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業化的條件下，商業的原則滲入文藝批評活動，這的確是一種不正常的現象。與此相關聯，又產生了一個批評家與作者的關係問題。那就是，批評對於創作來說是否是獨立的？較長的一段時期以來，人們有一種誤解：認為創作高於批評。批評不過是創作的附庸。似乎創作是根本，批評不過是創作的點綴。創作可以獨立產生意義，批評則不能獨立產生意義。不但作家、藝術家這樣看，連批評家自己也這樣看。對於作家和藝術家，社會承認他們，給予各種重要的或榮譽的職務，批評家就很少獲得這種機會。這樣一來，似乎批評家不過是依附作家、藝術家的“食客”。我認為這種局麵不改變，那麽文藝批評就太可憐了，甚至會失去存在的條件。
這個問題不但關係到文藝批評的地位，而且也關係到文藝批評的根基。文藝批評的根基在哪裏？應該說，它既不在政治，也不在創作，而在生活、時代本身。生活、時代既是創作的根基，也是批評的根基。創作與批評都具有時代性。創作與批評的根基是同一的。批評家不是隨便說一說一部作品思想和美學上的優點或缺點。優秀批評家應該根據自己對生活與時代的理解，對作品做出自己獨特的評判，或者借作品的一端直接與社會文本對話。這樣，一個優秀的批評家如何來理解現實與時代，想對現實與時代發出怎樣的聲音，就成為他的批評賴以生存的源泉。還是來談談別林斯基。大家知道在19世紀40年代前，別林斯基有過一個與現實“妥協”的時期，他接受了黑格爾“一切現實的都是合理的，一切合理的都是現實的”的思想，錯誤地認為既然俄國專製農奴製是現實的，那麽也就是合理的，他寫了一些為俄國農奴製辯護的批評文章，他的批評也就無足輕重，不但不可能產生積極的意義，相反依附於反動勢力的威嚴之下。為此他受到赫爾岑嚴正批評。19世紀40年代初，他遷居彼得堡，耳聞目睹當時俄國京城貪官汙吏的腐敗和專橫之後，悲憤地寫道：“這個醜惡的俄國現實充滿著對金錢和權勢的崇拜、貪官受賄、腐敗墮落、道德淪喪、昏庸愚昧等現象，任何聰明才智、高尚舉止都會遭到欺壓、**，書報檢查橫行，思想自由被根除。……如果我還為這一切進行辯解，就叫我的舌頭爛掉。”[1]這是對現實的全新的態度和深刻的理解，這種對於現實的新態度、新理解為他後來的文學批評事業開辟了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