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时期的台港诗坛，汇聚了新诗发展的各种艺术因素和创作经验，形成了百花齐放的格局。
陈义芝（1953— ）以现实乡土和古典传统相融合的诗歌创作，成为80年代台湾诗坛追求、维系传统和乡土根性的代表性诗人之一。他“心契中国人的人情、秩序、美”，由10首“返乡诗”构成的《川行即事》对此就有相当鲜明的展示。他见山峦如听“生在山川长在山川/化成泥依旧山川”的乡亲呼唤，见河流如“牵引我**的血管”，见村庄更觉“不知名却感熟悉/如我儿时远足行经的台湾乡下/隔世重逢/始信江山如画/时间的烟幕/起起落落不能改变它/云开是中国云合还是”，表达对“乡土中国”的深厚情感。杨泽（1954— ）的诗擅长将现代思绪融入传统情怀。主要表现对母体文化的浓郁乡愁。他常将过去和现在加以并置对照。《从基隆到花莲的航行途中》中他高歌：“相对于我们的船，玛丽安，我们离开陆地的首次航行，我们的岛是一块古老的大陆；而相对于岛上方，我们最古老的大陆——我们最亲爱的母亲，玛丽安，我们的岛同样是一艘正在航行的新船，在她东南的海上”，诗人希望台湾继续开拓它的前程，又不脱离中国的根基。在艺术上，那种向某一虚拟恋人直诉衷肠的倾诉体又使他的诗带有较多的西方现代派诗歌的余韵。苏绍连（1949— ）的诗以传统感性与现代知性见长。内容大多描写现代人的生存境遇，并进而探究生命存在的意义。如最为诗坛推崇的《兽》暗示了当代人性堕落、兽性膨胀的悲哀情状，“为现代人绘出一颗受伤的灵魂”[3]。诗集《童话游行》紧扣时代脉动，依时序颇为完备地涵括了台湾40多年来的历史进程和社会状况。不过，其诗的内容虽接近现实，但艺术上仍借鉴了现代派的隐喻、象征、意象乃至超时空虚拟等手法。
林燿德（1962—1996）是这一时期诗人中的翘楚，他以对都市诗、后现代诗等的倡导和实践而成为台湾现代诗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诗人。其诗歌主题涉及都市、科幻、政治、战争、历史、**、生活经验等诸多方面。《都市的思维》《终端机文化》表现了他对都市既排斥又拥抱的情感态度；《木星早晨》体现了诗人的星球思维和宇宙意识；《人类家族游戏》目光扩及世界政治舞台；《世界大战》表达反战意愿；《大汗的冢》对历史进行知性思考；《上邪注》《驯养考》揭示性与爱情若即若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疏离关系。从上述作品可窥见作者所建构的庞大体系，这种气魄在台湾诗坛并不多见。艺术上，他强调“无范本，破章法，解文类，立新意”，充分显露了以“解构”为灵魂的后现代性格。
女诗人冯青是一位结合着现代感思和女性传统，创作呈蜕变、发展之势的诗人。其诗强调的是一种原始的、纯粹的心灵感应和触动。如“灯光是一群疲惫的绵羊/在江流中吃草”（《夜问》）、“纷纷的雨丝/该不会是蛙背上滑下来的花纹吧”（《天黑的时刻》）等，都充斥着诗人的新奇感觉和大胆想象。然而，冯青更引人注目的发展还在于她能跳出抒发一己感受的局限，以宽阔的视野探入历史纵深处和人的隐秘世界，观照现代社会的异化和人类未来的命运。在《雪原奔火》中将“黑色的船屋”驶入10万年前的蛮荒雪原，观看地球初始的运动，在那雪与火的交葛中感受永恒的轮回和交替。《快乐或不快乐的鱼》则将目光转向现实，由衰飒、贫穷、传统的台湾农村走向纷乱、杂沓，罹患集体精神官能症的后工业化的台湾都市。这些诗作均显示了顺应时代发展的诗歌新脉动。
这一时期香港诗歌的代表人物是也斯。其创作始终表现出对香港这一特殊文化空间的关心。对于都市种种错杂翻覆的现象，他不是排拒，而是理解；注重以日常生活中平白的语言，在细节中发现日常生活层面所潜隐的诗意。诗集《游诗》就展示了其走向后现代的某种视野：一是离开香港这一固定的视点去观察更广阔的人类空间；二是离开文字作为媒介的诗，切入以图像、光影、声音、形体作为媒介的绘画、摄影、音乐、舞蹈等艺术，在互相置换中重归于诗，形成了其作品往返、穿梭于不同文化的全球性空间意识。可谓代表了香港诗歌的后现代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