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經是金元時期較早接受理學熏陶的北方學者，分析他的理學篇章，探究其構建理學體係的內容和特征，應首先了解郝氏家族的為學特色，及在趙複北傳理學影響下，郝經所發生的思想轉變。
一、郝氏家學的主要特點
縱觀郝經的家世和求學經曆，可知作為陵川學者之首的郝氏家族，有著深湛的家學淵源。郝經生於幹戈擾攘的金末，少年時一直處於戰亂之中，十六歲束發，才開始在父親指導下係統學習儒家經典。其後雖逮事元好問有年，“相與論作詩作文法”，[1]也曾先後問學於江漢先生趙複、[2]渾源先生劉祁、[3]關西夫子楊奐，[4]但他的學術淵源，還應該主要是郝氏家學。
靖康之後，宋金對峙，南北長期“聲教不通”。理學在南宋得到極大地豐富和發展，出現程朱理學與陸九淵心學兩大學派，形成理學發展的第一個高峰。而在北方，除少數地區尚有餘緒外，理學已漸失其傳。在學術界占統治地位的，仍是講求章句訓詁的漢唐經學。
郝經祖籍澤州，自北宋起即有理學傳統。“初，澤俗淳樸，民不知學。至宋治平中（1064～1067），明道程先生為晉城三年，諸鄉皆立校，暇時親至，為正兒童所讀書句讀。擇其秀異者，為置學舍糧具親教之。去邑才十餘年，服儒服者已數百人。由是盡宋與金，澤恒號稱多士”。[5]入金後，澤州理學流風尚存。“金源氏有國，流風遺俗，日益隆茂。於是平陽一府冠諸道，歲貢士甲天下，大儒輩出，經學尤盛，雖為決科文者，《六經》傳注皆能成誦”。泰和中（1201～1208），澤州人“鶴鳴李先生俊民得先生（程顥）之傳，又得邵氏《皇極》之學，廷試冠多士，退而不仕，教授鄉曲，故先生之學複盛”。因此，“紹興以來，先生之道南矣。北方學者，惟是河東知有先生焉”。
郝氏家學也曾受到程學的濡染。“經之先世高、曾而上，亦及先生（程顥）之門，以為家學，傳六世至經，奉承緒餘，弗敢失墜”。[6]郝經的先祖，為學皆有理學印跡。曾叔祖東軒老，回鄉後“以經旨授學者，折之以天理人情，而不專於傳注，尤長於禮學”。[7]其子郝天祐“初為學，即不作決科文，務窮性理經術，而泛入佛老者數年，以為過高，無畔岸，複取《六經》《語》《孟》讀之”。[8]從性理佛老，回歸《六經》《語》《孟》，其求學途徑與許多理學大師相近。郝經祖父郝天挺“教人以治經行己為本”，[9]“肆意經傳，貫穿百家”。[10]郝經十六歲就學時，其父思溫即將周敦頤、邵雍、張載的理學著作“《太極》《先天》二圖、《通書》《西銘》二書付畀，且指授其義曰：‘此爾曾叔父東軒老得諸程氏之門者，爾其勉之。’”[11]這些都說明，郝氏家學確實受到北宋理學的影響。但是北方所存的理學餘緒，與已轉入新境的南宋理學有著根本的區別。郝氏家學畢竟形成於北方學術氛圍中，因而它更多地帶有北方儒學的特點。
1.六經為本的儒學傳統
自北宋二程“表章《大學》《中庸》二篇，與《語》《孟》並行”，[12]到南宋朱熹作《大學》《中庸》章句，《論語》《孟子》集注，並合刻為《四書章句集注》，《四書》的地位遂超越《六經》，成為最重要的儒家典籍。朱熹認為：“四子，《六經》之階梯。”[13]“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遠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14]
然而在北方，最重要的儒家經典仍是傳統的《六經》。郝經雲：“宋儒程顥嚐令晉城，以經旨授諸士子，故澤之晉城、陵川、高平，往往以經學名家，雖事科舉，而《六經》傳注皆能成誦。”[15]可見在郝經的心目中，程顥晉城之傳，隻是《六經》的傳注經旨。郝經答王粹的《論道學書》亦雲：“自六世祖某從明道程先生學，一再傳至曾叔大父東軒老，又一再傳及某。其學自《易》《詩》《春秋》《禮》《樂》六經，男女、夫婦、父子、君臣之倫，大而天地，細而蟲魚，邇而心性，遠而事業，無非道也。”[16]可見，郝經先祖從程顥學習，也是以《六經》為始。
郝氏家學亦以《六經》為儒學之本。郝思溫將先祖所遺理學著作傳授郝經時，卻諄諄告誡他為學次第：“我先世有學之序焉：天人之際，道德之理，性命之原，經術之本，其先務也。諸子、史典故，所以考先代之跡也，當次之。諸先正文集，藝能之藪，又當次之。若夫陰陽術數，異端雜學，無妄費日力。”即在經、史、子、集四部典籍中，應當以《六經》為先務，其次是子、史諸書，最後是各家文集。《六經》之中也各有先後：“初治《六經》之時，以為感發誌意者，莫過乎《詩》，於是乎先治《詩》。二帝三王之心傳口授者，莫過乎《書》，於是乎《詩》而後《書》。先王治世之具，莫大於《禮》《樂》，於是乎治《禮》。大經大法，撥亂反正，莫大乎《春秋》，於是乎治《春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以際天人之學者，莫大於《易》，故以為終身之學。其餘自《語》《孟》、子、史諸書，各如先君之命治之，不敢少躐其等殺焉。”[17]《六經》的學習，應從感發誌向情趣的《詩》入手，其次是記載上古帝王事跡的《書》，先王禮儀製度的《禮》，及聖人大經大法的《春秋》，而揭示天人關係的《易》，則在最後作為“終身之學”。至於為理學家注重的《論語》《孟子》，僅放在與子部、史部書籍並列的位置，要到《六經》之後再讀。每一經的學習也有次序：“經年十六，命治《六經》，先傳注疏釋，而後唐宋諸儒論議。必一經通，然後易業焉。”[18]各經的學習，也要先讀漢以來的傳注疏釋，然後再讀唐宋諸儒議論。為了強調《六經》學習的重要性，郝思溫還特地將長子命名為“經”，“欲其先經也”。[19]
在家學的熏陶下，郝經以《六經》為自己學習的基礎。二十三歲時，郝經特地取文中子“心若醉《六經》”之言，作《醉經記》一文，提出“自伏羲而下，道在聖人；自孔子而下，道在《六經》”。“經也者，聖人之所盡心，醇乎義理而為言也”。“欲明義理以率性，莫先乎經”。[20]闡明了自己對《六經》與理學關係的認識。
2.從小學入手，學貴有用的樸素學風
宋代理學雖也涉及政治、教育、道德、史學等領域，但主要探討“性與天道”為中心的義理問題。而金末的北方，教人仍以小學為本，不甚關心玄遠高深的天道性理，而注重於人事。郝思溫認為：“灑掃應對進退，即性與天道之端；致身行道，樹立事業，性與天道之功用；充實而大，大而能化，性與天道之成終者。”因此，他“教人以小學為本”，“乃為言行坐立、揖拜俯仰之節，誦記孰複、執筆為書之製，聲音笑貌、疏數疾徐之儀，一之以敬，而不使惰。少長，則為解說義理，綴輯章句，簡直切律，力少而功倍之。成童，則以性理、經學為本，決科、詩文為末，而浸致之《大學》。”郝思溫對自己的執教之道曾有一番說法：“人見吾之規規孑孑，必以為是區區致力於小者而小之也。吾不病也。夫事有小大，理無小大也。本末先後，吾不敢躐而欺之也。”從小學入手，先灑掃應對，再章句、義理、性理、經學，最後才是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學》之教，這種本末先後的為學之序，絕不可以隨意跨越。因此，郝思溫當時對於侈談性與天道的南宋理學頗不以為然，“世之人好高慕遠，以欺世盜名。未能灑掃應對，而便說性與天道，紊理逾分，枉探速成，戕本根，壞倫類……敗德孰甚焉，吾不為也”。[21]
受家學影響，郝經為學伊始即追求“有用之學”，“非先秦之書弗讀也，非聖人之言弗好也，嚐自誦曰：‘不學無用學，不讀非聖書，不務邊幅事，不作章句儒。’”[22]他說：“夫學所以為道，非誌於文而已也。”[23]“士生千古之下，而處斯世，遇斯時，豈宜區區文字之間而已耶！”[24]金元之際，幹戈擾攘，生靈塗炭，士子讀書為學的目的，不在於章句文字之間，而是要“為道”。而“道貴乎有用，非用無以見道”。郝經認為，世人趨之若鶩的佛老、文章、科舉等等都是“無用之學”。許多讀書人百無一用，“試之一職，則顛蹶而不支，委之一事，則衄撓而不立，汲汲遑遑，終其身不能免於凍餒，而趨利附勢，殞義喪節”，這都是從事於無用之學所致。隻有《六經》才是“聖之學，道之用，二帝三王致治之具”，“真有用之學也”。[25]學習《六經》的目的，則是要“以天自處，以生民為己任”，[26]經邦濟世，在政治上有所作為。郝經這種學貴有用的思想，反映了當時北方士人注重實學的樸素學風。
3.詩文書法的家學修養
郝氏先祖多喜好詩歌、古文及書法。祖父郝天挺“工於詩”，[27]元好問自十四歲起從之學，“即與屬和”，“六年而業成”，遂為一代宗匠，以文章伯獨步天下。[28]叔祖郝天祐南渡後隱居魯山，“作古文歌詩，往往散落世間，故雖隱而名愈顯。尤玩意書法”，“筆勢莊重秀勁，能作丈餘楷草”。元好問曾與“周旋文場，故特敬畏”。[29]父親郝思溫“生平喜為歌詩，徜徉跌宕以自樂”，散佚之餘，仍有“遺稿一百二十篇”。[30]因此，郝經自幼年起就受到詩歌、古文與書法的訓練。“始知學，喜為詩文”。[31]“《六經》既治，思有以奮然而複古也，於是作古文”。[32]還曾師事元好問有年，相與討論作詩作文法。郝經的詩文書畫都很有名，所遺文集39卷，有詩14卷，文25卷。其文涵養蘊蓄，理足氣餘，“如長江大河，有源有委”，其詩“氣韻高遠，止乎禮義，得詩人忠厚之意”，皆足以自成一家。他的書畫則“天資高古”，“俊逸遒勁”，“亦為當代名筆”。[33]
郝氏家學的上述特點，說明它雖然受到北宋理學的濡染，卻還基本局限在漢唐儒學的範圍內，而與高度哲理化的南宋理學相去甚遠。出自如此家學傳統的郝經，對金元之際的理學流傳持懷疑與批判的態度，就是毫不足怪的了。
二、對理學態度的轉變
金末戰爭頻仍，打破了南北聲教不通的局麵，南宋學者和理學書籍逐漸流入北方。“金源氏之衰，其書侵**而北，趙承旨秉文、麻徵君九疇始聞而知之，於是自稱為道學門弟子。及金源氏之亡，淮漢巴蜀相繼破沒，學士大夫與其書遍於中土，於是北方學者始得見而知之，然皆弗得其傳，未免臨深以為高也。”[34]
元太宗七年乙未（1235），闊出統蒙古軍攻掠荊襄，擄人民牛馬數萬北還，南宋鄉貢進士德安趙複亦在其中。在姚樞的勸說和支持下，趙複在燕京聚徒講學，開始傳授理學，成為推動理學北傳的關鍵人物。楊惟中“聞複論議，始嗜其學，乃與樞謀建太極書院”。[35]“庚子、辛醜間（1240～1241），中（書）令楊公當國，議所以傳繼道學之緒，必求人而為之師，聚書以求其學，如嶽麓、白鹿，建為書院，以為天下標準，使學者歸往，相與講明，庶乎其可。乃於燕都築院，貯江淮書，立周子祠，刻《太極圖》及《通書》《西銘》等於壁，請雲夢趙複為師儒，右北平王粹佐之，選俊秀之有識度者為道學生。推本謹始，以太極為名，於是伊洛之學遍天下矣”。[36]燕京太極書院，成為當時北方第一所傳播理學的書院。
王粹，又名元亮、元粹，字子正，號恕齋。右北平人，出身遼世家。少有詩名，才高學贍，而不事舉業。金正大末任南陽酒官，後流寓襄陽。甲午年（1234）蒙古軍破襄陽，王粹被楊惟中召至燕京，遂入長春宮，拜真常子李誌常為師，編撰全真教祖師傳記。楊惟中創建太極書院，選王粹為趙複輔佐，直到癸卯年（1243）九月王粹去世。[37]
盡管有楊惟中、姚樞等人的提倡，理學在北傳之始，並沒有立刻被北方士人接受，郝經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王粹輔佐太極書院期間（1240～1243），曾親自勸說郝經學習道學（理學）。“昨承先生惠顧，謂經之質可問津伊洛，以闡明道學”。郝經卻作《與北平王子正先生論道學書》雲，“經自惟揣涼昧，不足以辱惠教，又不足負任，且複有惑而未自信者焉，敢複諸下執事”，對理學傳播提出質疑。郝經指出，上古無道學之名，而道之流傳固自若。自北宋周、程、張、邵興起，天下始有道學之名。然而從其門徒始，各家“分宗別派”，“引而自高”，“論說蜂起，黨與交攻”，成為北宋滅亡和南宋衰微的主要原因。郝經認為，周、邵、程、張等北宋理學家的學說，不過是從堯、舜到周、孔儒家傳統思想的繼承，不應該單獨標榜為道學，並且對理學道統論把荀子以後的漢唐諸儒排斥於儒家道統之外，而將宋代理學直接上承孔孟提出疑問。文章最後雲：“其學始盛，禍宋氏者百有餘年。今其書自江漢至中國，學者往往以道學自名，異日禍天下，必有甚於宋氏者。”[38]對理學開始在北方流傳深感擔憂。
然而，短短數年後，郝經對理學的態度卻發生了根本的改變。丁未年（1247），趙複離開燕京，南遊趙魏齊魯，沿途登臨泰山，拜謁孔廟，與各地士大夫“日相從遊”，[39]講論理學，直到1249年以後才返回燕京。這次南遊，是趙複在太極書院講學的繼續，對推動理學在北方地區的廣泛傳播具有重要意義。
丁未年（1247）十一月，趙複南遊途經保定，借宿於郝經家的蜩殼庵。這是郝經與趙複的首次相會，郝氏作《與漢上趙先生論性書》與《送漢上趙先生序》兩文，向趙複問學。《論性書》首先回顧理學在南宋的發展和金末向北方的流傳，其後說：“先生及朱子之門而得其傳，裒然傳道於北方之人”，“學者雲從景附。又為《伊洛發揮》一書，布散天下，使孔孟不傳之緒，家至日見，則道之複北，雖存乎運數，其倡明指示心傳口授，則自先生始。嗚呼！先生之有功於吾道，德於北方學者，抑何厚耶！”對趙複北傳理學的功績予以充分的肯定。郝經提出，“性理問學之本也”，因此，《論性書》追溯古今性論的淵源流變，著重請教孟子性善論、理學天理之性與氣質之性的區別，希望趙複“指其要歸”，使自己得以“為北方學者之倡，使吾道複明於中國”。[40]顯然，郝經此時不但對性理問題有了較為係統的了解，並且已經接受了將宋代理學直接上承孔孟的理學道統論。《送漢上趙先生序》一文，則從士之窮達入言，指出趙複雖以南冠楚囚北上燕京，但能“傳正脈於異俗，衍正學於異域”，“俾《六經》之義，聖人之道”，“大放於北方。如是，則先生之道非窮也，達也”，[41]以此為趙複送行。1249年以後，趙複南遊返回，郝經又作七律《送仁甫丈還燕》，以“唐虞問學傳千古，伊洛波瀾浸九州”，概括趙複南遊傳學的影響。[42]
從視道學為禍亂天下的罪魁，到稱之為“吾道”“正學”，從擔憂理學的流傳，到期待程朱理學大放於北方，短短數年，郝經對理學的態度發生了急遽的轉變。這一變化，尚不足以說明郝經對理學已經有了深入透徹的理解，但至少標誌在理學北傳的影響下，北方士風已經開始轉向：從懷疑批判理學，轉而趨向尊崇理學。這一風氣的轉變，甚至影響到部分思想保守的老一輩學者和漢族世侯。曾批評侈談性與天道是“敗德孰甚”的郝思溫，“晚年尤邃性理學，手書《西銘》畀經曰：‘是入德之幾，造道之階也’”。[43]順天道左副元帥賈輔，“晚年惟讀《語》《孟》，曰：‘是聖賢傳心之要典，而世謂之小經，吾欲使與《六經》並為大，可乎？’”[44]亦可見理學北傳的巨大影響。
在此之後，郝經陸續撰寫了《朱文公詩傳序》《宋兩先生祠堂記》《太極書院記》《周子祠堂碑》等文章，記述理學典籍的刊刻、理學書院祠堂的建立。辛醜、庚戌間（1241～1250），姚樞因與當政不合，辭官隱居輝州蘇門，潛心道學。在趙複傳學的影響下，姚樞與楊惟中、田尚書分別在燕京刊印了一係列程朱學派的理學著述。如姚樞槧版朱熹《小學書》《論孟或問》《家禮》，楊惟中雕印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田尚書刊刻程頤《伊川易傳》、朱熹《詩集傳》、蔡沉《書集傳》、胡安國《春秋傳》等經學注釋，加之北宋理學家語錄《近思錄》、呂祖謙《東萊經史說》等書，以進一步推動理學典籍在北方的流傳。[45]《朱文公詩傳序》，就是郝經為田尚書刊行朱熹《詩集傳》撰寫的序文。文章指出，《詩經》的注疏，雖有鄭玄《毛詩箋》和孔穎達《正義》等漢唐注疏，堪稱勤備，卻義理未明。直至南宋朱熹《詩集傳》，“方收伊、洛之橫瀾，折聖學而歸衷，集傳注之大成”，“近出己意，遠規漢、唐，複《風》《雅》之正，端刺美之本，糞訓詁之弊，定章句、音韻之短長差舛，辨大、小序之重複”，使“三百篇之微意，‘思無邪’之一言，煥乎白日之正中也”。其書“行於江、漢之間久矣，而北方之學者未之聞也。大行台尚書田侯得善本，命工板行，以傳永久”，郝經喜於《詩集傳》在北方的流布，學者得聞朱熹學說之幸，遂作序以行之。[46]
《宋兩先生祠堂記》是郝經為澤州州學設立二程祠堂所作的碑記。澤州是郝經故裏，北宋時期，明道先生程顥任澤州晉城縣令，興立學校，親臨指教，開啟了當地的理學風尚。而郝經先世，亦曾及明道先生之門，以為家學，弗敢失墜。紹興之後，程學南傳，在南宋得到高度發展，“北方學者，惟是河東知有先生焉”。然而，二程“之祠遍於江淮，獨不愸食於立政設教之土”，“覺其學而不知其報享焉，豈事師之道哉”？因此，郝經特地致書澤州長官段直，於正在大規模興複的州學中，為明道先生創立祠堂，而以伊川先生程頤配食，“歲時釋菜，尊為先師”，又作《宋兩先生祠堂記》，“序其學，推本其道，使學者知所宗焉”，以期“異時先生之道”，能夠“複自南而北”。[47]
《太極書院記》《周子祠堂碑》作於1259年，是郝經應江淮荊湖南北等路宣撫大使楊惟中之請，為其創立於燕京的太極書院和附設周敦頤祠堂所寫的碑記。《太極書院記》肯定北宋周敦頤、二程、張載開創的道學，經楊時至朱熹，在南宋發展到極致，足以承繼孔孟之後中絕的儒家道統。而道學在北方“弗得其傳”，直至金亡，南宋學者書籍大量流入中原，北方學者才開始接觸道學。因此，郝經高度讚揚楊惟中建太極書院，聘趙複講學“以明道”，是“伊洛之學傳諸北方之始”，將“使不傳之緒，不獨續於江、淮，又續於河、朔”。[48]《周子祠堂碑》進一步指出，周敦頤著《太極圖說》《通書》，開道學之宗統。其後“一傳而得程顥、程頤、張載，再傳而得楊時、遊酢，卒之集大成於朱熹”，《六經》《語》《孟》，各為傳注，性理、象數，各為論說”，“而學者遍天下”，“莫不知義理之所在”，儒學流傳之盛，實自漢以來所未有。而“燕自安史之亂，暌隔王化者將四五百年，至於孔、孟之祀亦將廢墜”。楊惟中於太極書院設置周子祠堂，“祠祀道學宗師”，而“以二程、張、楊、遊、朱六子配食”，不僅是近世未有之創舉，“禮秩文采，警動幽朔”，而且將接續中原地區數百年中斷的道統，使道學在北方“為不亡矣”。[49]
應該看到，敢於承認北方儒學的式微，肯定和接受南宋理學的地位與價值，作為一名北方學者，是需要學術勇氣和心理過程的。這一轉變，不僅體現了郝經個人的思想發展，更意味著整個北方的學術轉向。理學在元代，能夠發展成全國範圍的主要思潮，並確立為科舉程式，其向北方的流傳和普及，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前提。郝經的書信序文碑記，客觀展示了北方儒士由懷疑批判，到接受尊崇，進而推動南宋理學傳播的心路曆程，真實反映出金元之際理學北傳的曲折過程，為學術史研究，提供了富於價值的文獻資料。
[1] 郝經：《遺山先生墓銘》，見《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35，第1頁；苟宗道：《故翰林侍讀學士國信使郝公行狀》，見郝經：《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首，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16頁。
[2] 郝經：《與漢上趙先生論性書》，見《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24，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1～3頁。
[3] 郝經：《渾源劉先生哀辭》，見《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20，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23頁。
[4] 郝經：《上紫陽先生論學書》，見《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24，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3～5頁。
[5] 劉因：《澤州長官段公墓碑銘》，見《靜修先生文集》卷16，元至順宗文堂刊本，1330，第4頁。
[6] 郝經：《宋兩先生祠堂記》，見《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27，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14～15頁。
[7] 郝經：《先曾叔大父東軒老人墓銘》，見《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36，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1頁。
[8] 郝經：《先叔祖墓銘》，見《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36，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6頁。
[9] 郝經：《先大父墓銘》，見《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36，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5頁。
[10] 郝經：《遺山先生墓銘》，見《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35，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2頁。
[11] 郝經：《鐵佛寺讀書堂記》，見《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26，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15頁。
[12] 脫脫等：《宋史》卷427《道學列傳序》，北京，中華書局，1977，第36冊，第12710頁。
[13] 黎靖德：《朱子語類》卷105《論自注書·近思錄》，北京，中華書局，1988，第7冊，第2629頁。
[14] 朱熹：《書臨漳所刊四子書後》，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82，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影印明刊本，1929，第26頁。
[15] 郝經：《先曾叔大父東軒老人墓銘》，見《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36，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1頁。
[16] 郝經：《與北平王子正先生論道學書》，見《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23，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10頁。
[17] 郝經：《鐵佛寺讀書堂記》，見《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26，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15～16頁。
[18] 郝經：《先父行狀》，見《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36，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10頁。
[19] 郝經：《先妣行狀》，見《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36，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14頁。
[20] 郝經：《醉經記》，見《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25，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4～5頁。
[21] 郝經：《先父行狀》，見《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36，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11～12頁。
[22] 郝經：《答馮文伯書》，見《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24，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8頁。
[23] 郝經：《甲子集序》，見《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29，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1頁。
[24] 郝經：《答高雄飛書》，見《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23，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15頁。
[25] 郝經：《上紫陽先生論學書》，見《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24，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4～5頁。
[26] 郝經：《厲誌》，見《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19，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11頁。
[27] 元好問：《郝先生墓銘》，見《元好問全集》卷23，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上冊，第518頁。
[28] 郝經：《遺山先生墓銘》，見《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35，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1～2頁。
[29] 郝經：《先叔祖墓銘》，見《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36，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7頁。
[30] 郝經：《先父行狀》，見《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36，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11頁。
[31] 郝經：《鐵佛寺讀書堂記》，見《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26，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14頁。
[32] 郝經：《答馮文伯書》，見《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24，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9頁。
[33] 苟宗道：《故翰林侍讀學士國信使郝公行狀》，見郝經：《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首，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26～27頁。
[34] 郝經：《太極書院記》，見《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26，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13頁。
[35] 宋濂等：《元史》卷189《儒學列傳一·趙複傳》，北京，中華書局，1976，第14冊，第4314頁。
[36] 郝經：《太極書院記》，見《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26，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13～14頁。
[37] 元好問：《中州集》卷7《王元粹傳》，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影印武進董氏誦芬樓影元刊本，1929，第25頁；《恕齋王先生事跡》，見李道謙：《甘水仙源錄》卷7，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明正統《道藏》本，1995，第33冊，第212頁。
[38] 郝經：《與北平王子正先生論道學書》，見《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23，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10～12頁。
[39] 楊弘道：《送趙仁甫序》，見《小亨集》卷6，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清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第1198冊，第210頁。
[40] 郝經：《與漢上趙先生論性書》，見《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24，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1頁。
[41] 郝經：《送漢上趙先生序》，見《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30，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5～6頁。
[42] 郝經：《送仁甫丈還燕》，見《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13，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3頁。
[43] 郝經：《先父行狀》，見《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36，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11頁。
[44] 郝經：《左副元帥祁陽賈侯神道碑銘》，見《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35，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19頁。
[45] 姚燧：《中書左丞姚文獻公神道碑》，見《姚燧集》卷15，北京，中華書局，2011，第216頁。
[46] 郝經：《朱文公詩傳序》，見《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30，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13～14頁。
[47] 郝經：《宋兩先生祠堂記》，見《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27，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13～15頁。
[48] 郝經：《太極書院記》，見《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26，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13～14頁。
[49] 郝經：《周子祠堂碑》，見《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34，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8～1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