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國子學與科舉，同屬國家選舉製度。國子學以人才儲養為主，選貢為輔，科舉則是國家選拔人才的最高典禮，兩者之間有著密切的聯係。出身科舉而又親任國子學官的吳師道，關注國子學與科舉製度，是很自然的。
科舉的實行雖然體現了元朝在漢化方麵的很大進步，擴大了漢族士人的入仕途徑，但民族等級差別在科舉製中仍然異常突出。四等人製原是元朝的政治特點，也是蒙古族統治的基礎，反映在科舉中，則表現為科舉程式的等級規定。以蒙古、色目人為一等級，漢人、南人為另一等級，二者分卷考試，在考試場次、試題範圍、答卷難度及取士名額上都有很大差異。考試場次，前者鄉試、會試都隻考兩場，第一場經學，第二場策試；後者要考三場，增加詞賦一場。考試範圍，前者經學隻考《四書》，策試隻考時務策；後者則經學加試《五經》，策試擴大到經史策。答卷難度，前者《四書》經問五條，隻要求據《章句集注》作答，實際仍是記誦之學；後者引據朱注外，還要“以己意結之”，且有“三百字以上”的篇幅要求，《五經》義更需“五百字以上”。策問的字數要求，也是前者五百字以上，後者則需一千字以上。至於取士的名額：“天下選合格者三百人赴會試，於內取中選者一百人，內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各二十五人。”[1]雖然四等人相同，但考慮到總人口的巨大差異，對蒙古、色目人無疑有極大的優惠。
不單科舉製，這種民族等級製度在國子學也有充分體現。如國學生員的名額，至元二十四年初立時規定，生員二百名，蒙古占一半，色目、漢人共占另一半。元貞、大德以後，生員的比例有所變化，漢人生員逐漸增加，到延祐時似已占到一半。延祐二年《國子學貢試法》規定：每年從國學中考選高等生員40名，其中“蒙古、色目各十名，漢人二十名”，[2]可反映當時生員的實際比例。至正五年（1345），國子祭酒蘇天爵奏請在延祐二年生員400名的基礎上，再“增添生員一百名，內蒙古、色目五十員，漢人五十員”，[3]證實這個比例一直維持到元末。至於南人，則一直被排除於國學正式生員之外，雖然也有少數入讀國學，但主要是在國子監、學及中央朝廷任職的南人官員子弟，[4]而且人數極少。虞集即雲：至正初年，“成均弟子員常五百六十人，江南之士在列者數人耳。”[5]說明直至元末，國學生員中始終沒有南人的正式員額。[6]國子學的課程設置與升等、私試規則，對蒙古、色目與漢族生員，亦有不同的等級規定。國子學的貢士製度，同樣依不同人等各有名額。大德八年（1304）始定國學貢士製度，蒙古、色目、漢人各占1/3。延祐貢試法規定，每年通過國子學私試，從四百生員中選拔高等生員40人，蒙古、色目各10名，漢人20名，似乎對後者略有優惠。然而，再經公試選取貢士6名，還是三種人各2名。至正恢複科舉後，國子學貢士考試與科舉製並軌，依然是每屆蒙古、色目各取6名，漢人、南人共取6名，而且授予的官階亦有等差：蒙古人從六品出身，色目人正七品出身，漢人、南人從七品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