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台湾文坛现代主义文学之后的多元化
20世纪80年代是台湾社会发生深刻结构性变革的时期。从政治上看，世界局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东西方“冷战”格局趋于瓦解，“和平”和“发展”成为不可遏制的世界潮流，台湾也不再是“冷战”棋盘上的一个卒子；从经济上看，资本主义都市社会的基本成型，使整个台湾几乎成为“都市岛”，相应的是大众消费潮流的汹涌和都市文化意识的高涨，更由于资讯事业的高度发展，使台湾处于由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过渡的阶段。这一切都使台湾文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乡土文学仍在继续发展；另一方面，乡土文学论争后崛起的所谓“新生代”作家开始成为80年代台湾文坛最具活力的创作阵容。他们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思维构成这一时期台湾文学的主潮流变，不拘一格地拓展着文学表现空间。如小说家张大春从魔幻科幻、后设小说到所谓“新闻立即小说”的实验，散文家林清玄由个人经历见识的感性散文、社会采访的报道文学、读书阅报的文化反省，到后来的菩提、宝偈系列的佛经新诠，都有传统文学所无法涵纳的崭新内容或形式。
80年代以来作家描写的不再是过去穷苦人家单纯的想要赚点钱改善生活的欲望，而是在已近富裕基础上产生的更深邃、更复杂的所谓“现代都市梦”，透露都市富裕社会中环境污染、交通混乱、住房拥挤、人口膨胀、色情泛滥、青少年堕落、外遇和离婚频现等随处可见的弊端，描写充满倾轧、争斗、投机的工商经营活动和机械平庸、支离破碎的上班族生活，刻画因社会重压和人际关系疏离而陷入孤独寂寞、焦虑不安的都市人病态心理特征的作品大量涌现。与此相应，许多新生代的作品也一改乡土文学与都市格格不入的纯粹批判姿态，表现出对都市的“有憎恨也有歌颂，有排拒也有拥抱”的多元情感态度，而这种情感价值的两面性，实源于都市生活本身的两面性。具体而言，有的呈现对工业文明状态下都市作为多系统的有机整体的观照，有的则对日益逼近和不断涌现的后工业文明现象加以审视；有的向内挖掘现代都市人的心理变态，有的却思索着人类文明的历史、现状和前景；有的通过对现代女性处境和心态的透视张扬都市文化意识，有的则致力于解构固有“中心”和“霸权”的边缘反抗。正如李昂所称：“这群小说家，开始有一种属于80年代台湾的特色，那或许是由矛盾、冲突、对比、慌乱、纷杂形成的一种新的美学与新意义。”[1]它们构成了本时期台湾文学的主流。
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乡土文学”在台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追溯一下1977年爆发的第二次“乡土文学论争”的历史背景。众所周知，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是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台湾最活跃的时期。从1953年开始，国民党当局依赖美、日的援助，经济开始发展，但对外依赖性相当大。至1970年“钓鱼岛事件”发生，1971年台湾“失去联合国席位”，1972年尼克松访问大陆，日本与台湾“断交”，这些都给台湾人很大震动，并刺激他们检讨过去对外过分依赖的失策，于是对“洋”的崇拜失落了，弥觉“土”的可贵。因此到70年代，一个以“乡土文学”为指称的，以关怀台湾本土现实和弘扬民族精神为主要内容，以现实主义为主要创作方法的文学思潮开始兴起，并且逐渐居于这一时期文学的主导地位。它的出现是对一向用“反共”标签来钳制言论的国民党当局文化专制主义与迷失了自己民族归属和社会责任的现代主义的反拨，也是当代台湾文学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至80年代，乡土文学的实绩进一步显示出来。如杨青矗的《龟爬壁与水崩山》反映由剥削制度所导致的贫富悬殊是台湾社会的普遍现象。王拓的《金水婶》描写**裸的金钱关系如何冲击传统的社会美德。黄春明的《溺死一只老猫》表现资本主义与农村自然经济、传统观念发生的冲突；《我爱玛莉》在揭露和讽刺洋买办、崇洋媚外的同时，表现民族意识的觉醒。而且这些乡土文学还成功地塑造了足以反映历史发展的众多小人物的生动形象，如陈映真《将军族》中深深相爱，后双双殉情的大陆人三角脸和本省人小瘦丫头；《夜行货车》中最后觉悟起来，在洋人面前向自己同胞说“在蕃面前我们不要吵架”，“我是再也不要龟龟琐琐地过日子”的詹奕宏；杨青矗《下等人》中当了30年临时工，被解雇前夕，想以“因公殉职”弄到退休金，好使90岁老父生活有个着落而故意撞车死去的董粗树；黄春明《锣》中既聪明善良又愚昧狡黠，既自负又自卑，使人不由得联想到阿Q的憨钦仔等。显然，台湾乡土文学是以乡土为旗帜，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旨在对专制政治和阶级不平进行反抗和揭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