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樂製度是中國古代社會的基本製度，任何封建皇朝，都不能不重視和講求禮樂。對於蒙古貴族建立的元朝而言，它還具有是否承認和傳承中原傳統文化的意義。元代的禮樂製度，基本創立於世祖時期，成宗、仁宗、文宗等朝，又各有推進。元順帝即位，中書右丞相伯顏秉政，專權自恣，一反仁宗、文宗以來有意文治、推行漢法的政策，排斥儒士，廢止科舉，省、院、台、部、宣慰司、廉訪司等長官概用蒙古、色目人，禁止漢人、南人等執持兵器、習學蒙古文字，甚至請求順帝盡“殺張、王、劉、李、趙五姓漢人”。[1]這些倒行逆施，代表了部分落後、保守的蒙古、色目貴族的意願，民族矛盾更加激化，也加速了社會動**。至元六年（1340）二月，順帝在禦史大夫脫脫的協助下罷逐伯顏。至正元年（1341），命脫脫為中書右丞相，掌軍國重事。於是，“悉更伯顏舊政，複科舉取士法，複行太廟四時祭”，“開馬禁，減鹽額，蠲負逋，又開經筵，遴選儒臣以勸講”，采取一係列變革措施，史稱脫脫更化。[2]
在元後期的金華學者中，吳師道原以經學見長。[3]他在科舉中以何經中選進士，文獻闕載，目前尚不清楚。然據友人張樞《吳君墓表》，師道有經學著述多種，《易》《書》《詩》皆有《雜說》，《春秋》有《胡氏傳附辨》。[4]禮學雖未有著作，卻有《儀禮經注點校記異》，即以南宋呂祖謙與元許謙兩家的《儀禮》經注點本相對勘，摘取二者點句的差異疏列，並加按語說明緣由；[5]文集中亦有關於禮的文章多篇。[6]足證其兼通諸經，對禮學亦有相當的研究。師道掌教國子，正值順帝倡興儒學、恢複科舉、推行禮製之時，因此，他的策試考題，自然要與至正初年朝廷的改元更化相因應，而禮樂製度，尤為其中的重要內容。四十首策問中，涉及禮樂者就有十四首，既探討古代禮製，更規範當世禮樂，直接反映了至正初年的禮製更化。
一、探討古代禮製
古代禮樂自有其源流，欲為當世禮樂製度提供借鑒，勢必要從經典與史籍的記載中，去追溯古代禮製的發展演變。因此，考究古代禮製，是吳師道《國學策問》的基本內容，涉及巡狩、朝會、朝儀、射禮、釋奠禮、鄉飲酒禮、社製等多項製度。
即如巡狩、朝會，是唐虞三代治理天下的重要製度，不過，儒家經典中的記載卻是各不相同。非但舉行的時間各異，而且成就的事功亦殊。《策問》二十六，要求諸生考辨《尚書》《周官》與《禮記·王製》的不同記載，講而通之，以明其製。[7]
射禮是古代擇士貢賢的重要典禮，其記載散見於各種禮書。《儀禮》有《鄉射禮》《燕禮》和《大射》篇，《禮記》也有《射義》與《燕義》篇。《策問》三十一以此設問，欲諸生區分大射、賓射、燕射的不同儀製，辨別天子、諸侯、大夫、士的等級差異，以及射禮中的諸多問題。策問還要求考生討論崇尚武力的“主皮之射”，或曰“貫革之射”，與《論語》中孔子“射不主皮”之說的違戾之處，以明確射禮的主旨，在於“觀德行”，而非較技藝。師道還特別注意到，《論語·八佾》“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一章，鄭玄、王肅與朱熹《論語集注》在句讀上有微細差異，要求國子生根據禮典，探究鄭、王“揖讓而升下，而飲”，與朱熹“揖讓而升，下而飲”的不同，並說明朱熹不從鄭、王之說的理由。[8]這首策問，既有經典歧義的探討，又有經文句讀的辨析，更重要的還是指導學生對古代射禮的理解和會通。
《策問》還考問古代的社主製度。社是土地之神，也是祭祀土地神的神廟，社主則是土地神的牌位。古代典籍對於社主的記載多有分歧。比如社主的材質，或言木，或言石，即使同一部《周官》，《大司徒》與《小宗伯》亦有所不同。而言木者，有“三代之鬆、柏、栗，齊之櫟，漢之枌、榆”的差異；言石者，也有“呂不韋、許慎、崔靈恩之說”之不齊。又如社主的大小、形製，亦難以統一。以往學生皆“口熟其文而未究其義”，因此，策問要求諸生“稽經而考古”，不僅應熟誦經典之文，而且要窮究其義，考辨分明。[9]應該指出，吳師道策問考察的命題，並非率意而為，多是他經過深入研究或考證、有所心得的問題。比如社主製度，師道即有《社主說》一文，對古代典籍中的不同記載與曆代諸家論說，進行過細致地考證辨說。[10]
不過，考察古代禮製，並非吳師道策問的主旨。通曉古代禮製的目的，還在於博古以通今。因此，吳氏對於曆代禮製的發展演變，及其對當世的影響，都極為重視。朝廷典儀，“所以辨君臣之等”，是曆代皇朝最為關注的禮典。叔孫通率領弟子製定的朝儀，竟然使漢高祖慨歎“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11]可見其對專製皇權的重要。《策問》三十二考究古代朝儀，雖要求國子生根據經典，辨明周製外朝、內朝、燕朝的區別、位置和執掌，討論東漢經學家鄭眾與鄭玄注釋的異同，了解漢、唐以來曆代朝儀的變化，然其歸結點，卻在元代的朝儀：
洪惟我朝，製不相襲，惟正旦、天壽節禦朝受賀，常日不複講。豈以為煩而止耶？抑以為果可廢邪？萬一修明舊章，則必將有考於此，有誌當世者，甘出叔孫通諸生下乎？輒因是以覘博古通今之學。[12]
蒙古族建立的元朝，“肇興朔漠，朝會燕享之禮，多從本俗”。世祖至元八年（1271），雖命劉秉忠、許衡始製朝儀，但在很多朝廷盛典上，“猶用本俗之禮為多”。[13]即便七十年後的至正初年，一年中仍止於正旦和天壽兩節，天子才舉行朝儀接受慶賀，平日則廢置不講。對於傳統的儒家學者而言，這不是厭倦繁瑣禮儀的小事，而是朝廷能否放棄蒙古舊俗，遵行傳統禮製的根本性問題。策問要求諸生講求“博古通今之學”，了解古今朝儀的發展，尋找元代朝製的特點，以便朝廷一旦修明舊典，複行古製，即可有所據依。顯然，吳師道是以為漢代創立朝儀的叔孫通自任，期望能夠推動元朝禮樂製度的改進。
除朝廷大典之外，吳師道還關注學校和地方的禮儀。中國自唐代開始廟學合一，凡官辦儒學，都有孔廟和學校兩部分，孔廟祭祀成為學校的重要活動，具有倡明教化的功能。[14]而在元代，儒學和孔廟的興衰，又折射出朝廷是否承認傳統文化、尊崇儒學。元朝在大都、上都、曲阜設置宣聖廟，地方路府州縣儒學及書院亦各有興建。武宗至大元年（1308），詔尊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仁宗、文宗朝，又陸續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漢儒董仲舒、宋儒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司馬光、朱熹、張栻、呂祖謙、元儒許衡從祀。大都宣聖廟，建於國子學以東。國學生除每月朔、望二日拜謁外，每年春、秋二季的仲月上旬丁日都要舉行釋奠禮。釋奠禮，本是古代學校祭奠先聖先師的禮儀，後世逐漸演變為祭祀孔子的專門典禮。國學諸生躬與祭孔盛典，“周旋於堂陛之間，執事於籩豆之列”，自然需要了解其淵源、明習其禮儀。《策問》二十八考察古代經典中的釋奠禮，更涉及孔廟的創立發展、先聖稱號的加封、弟子從祀的確定、孔廟的布置像設、祭器的陳列等諸多問題，借以總結曆代“興襲之由，得失之故”，指導和規範元朝的釋奠禮。[15]
鄉飲酒禮，是“尚賢而尊長”的地方禮儀，非但行於上古，漢、唐、宋亦相沿不輟。朱子以《儀禮》為禮經，有《鄉飲酒禮》；《禮記》為其疏義，有《鄉飲酒義》。然考案二篇，卻多有牴牾不合之處，故唐孔穎達《禮記正義》，言《鄉飲酒義》兼有四事，不專釋《儀禮》。鄉飲酒禮在元代，朝廷沒有明令實施，隻是部分地方長官時或舉行，誠為闕典。吳師道期望鄉飲酒禮能夠“出自朝廷，頒示海內，使斯民猶獲見三代揖讓之容，以為革心向化之助，豈非治世之令典歟”？因此，《策問》三十八要求諸生講論二文異同之故，參證先儒諸說，辨明其義，以俟“他日舉而措之”，有司得以采擇。[16]
由上可知，吳師道關於古代禮製的策問，多是通過考察古代經典的記載，了解曆代製度的變遷，以期對當世的禮樂有所指導與幫助。其服務和促進至正禮製更化的宗旨，是非常明確的。
二、規範元朝禮樂
吳師道探討古代禮製，博古以通今，其歸結點還在規範當代的禮樂製度，這是不言而喻的。有關郊廟禮儀樂器、三皇廟祭祀、民間禮儀規範等策問，就提出這方麵的問題與思考。
郊祭大典，是古今帝王敬天尊祖的重要象征，“有國家者莫先焉”。吳師道特以三首策問進行探討。《策問》十七首先提問蒙古、色目生員，郊祭天地是否應形成製度，定期舉行：
郊之祭也，聖王之所以敬天而尊祖也，有國家者莫先焉。方今當太平之期，海宇晏清，民物阜康，肇舉殷禮，宜也。然是禮之行，必將具儀物，豐賞賚，則財不免於費；恩澤覃及，則官不免於濫壅；寬宥普行，則刑不免於縱。三者將何以處之？不輕於行者，豈不以此之故歟？其思所宜，以佐在廷之議。[17]
顯而易見，師道以為，郊祀作為中國傳統禮樂製度中最重要的祭典，元朝亦當定期舉行，方能符合大元的“聖朝形象”。雖然舉行郊祭，也會帶來財物靡費、官路壅濫、刑獄寬縱等弊病，職此之故，朝廷不輕易舉行。但是，隻要有合宜的對策防止弊端，就可以興舉斯禮，絕不能因噎廢食。故而策問命諸生提出適宜的建議，以協助朝廷對郊祭禮儀的討論。《策問》二十一，又就郊廟樂器的聲容器數發問，要求諸生“詳考以對，務為精鑿可行”，以“合於古製、古法”。[18]
《策問》三十六，進一步就古今郊祭禮設問，指出：“先王之世既遠，禮樂之書散亡，其存於經者殘缺簡略，後儒又以意為之說，使行者莫之適從。”特別是禮樂中最重要的郊祭禮，“異說尤甚”。比如：
天體惟一，而或以為六。圜丘、南郊，或以為一，或以為二。昊天上帝著矣，而複有天皇大帝之稱。五行之帝信矣，而或出五人帝之號。或以一歲而二祭，或以一歲而九。或以為日用冬至，或以孟春上辛。此皆大相舛異者……至於圜丘、方澤，天、地分祭，時日、壇壝、樂舞、器幣，亦複不同，此禮文之甚明者。曆代混而為一，恬不為怪。宋人集議，互相是非。蘇氏專引《昊天有成命》之詩，以為合祭之證，而不知其誤。其雄辨曆詆，足以移人，而先儒深不然之，謂自古未嚐有此瀆亂龐雜之禮。然當時分祭，僅僅一行，明知其謬，而後卒不能改。先儒之說雖明，顧未有按據以從事者，其故何哉？
這首策問是對經史修養較高的漢人國子生提問，所以，吳師道曆舉古代載籍的舛異，宋人集議的混亂，非但要求就古代郊祭禮的天地分祭、時日壇壝、樂舞器幣等製度進行細致考辨，厘清這一古代記載與後人議論都極為混亂的祭祀大典，同時還須批判北宋蘇軾的天地合祭說，申明朱子的分祭理論，以便“修明舊章，講求盛典，一破千古沿襲之陋”，[19]為國家建立合符古代的郊祭製度。
元朝的郊祀禮基本承襲前代，卻存在兩方麵問題：其一，不分南郊、北郊，天地合祭。其實合祭並不始於元朝，而是由來已久。“漢承秦弊，郊廟之製，置《周禮》不用……迨其季世，乃合南北二郊為一。雖以唐、宋盛時，皆莫之正。”[20]成宗大德九年（1305），朝臣集議提出南、北郊分祭：“今當循唐虞三代之典，（南郊）惟祀昊天上帝。其方丘祭地之禮，續議以聞。”武宗至大二年（1309）、仁宗延祐元年（1314），朝臣又兩次“請立北郊”，都因故中輟，直至元末。[21]受南宋理學大師朱熹的影響，元朝的許多儒家學者包括吳師道都認為，天子的郊祀禮，“貴誠而尚質，務在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而已”。[22]根據《周禮·春官·大司樂》的記載，冬日至，於地上圜丘禮天神；夏日至，於澤中方丘禮地示。即古代禮儀是天地分祭，而西漢末年以來的合祭製度，是王莽之製，不合於古。因此，宋代蘇軾與朱熹之間合祭、分祭的歧義，就不止是不同學說的爭論，而且關係到是否恢複古代禮製的關鍵性問題。可見，師道策問的要義，仍然是依據古禮改革和完善元朝的郊祭製度。
其二，有元郊祭一直是派遣大臣代祀，而不能做到天子親祀，這又是不合古法的。英宗曾有意親郊而未遂，直到至順元年（1330）十月，文宗始“親祀昊天上帝於南郊，以太祖配”。故《元史》曰：“自世祖混一六合，至文宗凡七世，而南郊親祀之禮始克舉焉。”[23]順帝至元六年，罷逐伯顏，監察禦史呈奏：“古者宗廟四時之祭，皆天子親享，莫敢使有司攝也……自陛下即位以來，於今七年，未嚐躬詣太廟，似為闕典。方今政化更新，並遵舊製，吿廟之典，理宜親享。”順帝遂於是年十月初四日親祀太廟。[24]在此之後，皇帝親祭南郊也提上議事日程，終於至正三年十月，順帝“親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太祖皇帝配享，如舊儀製。右丞相脫脫為亞獻官”。[25]此時，吳師道雖已因丁憂辭國子博士南還，但他關於古今郊祭禮的討論，的確不是泛泛而發，而是有著經世致用、為元朝恢複古代郊祭製度提供理論依據的切實宗旨。
三皇祭祀著於朝廷法典，始於唐代。元成宗元貞元年（1295），命天下通祀伏羲、神農、黃帝三皇。於是京師與地方郡縣紛紛建立三皇廟，每年春、秋二季祭祀，如宣聖廟釋奠禮。[26]元代三皇廟製亦有其特殊性，即廟學合一，不但三皇廟與醫學同設一處，而且春秋祭祀，亦由醫官主持。吳師道《國學策問》亦對此提出疑問：
前代古帝王之祭，不獨三皇也。祭三皇著令於唐。夫其開天建極，功被萬世，固當在所尊。我朝大建宮宇，春秋祭祀，甚盛典也。顧乃屬之醫家者流，而限為專門曲藝之祖，議禮之意，其可得而聞歟？[27]
盡管曆代典籍對三皇記載有異，然都視之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始祖。宋代興起的理學，更將其奉為古昔聖帝明王的發端，儒家道統的開啟者。元朝將三皇祭祀列入國家禮典，春秋祭祀，如孔廟釋奠禮，卻僅僅尊奉為醫學始祖，這當然是以道統承載者自任的儒家學者所無法認同的。策問對三皇祭禮的合理性提出質疑，其深意也正在於此。在眾多學者的促進下，至正九年，順帝終於接受江西肅政廉訪使文殊訥呈奏，對京師三皇廟祭祀做出改進，由“上遣中書省臣代祀”，“如國子學宣聖廟春秋釋奠”之禮。[28]
禮樂製度不僅是朝廷典儀，也是社會教化的重要途徑。因而，吳師道對民間的禮儀規範也非常在意。《策問》三十五提出：
治天下者莫大於禮，所以辨上下、定民誌也。冠、婚、喪、祭，民用尤切，前代皆有成式。今冠禮廢久，世不複知有成人之義。婚禮壞於隨俗，喪禮壞於異端，龐雜不經甚矣。近世司馬公《書儀》、朱子《家禮》，號為適古今之宜。好禮之家或所尊用，然不免於訕笑，非出朝廷著令使通習之，殆於不可。然《家禮》後出，頗采《書儀》。《書儀》所有，或《家禮》所無。又竊聞《家禮》乃未定之本，為人所竊去，未及修補，今所行者是也。然則二書，當通考而損益之歟？或止用其一歟？《家禮》之外，尚有可議者歟？謂宜定為式程，頒之天下，使民習於耳目而不異，則教化行而風俗美，其不在茲歟？[29]
冠、婚、喪、祭四禮，是民間切要的日用禮儀，關係到辨上下、定民誌，是治理天下、厘正風俗的莫大之務。後世禮製廢壞，宋代出現司馬光《書儀》和朱子《家禮》兩部禮書，為好禮之家所尊用。然而，民間禮儀的規範，尚有待於朝廷立法。於是，師道要求諸生考較兩書之異同、修訂之合宜，以便朝廷定為程式，頒行天下，教化風俗，補救世弊，其規範民間禮儀的主旨，也是顯而易見的。
三、倡興禮學
既要複興古禮，則禮學自然為吳師道所關注。《國學策問》二十七提出，自漢代以來，《禮》就是《五經》之一，是儒家崇奉的重要典籍。曆代確定的禮學經典有三部，《周禮》《儀禮》與《禮記》。周代，《詩》《書》《禮》《樂》是貴族教育的主要科目，而《易》掌於太卜，《春秋》藏於國史，並非施教之具。直到孔子作《易傳》、修《春秋》，後人始並列《六經》。又因《樂經》失亡，經止存五。自漢以來，《五經》即有固定的次序：
夫《易》兼天人之奧，為五經之原，是不可不尊；而《春秋》乃聖人之權衡，非學者所可驟語。故自漢以來，列五經之序，則首《易》，次《書》《詩》《禮》，而終之以《春秋》，其體統次第，有確然不可紊者，非以為有優劣也。[30]
科舉興起以來，學者各專一經，也須兼通他經。但是元代經學所趨，是“習《易》《書》《詩》者固不乏”其人，習《春秋》者“比比皆是”，而習《禮》者乃絕少。何況元代科舉隻考《小戴禮記》一部，已非禮學三經之全。這一風尚，也確實為元朝科舉證實。據《元統元年進士錄》統計，其年漢人、南人進士50名，除3人因《進士錄》闕字不詳外，考《易》者9人，《書》《詩》各13人，《春秋》11人，而考《禮記》者僅江浙行省延平路將樂縣儒戶張本1人，[31]禮學之衰微可知。是以吳氏強調，《禮》是“聖人所急”的切用之學，首當探究，卻“置而不講”；而《春秋》是聖人之權衡，非學者可以率意談說，理應置後者，反倒“靡然而爭先”。這不僅是時人好尚之偏頗，更是執掌科舉權衡者的重大失誤。因而，吳師道特以此設問，警醒國學諸生應重視禮學。[32]
與元代輕忽禮學的學術風尚相聯係，科舉中有關禮學經傳的規定亦與他經有所不同。皇慶科舉程式最重要的意義，就是在曆史上首次將程朱理學懸為官方學術與國家取士的最高準則。一方麵，《四書》成為元代科舉中，無論蒙古、色目還是漢人、南人都必須修習的課程，也是鄉試與會試中首先考問的科目，使之超居於《五經》之上，成為最重要的儒家經典；另一方麵，在經學考試中，無論《四書》《五經》，都要以程朱理學的注釋作為解答標準。《四書》必須“用朱氏《章句集注》”回答，而不得使用漢、唐或其他宋人的注疏。即使傳統的《五經》，也要以程朱理學家的注釋為主。《詩》以朱熹《詩集傳》為主，《尚書》以朱熹弟子蔡沉《書集傳》為主，《周易》以程頤《易大傳》、朱熹《周易本義》為主。以上三經，隻是兼用古注疏。《春秋》並用《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及私淑於二程的胡安國《春秋傳》。惟一的例外是《禮記》，因為朱熹沒有對《禮記》的專門注釋，所以隻能仍用漢唐注疏。[33]這無疑成為元代程朱學者的缺憾。其實，朱熹並不是沒有禮學著述。朱子認為，在禮學三經中，《周官》是綱，《儀禮》是禮之本經，而《禮記》諸篇則是疏義，三者固有本末相須不可或缺之聯係。故朱熹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關於禮者附於本經之下，兼采後儒注疏加以解說，草為《儀禮經傳通解》37卷。弟子黃榦及楊複，又相繼作《續解》29卷。不過，朱熹的禮學著述，卻被元朝科舉所忽視，這是必須加以補救的。
因此，身為金華學者而以傳播程朱理學為己任的吳師道，在提倡國子學與科舉重視禮學的同時，又特就科舉程式中禮學考試的規定而專擬策問：
《禮古經》者，今《儀禮》也；《記》數百篇，二戴刪之，今《禮記》，小戴書也；《周官》最後出，立於學官：所謂三禮是也。前代三禮列明經、學究科，士猶誦習而知其說。王安石廢《儀禮》，度數之學遂絕不道，談虛文而已……方今設科，僅止《禮記》。《儀禮》廢久，固莫之異。若《周官》者，豈以其間有與他書不同而疑之歟？抑以用之者徒多事而無益歟？以唐太宗之英君信其可行，關洛諸儒而曾無異論，世之詆毀者，可盡信歟？朱子為正學之宗，他經訓義皆所遵用，禮書乃其用意者，而獨在所不取，何歟？謂宜表章《通解》一書，與三禮並，其精治者，優異以待之可也。明體適用之學，莫大於此，而去取之際，不能無疑，願從諸生質之。[34]
吳氏指出，漢代原有三禮。宋初三禮列明經、學究科，士人猶知誦習。王安石變法，頒行《三經新義》，廢棄《儀禮》而取《周官》。至元朝科舉，則僅考《禮記》，已失三禮之全。至於朱子及門人的《儀禮經傳通解》與《續解》，以《儀禮》為經，綜合諸禮，“可謂禮書之大全，千古之盛典”。而且朱子集理學之大成，其《四書》和其他各經注釋，元朝科舉都已經采用，唯獨朱子著意編著的禮書，卻摒棄不取，這是不可思議的。因此，策問期望朝廷在科舉中重視禮學，恢複《周禮》的地位，並且表章朱熹的《通解》，與三禮並行，凡能精治其書者，則以優異選拔任用，從而倡興這門明體適用之學。師道之於申明禮學，尤其是朱熹禮學，可謂曲盡心力。
禮學向稱難治。由於禮書記載的抵牾闕略，許多古代製度後世已難以明晰。漢代以《儀禮》為經，《禮記》為羽翼經典的傳記，固然是根據兩者成書的時代與當時的實際功用，也是由於漢代距古尚近，對古代禮儀還有一定的傳習與了解。然而，隨著時代的發展，製度的變化，記載古代具體禮儀製度的《儀禮》日漸失去其價值，而通論禮製意義的《禮記》反而受到人們重視，超居於《儀禮》之上。這是時代發展的必然。唐初孔穎達《五經正義》，棄《儀禮》而取《禮記》，就很好地反映了經學發展的必然趨勢。可見，朱熹以《儀禮》為經、《禮記》為疏義的理論，並不符合禮學發展的方向。不過，作為程朱理學的信從者，吳師道固然讚同朱子禮學，但也並非泥古不化。他關注古代禮製的考辨，通達曆代製度的變遷，最終目的還是要為當世的禮樂製度提供參考和依據。師道的博古通今之學，目的無疑在於通變今製。
[1] 宋濂等：《元史》卷39《順帝本紀二》，北京，中華書局，1976，第3冊，第839、843頁。
[2] 宋濂等：《元史》卷138《脫脫傳》，北京，中華書局，1976，第11冊，第3343頁。
[3] 王褘：《宋景濂文集序》即雲：在元後期婺州學者中，繼柳貫、黃溍而作者，“為吳正傳（師道）氏、張子長（樞）氏，吳立夫（萊）氏。吳氏深於經，張氏長於史，而立夫之學尤超絕，其文皆可謂善於馳騁者焉”。《王忠文公文集》卷5，明嘉靖張齋刊本，1522，第2頁。
[4] 張樞：《元故禮部郎中吳君墓表》，見《吳師道集》附錄，第427頁。吳師道經學著述今皆不傳，僅存《春秋胡氏傳附辨雜說序》《讀易雜記後題》二文，可見概要；《吳師道集》卷14、卷17，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291、356頁。
[5] 吳師道：《儀禮經注點校記異後題》，見《吳師道集》卷18，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365頁。
[6] 吳師道：《儀禮墮祭說》《社主說》《題儀禮點本後》，見《吳師道集》卷10、卷18，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188～191、384頁。
[7] 吳師道：《國學策問》二十六，見《吳師道集》卷19，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397～398頁。
[8] 吳師道：《國學策問》三十一，見《吳師道集》卷19，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399～400頁。
[9] 吳師道：《國學策問》三十三，見《吳師道集》卷19，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400～401頁。
[10] 吳師道：《社主說》，見《吳師道集》卷10，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190～191頁。
[11] 司馬遷：《史記》卷99《叔孫通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第8冊，第2723頁。
[12] 吳師道：《國學策問》三十二，見《吳師道集》卷19，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400頁。
[13] 宋濂等：《元史》卷67《禮樂誌一》，北京，中華書局，1976，第6冊，第1664頁。
[14] 參見陳高華等：《元代文化史》第二編第三章《國學的建立》，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9，第218～219頁。
[15] 吳師道：《國學策問》二十八，見《吳師道集》卷19，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398頁。
[16] 吳師道：《國學策問》三十八，見《吳師道集》卷19，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402頁。
[17] 吳師道：《國學策問》十七，見《吳師道集》卷19，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395頁。
[18] 吳師道：《國學策問》二十一，見《吳師道集》卷19，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396頁。
[19] 吳師道：《國學策問》三十六，見《吳師道集》卷19，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401頁。
[20] 宋濂等：《元史》卷72《祭祀誌序》，北京，中華書局，1976，第6冊，第1779頁。
[21] 宋濂等：《元史》卷72《祭祀誌一·郊祀誌上》，北京，中華書局，1976，第6冊，第1782、1784、1785頁。
[22] 宋濂等：《元史》卷72《祭祀誌序》，北京，中華書局，1976，第6冊，第1779頁。
[23] 宋濂等：《元史》卷72《祭祀誌一·郊祀誌上》，北京，中華書局，1976，第6冊，第1792頁。
[24] 宋濂等：《元史》卷77《祭祀誌六·至正親祀太廟》，北京，中華書局，1976，第6冊，第1912～1915頁。
[25] 宋濂等：《元史》卷77《祭祀誌六·至正親祀南郊》，北京，中華書局，1976，第6冊，第1909頁。
[26] 宋濂等：《元史》卷76《祭祀誌五·郡縣三皇廟》，北京，中華書局，1976，第6冊，第1902頁。
[27] 吳師道：《國學策問》二十九，見《吳師道集》卷19，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399頁。
[28] 宋濂等：《元史》卷77《祭祀誌六·三皇廟祭祀禮樂》，北京，中華書局，1976，第6冊，第1915頁。
[29] 吳師道：《國學策問》三十五，見《吳師道集》卷19，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397頁。
[30] 以上隻是吳師道對經學的認識，並不都符合經學發展的曆史。即如《五經》次序，吳氏所言是漢代古文經學家的排列，而今文經學家的順序是《詩》《書》《禮》《易》《春秋》。
[31] 參見《元統元年進士提名錄》，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影印清影元抄本，1990，第21冊，第375～388頁；《元統元年進士錄》，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元代史料叢刊》本，1992，第171～224頁。
[32] 吳師道：《國學策問》二十七，見《吳師道集》卷19，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398頁。
[33] 宋濂等：《元史》卷81《選舉誌一·科目》，北京，中華書局，1976，第7冊，第2019頁。
[34] 吳師道：《國學策問》二十三，見《吳師道集》卷19，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39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