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國子學與科舉，同屬國家選舉製度。國子學以人才儲養為主，選貢為輔，科舉則是國家選拔人才的最高典禮，兩者之間有著密切的聯係。出身科舉而又親任國子學官的吳師道，關注國子學與科舉製度，是很自然的。
科舉的實行雖然體現了元朝在漢化方麵的很大進步，擴大了漢族士人的入仕途徑，但民族等級差別在科舉製中仍然異常突出。四等人製原是元朝的政治特點，也是蒙古族統治的基礎，反映在科舉中，則表現為科舉程式的等級規定。以蒙古、色目人為一等級，漢人、南人為另一等級，二者分卷考試，在考試場次、試題範圍、答卷難度及取士名額上都有很大差異。考試場次，前者鄉試、會試都隻考兩場，第一場經學，第二場策試；後者要考三場，增加詞賦一場。考試範圍，前者經學隻考《四書》，策試隻考時務策；後者則經學加試《五經》，策試擴大到經史策。答卷難度，前者《四書》經問五條，隻要求據《章句集注》作答，實際仍是記誦之學；後者引據朱注外，還要“以己意結之”，且有“三百字以上”的篇幅要求，《五經》義更需“五百字以上”。策問的字數要求，也是前者五百字以上，後者則需一千字以上。至於取士的名額：“天下選合格者三百人赴會試，於內取中選者一百人，內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各二十五人。”[1]雖然四等人相同，但考慮到總人口的巨大差異，對蒙古、色目人無疑有極大的優惠。
不單科舉製，這種民族等級製度在國子學也有充分體現。如國學生員的名額，至元二十四年初立時規定，生員二百名，蒙古占一半，色目、漢人共占另一半。元貞、大德以後，生員的比例有所變化，漢人生員逐漸增加，到延祐時似已占到一半。延祐二年《國子學貢試法》規定：每年從國學中考選高等生員40名，其中“蒙古、色目各十名，漢人二十名”，[2]可反映當時生員的實際比例。至正五年（1345），國子祭酒蘇天爵奏請在延祐二年生員400名的基礎上，再“增添生員一百名，內蒙古、色目五十員，漢人五十員”，[3]證實這個比例一直維持到元末。至於南人，則一直被排除於國學正式生員之外，雖然也有少數入讀國學，但主要是在國子監、學及中央朝廷任職的南人官員子弟，[4]而且人數極少。虞集即雲：至正初年，“成均弟子員常五百六十人，江南之士在列者數人耳。”[5]說明直至元末，國學生員中始終沒有南人的正式員額。[6]國子學的課程設置與升等、私試規則，對蒙古、色目與漢族生員，亦有不同的等級規定。國子學的貢士製度，同樣依不同人等各有名額。大德八年（1304）始定國學貢士製度，蒙古、色目、漢人各占1/3。延祐貢試法規定，每年通過國子學私試，從四百生員中選拔高等生員40人，蒙古、色目各10名，漢人20名，似乎對後者略有優惠。然而，再經公試選取貢士6名，還是三種人各2名。至正恢複科舉後，國子學貢士考試與科舉製並軌，依然是每屆蒙古、色目各取6名，漢人、南人共取6名，而且授予的官階亦有等差：蒙古人從六品出身，色目人正七品出身，漢人、南人從七品出身。
由於對色目特別是蒙古人入學與貢舉的過份優崇，致使國學中二者生員冗濫，因而造成其貢舉之途的壅塞。吳師道特地策問蒙古、色目生員：
古者胄子之教，專為公、卿、大夫、士之子設也。今國子學弟子員，有蒙古、色目、漢人之別。蒙古、色目，宜任優崇，故沿牒而至者不限遠外。而蒙古之視色目尤優，牒保者不必其子孫弟侄也。遂至滋多，混淆壅塞，其為朝臣者之子弟，乃或待次數年而不得進。蓋議法之初，未料其弊之至此也。今欲循教胄之義，而適古今之宜，使序進者疏通而無弊，其何以處之？[7]
蒙古、色目人依恃特權，廣牽博引，大量湧入國子學，這是生員冗濫、貢舉壅塞的真正原因。而且濫員充陳，也勢必使國學難於施教。華夷之別，本是儒學教育的傳統命題。而在蒙古族統治的元朝，漢族士子反而墮於被壓製、受歧視的地位。尤其是南人，在進入學校、參加科舉、選任官員等方麵處處受限。吳師道正是南人，自不能無切膚之痛。上述策問，雖然言辭都十分委婉，卻切中時弊，指明元朝在學校和科舉中實行四等人製帶來的惡果。
近者貢士之外，複有遺逸之科。蓋深藏山林、高蹈丘園者嫌於自進，而有司不能盡舉爾。然夫子嚐曰“舉逸民”，則古已然歟？三代時鄉舉裏選之公，士之懷德抱藝者，未嚐隱而不見，然耕莘、築岩、釣渭之流，何以不與於賢能之書乎？漢之嚴光，唐之陽城、溫造不可尚矣，其他不免釣采華名、捷徑索價之譏，則為是舉者，亦有得有失歟？國朝初年，征用儒雅，耆碩魁壘之彥，接跡於朝，當是時，科目未舉也。設科以來，得人可數矣。特行負其言者，或出其間，別開是途，或足以矯之歟？人心澆訛，清議泯泯，彼方沮於進士之多艱，而幸於舉牒之易得，紛然雜起，一郡動數十人，遺逸必不若是多也。本以待特起之才，而反資奔競之輩，真其人者必恥於同列，則遺逸愈不可得，其製法殆有可議者歟？諸生其明思以對，期於賢無遺而舉不濫，豈不美哉！[11]
考生非但要從三代漢唐曆史中，舉例說明古代薦舉的利弊，更需就本朝開科之後，薦舉並行造成的不得人才、反資奔競的弊病，提出可行的對策，以期達到賢者無遺而薦舉不濫。實際上，吳師道對薦舉製的冗濫，早已深致不滿。他在《送吳學錄德基序》中就曾歎息：
教官選壞久矣，未若隸各道者之尤甚也。自屠沽負販，以至賤隸雜色，無不得假是名者，可為吾道長太息……今之為是者，問其名則曰德行文學也，晦跡丘園也。籲！德行不可詰也已，遺逸之科，朝廷所以待特起之士，安用此嵬瑣輩累十百哉！妄偽風靡，廉恥道喪，必有任其咎者，而莫之敢言也。[12]
師道對元朝薦舉製度的反感，在這段序文中已表達得淋漓盡致。
吳氏還對當時一些不合理的銓選製度提出質疑。比如州縣官員“最為近民，休戚所係”，故其選任不可不慎。而有元一代，郡守多缺，縣令猥冗不稱，甚至未嚐親民而輒任此官，導致地方政治的混亂。所以，吳氏要諸生就銓選之宜、薦舉之方陳述所見，以觀遠識。[13]又如縣尉、巡檢的委任。二者皆為武職，職務主要是察奸捕盜，縣尉又參與審理刑獄，官職雖卑，卻是人命所關。然而縣尉一職，往往任用剛由恩蔭入仕之人，既不嫻熟弓馬，又無實際審案經驗，卻要處置重刑。而本當授任教官的書生，卻又須借注巡檢以入流官。[14]吳氏就此設問，亦希望能漸次改革這些用人失當的銓選製度。
[1] 宋濂等：《元史》卷81《選舉誌一·科目》，北京，中華書局，1976，第7冊，第2019、2021頁。
[2] 宋濂等：《元史》卷81《選舉誌一·學校》，北京，中華書局，1976，第7冊，第2030頁。
[3] 蘇天爵：《乞增廣國學生員》，見《滋溪文稿》卷26，北京，中華書局，1997，第431頁。
[4] 如吳澄之孫吳當，在澄任職國子監時“侍其祖至京，補國子生”。見宋濂等：《元史》卷187《吳當傳》，北京，中華書局，1976，第14冊，第4298頁。又如貢師泰，延祐五年（1318）因父貢奎遷任翰林待製，而進入國子學。見朱鐩：《玩齋先生年譜》《紀年錄》，揭汯：《貢公神道碑銘》，見《貢氏三家集·貢師泰集》附錄二，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第460、462、465頁；宋濂等：《元史》卷187《貢師泰傳》，北京，中華書局，1976，第14冊，第4294頁。
[5] 虞集：《倪行簡墓誌銘》，見《雍虞先生道園類稿》卷47，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元人文集珍本叢刊》影印明初覆元刊本，1985，第6冊，第402頁。
[6] 至正二年（1342）再行科舉，規定國子學三年累計高等生員120名，與舉人共同參加會試、廷試，從中選拔18名中試者入仕。其中蒙古、色目各6名，漢人、南人共6人，雖也承認國學有少數南人生員的現實，然而，考慮到蘇天爵的上奏，證明南人在國學生員中，始終沒有正式員額。參見陳高華等：《元代文化史》第三編第四章《國學和地方學校的發展》，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9，第439頁。
[7] 吳師道：《國學策問》十三，見《吳師道集》卷19，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395頁。
[8] 宋濂等：《元史》卷81《選舉誌序》，北京，中華書局，1976，第7冊，第2016頁。
[9] 宋濂等：《元史》卷81《選舉誌一·學校》，北京，中華書局，1976，第7冊，第2035頁。
[10] 吳師道：《國學策問》八、九，見《吳師道集》卷19，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394頁。
[11] 吳師道：《國學策問》二十二，見《吳師道集》卷19，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396頁。
[12] 吳師道：《送吳學錄德基序》，見《吳師道集》卷15，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320頁。
[13] 吳師道：《國學策問》十六，見《吳師道集》卷19，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395頁。
[14] 吳師道：《國學策問》十，見《吳師道集》卷19，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394頁。參見洪麗珠：《從捕盜官到牧民官——以縣尉為中心觀察元代讀書人的仕宦困境》，見《中國傳統文化與元代文獻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9，第780～80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