道，尚不足4%。至於國子學與地方學校、書院的策問，就更無從估算了。
傳世元代策問的作者，可以確知者27人。其中科舉策問的作者，都是主持考試的考官。延祐科舉程式規定，會試的考試官由中書省先期選委，廷試更要奏請皇帝委任。他們多為在朝的著名儒臣，如袁桷，延祐五年、泰定元年兩任廷試讀卷官，至治元年任會試考官；虞集，泰定元年、四年兩任會試考官，至順元年為廷試讀卷官；馬祖常，泰定四年、至順初年兩任會試考官，泰定四年與王士熙同為廷試讀卷官；蘇天爵，至正五年充廷試讀卷官。鄉試考官，上都、大都由中書省禮部選差，各行省則由行中書省與行禦史台、廉訪司官員會同商議，於“見任並在閑有德望文學常選官內選差”。[4]吳澄，延祐四年為江西鄉試考官；袁桷，延祐四年、泰定三年分任大都、江浙鄉試考官；黃溍，先後為上都、江西、江浙鄉試考官；吳師道，亦曾為江西鄉試考官。至於李齊賢、李榖，先後主持高麗國科舉。而學校策問的作者，一般是各級學校、書院的學官，尤其國學策問的作者，都是國子監或國子學官員，如吳澄，至大二年至四年間任國子監丞、國子司業；而姚登孫、蒲道源、柳貫、黃溍、吳師道，分別在延祐到至正初擔任國子博士、國子助教等學職。其他策問的作者，如上所述，也多為國子學或地方學官。此外，作者中有不少人參加過科舉。如吳澄、陸文圭是宋鹹淳中的鄉貢進士，陸氏又在延祐四年、七年兩中元朝鄉舉；而馬祖常、歐陽玄、黃溍、宋本、吳師道、李榖，分別是延祐二年、至治元年、元統元年進士。若據元朝特有的四人等製分析，則作者除馬祖常為色目人外，其餘漢人12名，南人14名，二者基本平衡。不過，漢人中孛術魯翀是女真人，李齊賢、李榖是高麗人，反映了元朝多民族的特色。當然，策問作者絕大多數還是漢族學者。
與策問相對應的文獻是對策，即策試的答卷。元代還有對策32篇存世，其中16篇出於《元統元年進士錄》，其他則散見於作者文集，也有少數保存在地方誌中。這些對策，有27篇與策問相因應，隻有5篇策問已佚，但是可以通過對策知曉策問的主旨。對策以科舉策為主。三級科舉對策就有24篇，占全部對策的3/4，又以廷試策居多，有18篇，鄉試5篇，會試僅1篇。其他對策也或與科舉有關。如李榖延祐七年策，是高麗國的科舉對策。而趙汸至正五年對策，則是對虞集為江西憲試草擬的《問江右六君子策》試作解答。隻有陸文圭《牆東類稿》的五篇對策和朱德潤的平江路對策考試情況不詳。在對策的時間上，又以延祐至至順的科舉前期最多，有28篇，占對策的7/8，至正年間的科舉後期僅4篇。就對策的作者而言，25名作者中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四等人都有涵蓋。其中蒙古1名，色目2名，漢人3名，南人17名，另2篇雖作者姓名不詳，但是其身份是元統元年（1333）的左榜進士，則可以肯定為漢人或南人。上述作者構成，也與科舉考試的參加者主要是漢人和南人相符。[5]
由於策試多是以對策的方式征詢朝廷急務與施政方針，故元代策問領域廣泛、內涵豐富，是了解時政大綱、製度演變、學術思想及主要社會矛盾的珍貴文獻。以科舉中15道廷試策為例，考問的內容就涉及致治之本、統理之術、禮樂郊廟、皇族世臣、吏治法律、銓選考課、教化風俗、時政先務，甚至儒家道統、議行武舉等諸多方麵。至於學校策問，領域就更加寬泛。如黃溍的四十三道《國學策問》，既關注學校、士習、經史、諸子等國學直接相關的內容，也涉及科舉、薦任、銓選、考課等選舉問題；既討論禮樂、井田、封建、正朔等古代製度，更谘詢吏治、刑法、錢幣、馬政、勸農、救荒、教化、風俗等當世政務。而以對策與策問相對讀，則可以更為細致詳盡地了解當時士人對上述疑難的認識和設想。因此，元代策問與對策，非但揭示當時社會麵臨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諸多問題，也體現出作者對現實問題的觀察與思考。
[1] 《元統元年進士題名錄》，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影印清影元抄本，1990，第21冊，第375～419頁。按：至順三年十一月壬辰，元寧宗懿璘質班崩。至順四年六月己巳，順帝妥懽帖睦爾即位，當年十月戊辰，即改元元統元年。故至順四年進士，一般稱元統元年進士。其實當年廷試時間，是在至順四年九月初三。
[2] 參見本書附錄三《元代策問及策試類別表》。
[3] 詳見本書第五章《鄉試策問與對策》。
[4] 宋濂等：《元史》卷69《選舉誌一·科目》，北京，中華書局，1976，第7冊，第2020頁。
[5] 參見本書附錄四《元代對策及策試情況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