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的台港文学界，掀起了一股“散文热”，呈现出一派百花争艳的繁荣景象。
龙应台（1952— ），笔名胡美丽，1982年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返台，曾长期在大学任教。在这一时期的散文家中，龙应台可算是一个异数。她以求真的态度，借助杂文的形式，毫不留情地抨击那些不合理、不正常的现象，在环境污染、世情冷漠、文明沦丧的世界烧起了一把“野火”。《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叙写现实社会中人们面对种种丑恶、黑暗现象时一味忍耐、退让，放弃了“生气的权利”，结果由“沉默的大多数”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者。作者愤怒地写道：“在台湾，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蟑螂，而是‘坏人’，因为中国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杀到他**去，他宁可闭着眼假寐。”《生了梅毒的母亲》揭露台湾的环境污染问题。作者把肮脏、丑陋、道德败坏的台湾比作“生了梅毒的母亲”，“我既不愿遗弃她，就必须正视她的病毒，站起来洗清她发烂发臭的皮肤”。《天罗地网》抨击充满教条的生活环境。台湾当局利用一切机会宣传道德、灌输思想，山、水、树都成为教化的工具。于是人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逗点没有留白没有空间没有思想自由紧得透不过气来密得挣脱不掉使眼睛耳朵头脑疲惫不堪天罗地网的环境”里。龙应台采取的这一反对权威、批判现状的立场，鲜明地凸现出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和公民的责任感。这种不受制于强权，不屈从于私欲，真实和纯粹的“在野”之声，对于那些在自我吹嘘、自我慰藉的“酱缸”里泡了几十年的台湾民众，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林清玄（1953— ）也是这一时期散文家中的佼佼者。其“菩提”系列散文每每通过自己的生命体验来阐释佛理，提倡充分地享受人生，主张“以喜悦的心求悟”，“以欢喜净土的心走向极乐世界”，具有强烈的入世精神。在主体价值失落、精神家园荒芜的现代社会中，林清玄的佛教散文主张回归自然，心系菩提，以东方的诗性文化**涤心灵的尘埃，对于身处物化潮流中心灵疲惫、精神压抑的人们来说，仿佛是一剂清凉的精神解毒剂。《鸳鸯香炉》以鸳鸯香炉为象征，赞美了相互依赖、相惜相守的夫妻爱情。《黄昏菩提》记录了黄昏漫步在喧闹的台北街头的随想。在本来可以非常美丽的黄昏，充斥着惊疑、焦虑、匆忙的人群和一幅幅急促、混乱、使人喘不过气来的画面，而这一切正是因为人们缺乏诚恳有情的沟通和有良知的关心，但“我们如果能回到自我心灵的真正明净，就能拂拭蒙尘的外表，接近更美丽单纯的内面……我们的明净可以洗清互相的冷漠和污染”，因此作者在闹市街头将眼光落在安全岛中青翠、宁静的枫香树上。枫香树使他看到了都市的美，这种美使人警醒，使人追求明净的智慧，走出或冷漠或混乱或无知的津渡，鲜明地表现了在烦乱纷扰中淡泊心志，用明净**涤满身红尘的人生态度。
古蒙仁（1951— ）在本时期对台湾文坛的贡献在于报道文学领域。他的报道文学作品无一不是现实观照的产物。如他历尽艰辛实地考察后撰写的《黑色的部落》，乃台湾文坛较早将视线投向高山族弱势族群生存情景的代表作之一。他明晰地**了其写作的目的：“这许许多多的奇风异俗，表现了泰雅人对他们所生存的空间、所遭遇的人事、所祀奉的鬼神的一些基本态度。唯有透过这诸多的生活层次，我们方足以了解这个部落在早期的生态环境下，如何发展出他们的生活原则，并从而窥出变化的痕迹。”这一意图在《台湾城乡小调》的“城乡篇”中得到了贯彻，如《小发财进行曲》从俗称“小发财”的小型汽车先后在制造业、服务业乃至当前的文化、娱乐业发挥巨大作用的过程，透示台湾的社会和大众文化的演变。《暖暖的歌仔戏》显示尽管时代巨变，但传统文化精神仍以歌仔戏等民间方式在底层社会传播着。《三轮踩遍小镇》等则对时代进程中一些生产资料和生产方式的汰旧换新予以了介绍。古蒙仁擅长描写一些社会现象的来龙去脉，这使其作品在某种程度成了台湾社会转型的历史见证，不过他却较少在创作中涉及新旧价值观念的冲突。
这一时期的香港散文中，董桥和潘铭燊是两位颇具代表性的作家。董桥的散文十分讲求理趣和情趣。他对散文有独到的见解：“散文须学、须识、须情，合之乃得Alfred North Whitehead所谓‘深远如哲学之天地，高华如艺术之境界’。”[4]其散文题材广泛，既有思想散墨、文化眉批，又有乡愁影印、感情剪接，表现出作者博大的中国情怀。他以理性目光观察和审视万物，而又以直抒胸臆的方式自由发挥，纵横捭阖，妙趣横生。他可以从马克思到海边度假写到杨振宁的灵感、邓丽君的情歌、胡适的故事、明末清初柳敬亭说书、香港的前途、两岸的统一、中国的竹影粉墙、小桥流水、英国爱德华时代的建筑、维多利亚风味的街灯、藏书家的心事以及满抽屉的寂寞等，可说是包罗万象。《中年是下午茶》以一种反讽自嘲的笔墨去探求人生的奥秘：中年是“只会感慨不会感动的年龄，只有哀愁没有愤怒的年龄。中年是吻女人额头不是吻女人嘴唇的年龄”。“中年是杂念越想越长、文章越写越短的年龄。”“中年是一次毫无期待心情的约会。”“中年是看不厌台静农的字看不上毕加索的画的年龄。”以丰富的联想说出许多带有哲理意味的人生隽语，既亲切自然、活泼生动，又充满理趣。潘铭燊散文则以“钱锺书式”的幽默与智性取胜，恰如他自己所言：“络绎奔会、取精用宏的古今胜语，和作者本身深造自得、信手拈来的慧识新解，浑成自然地融合成晶莹的珠玉。”[5]散文集《人生边上补白》是其代表作。他公开声称师承钱锺书。《人生边上补白》尽管明显套用钱锺书《写在人生边上》，仍写出了潘铭燊对生活的真知灼见，表现出了师承中的创造精神。如《窗的世界观》首先引用钱锺书的观点：“窗子打通了大自然跟人的隔膜，把风和太阳引进来，使屋子里也关着一部分的春天，让我们安坐了享受，无须再到外面去找。”作者却并不“苟同”此看法，反而认为：“窗子使我们享受到的大自然，其实只属于‘聊胜于无’的档次。窗子引进来的风，只是些不凉不快的风头风尾；窗子引进来的太阳，也只是些驱寒不去生暖不温的剩余热光。”窗子引进来的春天，只是“假春天”，“春，是要出去寻的”，因此他提出：“窗子带给我们错误的人生观，令我们闭门造春，以为‘春寻’可以代替‘寻春’，因而得不到人生的真正享受。”作者还从史籍《传灯录》中寻找例证，最后得出人生真谛：“禅也好，春也好，人生也好，真理也好，都在大千世界里，不在故纸经书上；都在窗外，不在窗内。”他呼喊：“至于我们，还是走出窗外吧。”这种散文的确是诗性和智性浑然天成的结合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