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時期的香港文學可謂是櫛風沐雨。1984年中、英兩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草簽文本在北京簽訂和換文生效之後，香港過渡期宣告開始。進入過渡期後，香港社會乃至中國社會的經濟、政治發生了一係列變化。香港“九七”回歸乃中國曆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也是百多年來香港最大的一次政治變革，不能不在香港社會和全球範圍引起巨大震動。一時間，“九七”成為香港政治、經濟、文化各界熱切關注的焦點。文學雖不似政治那樣也進入了嚴格以“九七”為界限的“文學過渡期”，但“九七”對香港文學發展的影響，其深刻程度和深遠意義不可低估。它不僅使香港文學在今後發展中重新整合在自己的母體中國文學的發展之中，而且使本時期文學，在整體樣貌、潮流走向和社團發展等方麵都呈現出某些新的特點。因此，本時期最重要的文學現象和文學成就當屬“九七”題材作品的大量湧現。
最先敏銳感應“九七”問題，並直接切入香港文學與中國文學關係這一要旨的，是由香港中文大學的《中大學生報》和中大文社於1984年5月4日聯合舉辦的題為《九七的啟示——中國·香港文學的出路》的座談。如吳萱人在《近鄉情卻怯》中說：“香港文學的創作路線，一定要介入中國的命運，一定要喊出中國的未來，一定要赴湯蹈火，然後才有機會飛出火鳳凰。沒有疏離於中國的香港文學可以獨立存在。”[2]頗具代表性地道出香港文學與中國文學的密切關係。最初的作品以反映“九七”回歸提出之後社會不同階層的反響和心態為主，充分體現了文學作為社會“感應的神經”和“攻防的手足”的效用，表現出香港作家在重大曆史事件麵前被重新激發起來的政治熱情。詩人陳德錦隱隱傳遞出期待回歸後的香港仍保持繁榮的心態，希望“一隻安穩的渡輪/船程雖短，總可以靜坐一角”（《乘一〇一號巴士過海底隧道》）；夢如則著眼於香港的未來發展，樂於看到“踟躕於維多利亞港的/那枚落日/何時一個筋頭栽入/曆史/”，期待著東方的太陽“忙於鑄造/明晃晃的金圓”（《在維多利亞港觀日出》）。在小說家筆下，對於港人的回歸心態有著更形象具體的揭示。從1983年開始，就有劉以鬯的《一九九七》、梁錫華的《頭上一片雲》《太平門內外》、陶然的《天平》、葉娓娜的《長廊》、白洛的《福地》、陳浩泉的《香港九七》、巴桐的《霧》等先後問世。這些作品不僅表達了對香港前途和命運的強烈關注，而且展示了當今香港社會各階層民眾的情感與心態，就像一麵麵鏡子，折射出過渡期的香港社會真相，又給後人留下了曆史的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