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台灣文壇現代主義文學之後的多元化
20世紀80年代是台灣社會發生深刻結構性變革的時期。從政治上看，世界局勢發生了急劇變化，東西方“冷戰”格局趨於瓦解，“和平”和“發展”成為不可遏製的世界潮流，台灣也不再是“冷戰”棋盤上的一個卒子；從經濟上看，資本主義都市社會的基本成型，使整個台灣幾乎成為“都市島”，相應的是大眾消費潮流的洶湧和都市文化意識的高漲，更由於資訊事業的高度發展，使台灣處於由工業文明向後工業文明過渡的階段。這一切都使台灣文學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一方麵，鄉土文學仍在繼續發展；另一方麵，鄉土文學論爭後崛起的所謂“新生代”作家開始成為80年代台灣文壇最具活力的創作陣容。他們的文學創作和文學思維構成這一時期台灣文學的主潮流變，不拘一格地拓展著文學表現空間。如小說家張大春從魔幻科幻、後設小說到所謂“新聞立即小說”的實驗，散文家林清玄由個人經曆見識的感性散文、社會采訪的報道文學、讀書閱報的文化反省，到後來的菩提、寶偈係列的佛經新詮，都有傳統文學所無法涵納的嶄新內容或形式。
80年代以來作家描寫的不再是過去窮苦人家單純的想要賺點錢改善生活的欲望，而是在已近富裕基礎上產生的更深邃、更複雜的所謂“現代都市夢”，透露都市富裕社會中環境汙染、交通混亂、住房擁擠、人口膨脹、色情泛濫、青少年墮落、外遇和離婚頻現等隨處可見的弊端，描寫充滿傾軋、爭鬥、投機的工商經營活動和機械平庸、支離破碎的上班族生活，刻畫因社會重壓和人際關係疏離而陷入孤獨寂寞、焦慮不安的都市人病態心理特征的作品大量湧現。與此相應，許多新生代的作品也一改鄉土文學與都市格格不入的純粹批判姿態，表現出對都市的“有憎恨也有歌頌，有排拒也有擁抱”的多元情感態度，而這種情感價值的兩麵性，實源於都市生活本身的兩麵性。具體而言，有的呈現對工業文明狀態下都市作為多係統的有機整體的觀照，有的則對日益逼近和不斷湧現的後工業文明現象加以審視；有的向內挖掘現代都市人的心理變態，有的卻思索著人類文明的曆史、現狀和前景；有的通過對現代女性處境和心態的透視張揚都市文化意識，有的則致力於解構固有“中心”和“霸權”的邊緣反抗。正如李昂所稱：“這群小說家，開始有一種屬於80年代台灣的特色，那或許是由矛盾、衝突、對比、慌亂、紛雜形成的一種新的美學與新意義。”[1]它們構成了本時期台灣文學的主流。
從70年代末到80年代，“鄉土文學”在台灣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為了更好地理解這一點，我們需要追溯一下1977年爆發的第二次“鄉土文學論爭”的曆史背景。眾所周知，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是現代主義文學思潮在台灣最活躍的時期。從1953年開始，國民黨當局依賴美、日的援助，經濟開始發展，但對外依賴性相當大。至1970年“釣魚島事件”發生，1971年台灣“失去聯合國席位”，1972年尼克鬆訪問大陸，日本與台灣“斷交”，這些都給台灣人很大震動，並刺激他們檢討過去對外過分依賴的失策，於是對“洋”的崇拜失落了，彌覺“土”的可貴。因此到70年代，一個以“鄉土文學”為指稱的，以關懷台灣本土現實和弘揚民族精神為主要內容，以現實主義為主要創作方法的文學思潮開始興起，並且逐漸居於這一時期文學的主導地位。它的出現是對一向用“反共”標簽來鉗製言論的國民黨當局文化專製主義與迷失了自己民族歸屬和社會責任的現代主義的反撥，也是當代台灣文學發展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至80年代，鄉土文學的實績進一步顯示出來。如楊青矗的《龜爬壁與水崩山》反映由剝削製度所導致的貧富懸殊是台灣社會的普遍現象。王拓的《金水嬸》描寫**裸的金錢關係如何衝擊傳統的社會美德。黃春明的《溺死一隻老貓》表現資本主義與農村自然經濟、傳統觀念發生的衝突；《我愛瑪莉》在揭露和諷刺洋買辦、崇洋媚外的同時，表現民族意識的覺醒。而且這些鄉土文學還成功地塑造了足以反映曆史發展的眾多小人物的生動形象，如陳映真《將軍族》中深深相愛，後雙雙殉情的大陸人三角臉和本省人小瘦丫頭；《夜行貨車》中最後覺悟起來，在洋人麵前向自己同胞說“在蕃麵前我們不要吵架”，“我是再也不要龜龜瑣瑣地過日子”的詹奕宏；楊青矗《下等人》中當了30年臨時工，被解雇前夕，想以“因公殉職”弄到退休金，好使90歲老父生活有個著落而故意撞車死去的董粗樹；黃春明《鑼》中既聰明善良又愚昧狡黠，既自負又自卑，使人不由得聯想到阿Q的憨欽仔等。顯然，台灣鄉土文學是以鄉土為旗幟，運用現實主義創作手法，旨在對專製政治和階級不平進行反抗和揭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