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文學理論的自主性是由時代的由外而內的回歸運動所決定的話，那麽，文學理論的開放性則是由時代的由內而外的解放運動所召喚的。
由十一屆三中全會所開啟的新時代的又一曆史行動，就是批判了“兩個凡是”，讓“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思想深入人心，並化為行動。實踐的洪流衝開了理論的堤壩。“聯產計酬”、“承包”、“合資”、“特區”以及“一國兩製”在馬列的辭典裏找不到，那沒關係，讓實踐來證明它們是真理，讓後來編辭典的人再加上就是了。這就是我們時代的又一特征——“開放性”。在我看來，開放不應簡單地理解成向外國開放。開放的準確含義是打破理論的封閉性，向生動的實踐開放。實現由內而外的解放運動。我們搞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不是要追求理論本身僵化的完備，而是與社會實踐的活的聯係。
時代的開放性要求文學理論也向生動活潑的文學實踐開放。目前文學理論還缺乏一種內在的活力，它給人的是一種雙重的印象。一方麵，它頭頭是道，一環扣一環，自滿自足，給人以極其嚴整完備的感覺。對於那些準備考研究生的學生來說，是極其方便和適用的。而另一方麵，當用它去分析新出現的文學事實時，就覺得無從下手，顯得極其軟弱無力和不適用。因此作家們一提到文學理論不是感覺莫測高深，就認為是一大堆概念在兜圈子。為什麽會產生這種雙重性呢？究其原因，就在於它把自己封閉起來，切斷了與生動活潑的文學實踐的聯係。一種文學理論隻有在鍥入正發展著的文學實踐中時，它才能稍稍免除理論的“灰色”，而保持生命的“常青”。文學理論同任何一種理論一樣，其活力隻能來自實踐。打破自身的封閉性，敞開通向實踐的大門，這才是文學理論的唯一出路。在文學理論發展史上，沒有一個有影響有建樹的文學理論家不是麵向他那個時代的文學實踐的。對德國文學理論產生了巨大而深遠影響的文藝理論家萊辛，他的理論成果不是根據某一個邏輯起點，抽象地推論出來的，而是對漢堡民族劇院的實踐的批評和探討。至今仍深深地影響著蘇聯和中國的文學理論研究的別林斯基，他的一係列文學觀點的提出和闡發，都與對普希金、果戈理、萊蒙托夫、涅克拉索夫、屠格涅夫、岡察洛夫的文學實踐的具體而深入的評論聯係在一起。魯迅沒有什麽係統的文學理論專著，可他從那個時代文學實踐出發做出的種種結論，至今仍閃爍著耀眼的光輝。
文學理論開放性的實現，必須解決以下兩個問題：
第一，要正確理解理論與實踐的關係。
理論與實踐總是處於對立統一過程中。對立是經常的，統一則是暫時的。文學實踐是不斷發展的，每時每日都在產生新現象，湧現新矛盾，提出新問題。這樣，舊理論與新實踐就產生了矛盾。一旦與新實踐相統一的理論建立起來，更新的實踐又向它提出了挑戰，於是又產生了矛盾。實踐是無止境的，理論卻是有局限的，理論與實踐總是有矛盾的。誠然，理論可以指導實踐，但實踐有自己的腿和腳，它總不會完全按某種理論規定好的路子去走。這樣，理論就永遠在追趕著實踐，並不斷地在新的實踐麵前反省自己。這也許就是歌德所說的“理論是灰色的，生活之樹常青”的內涵！就拿創作方法問題來說，我們先前的做法總是想定於一尊，先是照抄蘇聯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後又提出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合，稍有異議，哪怕改動一個字，重新作些解釋，就被視為異端邪說，就被推到受審席上（想一想秦兆陽同誌寫了《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後的命運吧）。問題不單是提法的凝固不變，更成問題的是那作為規定的界說，也是僵化不變的。譬如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必須用30年代產生的“蘇聯作家協會章程”的規定，即“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為蘇聯文學和蘇聯文學批評的基本方法，要求藝術家從現實的革命發展中真實地、具體曆史地去描寫現實。同時藝術描寫的真實性和曆史具體性必須與用社會主義精神從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勞動人民的任務結合起來”。這兩句話，少一句不行，改幾個字也不行，作家都必須按這個創作方法去進行創作。後來提出“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方法，有時用劉勰的“酌奇不失其真，玩華不墜其實”來界說，有時又用情智結合的說法來界說。有時又用革命的求是精神與革命的英雄氣概相統一的觀點來界說，界說雖有不同，但都力圖把“二結合”看作是一堆既定的原則，脫離實際的概念，抽象的範疇，固定不變的規範。然而，一個真正的作家是按事先規定好的既定的方法去創作的嗎？用這種事先規定好的創作方法能創作出豐富多彩的文學作品來嗎？很清楚，這種創作方法理論並不是真正從創作實踐中總結出來的規律，而是按某種概念的需要人為地提出來的。由於這種理論遠離創作實踐，因此它的提出及規定，就不但不能促進文學創作實踐，而且還妨礙了創作。不是嗎？自從有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和“兩結合”的理論之後，像茅盾、巴金、田漢等老作家就基本擱筆了，不敢去寫自己熟悉的生活了。因為按過去的路子去寫，很可能就要違背這種理論的規定。直到1978年，一直鼓吹創作方法理論的周揚同誌才似乎明白過來，說：“不應當也不可能規定一個固定的公式，下一個固定的含義。一個真正的作家是決不會按公式或定義去寫作的。”作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故鄉的蘇聯，他們自己也為此付出了代價。他們的理論家解釋不清楚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為何物，深陷困境而不能自拔。人們在這方麵無謂地浪費了許多時間不說，文學創作還因此受到了這種理論的束縛，在一段時間裏，粉飾現實的、灰色的公式主義的創作流行。蘇聯作協主席德·馬爾科夫也不得不承認：“那種把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看作是一些硬性規定的公式、標準指令和規章細則的觀念也阻礙了我們理論的發展。”現在他們自己改了口，說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一種“新型的藝術意識，一種多方麵地認識和真實地表現生活的、曆史地開放的”體係，那麽，開放到什麽程度，譬如向不向西方的現代主義開放？於是有人又對此提出批評：“這一公式還需要說得更確切些。這個公式也可以被解釋成這樣：似乎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把藝術中其他創作流派和方法所開創的形式都兼收並蓄了。”看來，問題又轉回到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要有個具體的規定上麵。一種文學理論如此轉來轉去，一再陷入困境，這是怎麽回事呢？現在是到了該反省的時候了。在我看來，“創作方法”這種理論從根本上就是脫離實際的，不科學的，在文學創作實踐中，從古到今從未有過什麽清一色的固定不變的“創作方法”。作家們是按自己的創作個性和藝術感覺寫作，而不是按什麽既定的創作方法寫作。如果說有什麽“創作方法”的話，那是人人各異、個個不同的，是無法概括的。文學理論發展史上出現的“現實主義”、“浪漫主義”、“古典主義”、“批判現實主義”、“現代主義”等概念，不是什麽“創作方法”概念，而是思潮、風格、流派的概念。而且一般地說：是先有某種帶有共同性的創作思潮、風格、流派出現，然後才有“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等概念產生。至於所謂“創作方法”，既無必要也無可能做出什麽概括。因為這種東西如果有的話，是千差萬別地存在著的，是無法一一抽象的。就像一棵樹上的葉子，大小、形狀、顏色也不盡相同，卻不必一一命名一樣。連作家也隻能說明自己的追求的潮流、風格，屬於哪個流派，卻說不清楚自己用了什麽既定的創作方法。
文學實踐如滔滔的江河長流不息。它永遠會出現不符合習慣的、異樣的、不合既定規格的、不合某種原理的東西，文學理論應該向新的事實開放，向無止境的文學實踐開放。當遇到原有的理論不能解釋新的現象時，不能不分青紅皂白立即舉起批判的旗幟；相反，倒是應該反省自身，在反省中更新自己，在更新中獲得生命的活力。
第二，摒棄僵硬結構，建立彈性結構。
如果我們隻是一般地議論理論與實踐的關係，不把問題轉向文學理論本身的結構，那麽文學理論的開放性就不可能實現。不能說我們現在的文學理論沒有嚴整完備的體係。無論是60年代編寫的教科書，還是近幾年出現的新教材，都是有體係的，而且那體係、那結構，既麵麵俱到，又合乎邏輯。問題恰好就在於它的體係、結構太完備了，太自滿自足了。新的觀念無法在其中立足，新的問題無法從其中提出，以至於巨大的文學實踐的洪流，也衝不破它那邏輯體係的堅硬外殼。哪怕稍稍吸收一些新的東西，也顯得極不協調。最終為了保持體係的完備，而不得不把新東西清除出來。不難看出，舊體係的抽象的自滿自足是以失去同生動活潑的實踐的聯係為代價的。作為一種理論，一旦付出了這樣的代價，那它自己的生命力也就很有限了。由此，我們應該獲得這樣的認識，不順應實踐要求，而單純追求體係的嚴整、結構的完備，這不是我們追求的目標。黑格爾的《美學》的體係和結構嚴整不嚴整？完備不完備？嚴整極了，完備極了！它從“美是理念的感性顯現”作為邏輯起點，層層相因，環環相扣，演繹出了一個涓滴不漏，令人歎為觀止的邏輯體係，作者力圖賦予它以永恒的、終極的色彩。但是，人們一旦將其體係付諸實踐，它就現出了原形——它脫離實際，漏洞百出，在實踐麵前，它的完備恰好是十分的不完備。這真是一種理論的悲劇。馬克思主義放棄了提供終極真理的目標，認為“認識就其本性而言，或者對漫長的世代係列來說是相對的而且必然是逐步趨於完善的，或者就像在天體演化學、地質學和人類曆史中一樣，由於曆史材料不足，甚至永遠是有缺陷的和不完善的……”[1]認為“每一科學原理的真理界限都是相對的，它隨著知識的增加時而擴張、時而縮小”[2]。甚至認為“真理和謬誤，正如一切在兩極對立中運動的邏輯範疇一樣，隻是在非常有限的領域內才具有絕對的意義”，“對立的兩極都向自己的對立麵轉化，真理變成謬誤，謬誤變成真理”。[3]馬克思主義不提供永恒的非曆史的終極的真理，不是說明自己無能，恰好說明自己腳踏實地和有遠見。自然科學的新發展，特別是哥德爾定律證明：任何公理係統或者是不相容，或者是不完備。這一切都說明了在實踐沒有走到它的終點（也不會有這樣的終點）以前，任何一種理論要建立毫無漏洞、內部和諧統一的體係是不可能的，科學的有生命力的理論體係隻能是富有彈性的體係。
就文學理論而言，摒棄僵硬的結構，建立那種“隨著知識的增加時而擴張、時而縮小”的彈性結構，也應提到研究的日程上來。我以為文學理論體係的彈性結構應是一與多的統一。“一”就是一元化，即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基礎。我們隻能有這一個基礎，而不能有第二個基礎。但基礎也僅是基礎，基礎不能代替一切。我們要在這基礎上向多種多樣的實踐敞開大門，向古今中外一切合理的東西敞開大門，提出一切可能提出的問題，回答一切可能回答的問題，這就是“多”。這種彈性結構可能是不完備的，不嚴整的，但由於它與實踐保持生動活潑的聯係，它肯於容納古今中外一切合理的東西，具有擴張和縮小的彈性，從這個意義上說它又是最完備、最嚴整的。
就當前情況看，要建立文學理論體係的彈性結構，比較重要的問題有兩個：一個是向實踐開放的問題，這個問題上麵已說過了，此不贅述；另一個是如何對待從西方湧入的唯心主義的、資產階級的形形色色的文學理論的問題。如“新批評”（還有俄國形式主義、法國結構主義）、表現論、符號論、接受美學等。它們的理論缺陷是明顯的。但它們在某一方麵的研究，如“新批評”對文學作品語言結構的研究、表現論對文學作品內容的獨特性的研究，符號論對文學作品內容與形式及其關係的新研究，接受美學對文學接受的研究，又都含有某些新鮮的、合理的、深刻的成分。這些理論與我們傳統的理論是那樣的不同，在舊的體係裏不但容納消化不了這些東西，而且必定會簡單地貼上一個“唯心主義”的、“資產階級”的標簽而棄之不顧。對於新體係的彈性結構來說，應該在用馬克思主義進行批判和鑒別的基礎上讓外國的一切有合理因素的理論，均有立足之地。在這種彈性的體係裏，對立的兩極能夠對話，並達到必要的補充和必需的平衡。過去我們一見唯心主義就皺眉頭，一見唯物主義就欣然接受。似乎隻有唯物主義才提供了真理性的東西，而唯心主義則一無是處，一無可取。實際上，在曆史上，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一樣，也曾提供過某些啟人思考的東西。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曾說過，和唯物主義相反，唯心主義卻發展了它的能動方麵。肯定了唯心主義的某些功績。所以像過去的體係那樣，動不動就是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兩條路線的鬥爭，把唯心主義連同它的主觀能動性理論一筆抹掉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愛因斯坦說過：“尋求一個明確體係的認識論者，一旦他要力求貫徹這樣的體係，他就會傾向於按照他的體係的意義來解釋科學的思想內容，同時排斥那些不適合於他的體係的東西。然而，科學家對認識論體係的追求卻沒有可能走得那麽遠。他感激地接受認識論的概念分析；但是，經驗事實給他規定的外部條件，不容許他構造他的概念世界時過分拘泥於一種認識論體係。因而，從一個有體係的認識者看來，他必定像一個肆無忌憚的機會主義者；就他力求描述獨立於知覺作用以外的世界而論，他像一個實在論者；就他把概念和理論看成是人的精神的自由發明（不能從經驗所給的東西中邏輯地推導出來）而論，他像一個唯心論者；就他認為的概念和理論隻有在它們對感覺經驗之間的關係提供出邏輯表示的限度內才能站得住腳而論，他像一個實證論者；就他認為邏輯簡單性的觀點是他的研究工作所不可缺少的一個有效工具而論，他甚與還可以像一個柏拉圖主義者或者畢達哥拉斯主義者。”[4]有人一定會認為這是腳踏兩隻船的機會主義認識論。實際上，愛因斯坦正是因為能尋找到溝通對立兩極的橋梁，促使對立兩極互補，從而克服了認識的片麵性，才作出了偉大的科學貢獻。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也說過：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麵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麵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為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麵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西方也是一個有億萬人口的世界，他們要生存和發展，他們的學者不可能天天搞歪門邪道。西方學者中不乏嚴肅的人們，他們創建的學說也不乏真理之光。我們完全可以吸收和利用。當然，我們不能全盤照搬。在吸收和利用外來的東西時，我們要有眼光，要加以鑒別和批判。
[1] ［德］恩格斯：《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1頁。
[2] ［蘇］列寧：《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4頁。
[3] ［德］恩格斯：《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1頁。
[4] ［德］愛因斯坦：《愛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48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