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代文學理論的經驗、困局與出路

朱光潛的“美學實踐論”文藝思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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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潛是我國現代美學的開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他學貫中西,博古通今。他的學術研究一般而言以1956年為界分為前期與後期。他前期所撰寫、出版的《文藝心理學》、《談美》、《詩論》等專著,對於我國現代美學的發展具有開拓意義。新中國成立後,朱光潛對自己以前的唯心主義美學思想進行了自我批判。在1956年美學問題大討論中,他清理了自己前期學術研究中的唯心主義思想,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提出了“美是主客觀的辯證統一”的觀點,並以馬克思主義的“美學的實踐觀點”不斷豐富和發展自己的美學思想和文藝思想,他運用他的“美學的實踐的”觀點來解釋文藝問題,對於中國當代的馬克思主義的文學理論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從1952年開始,朱光潛開始學習馬克思主義。1956年在批判胡適唯心主義運動的思潮中,他對自己學術研究前期的唯心主義作了檢討,寫了《我的文藝思想的反動性》一文,發表在《文藝報》上。他當時這樣做一方麵是承受著外部的壓力,另一方麵也是出於他真誠地認識到自己學術思想的缺陷,認識到“在唯心陣營裏基本態度是調和折衷的,‘補苴罅漏’的,所以思想係統是駁雜的,往往自相矛盾的”[2],就是說是出於反思自己學術思想的需要。他講給他影響最深的書籍是《莊子》、《陶淵明詩集》、《世說新語》,最推崇“魏晉人”的人格理想。他前期的主要著作《文藝心理學》,評介了克羅齊的直覺論、立普斯的移情說、布洛的心理距離說,並聯係中國古代的詩歌創作和文論作了詳細的發揮,為中國現代的文藝心理學奠定了基礎,為中西美學、詩學的比較作出了示範,但的確存在著唯心主義的缺陷。朱光潛在清理了自己的唯心主義的基礎上,發憤學習馬克思主義。他在《自傳》中說,1956年開展的美學大討論,“我開始認真鑽研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為此,我在年近六十時,還抽暇把俄文學到能勉強閱讀和翻譯的程度。我曾精選幾本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來摸索,譯文看不懂的就對照四種文字的版本去琢磨原文的準確含義,對中譯文的錯誤或欠妥處作了筆記。”[3]在新時期開始以後,他的“中心工作還是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摸索。我重新試譯了《費爾巴哈論綱》和《經濟學—哲學手稿》中一些關鍵性的章節,並作了注釋和評介,想借此澄清一下‘異化’、實踐觀點、人性論和人道主義、美和美感、唯心和唯物的分別和關係等這些全世界學術界都在關心和熱烈爭論的問題”[4]。朱光潛這種學習和鑽研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精神是令人感動的。也正因為他有這種精神,他取得了馬克思主義實踐論的真經,對美學和文藝學問題作出了新的闡釋,對中國當代的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作出重要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