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的台港文學界，掀起了一股“散文熱”，呈現出一派百花爭豔的繁榮景象。
龍應台（1952— ），筆名胡美麗，1982年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後返台，曾長期在大學任教。在這一時期的散文家中，龍應台可算是一個異數。她以求真的態度，借助雜文的形式，毫不留情地抨擊那些不合理、不正常的現象，在環境汙染、世情冷漠、文明淪喪的世界燒起了一把“野火”。《中國人，你為什麽不生氣？》敘寫現實社會中人們麵對種種醜惡、黑暗現象時一味忍耐、退讓，放棄了“生氣的權利”，結果由“沉默的大多數”成為沉默的犧牲者、受害者。作者憤怒地寫道：“在台灣，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蟑螂，而是‘壞人’，因為中國人怕事、自私，隻要不殺到他**去，他寧可閉著眼假寐。”《生了梅毒的母親》揭露台灣的環境汙染問題。作者把肮髒、醜陋、道德敗壞的台灣比作“生了梅毒的母親”，“我既不願遺棄她，就必須正視她的病毒，站起來洗清她發爛發臭的皮膚”。《天羅地網》抨擊充滿教條的生活環境。台灣當局利用一切機會宣傳道德、灌輸思想，山、水、樹都成為教化的工具。於是人們生活在“一個沒有逗點沒有留白沒有空間沒有思想自由緊得透不過氣來密得掙脫不掉使眼睛耳朵頭腦疲憊不堪天羅地網的環境”裏。龍應台采取的這一反對權威、批判現狀的立場，鮮明地凸現出知識分子的社會良知和公民的責任感。這種不受製於強權，不屈從於私欲，真實和純粹的“在野”之聲，對於那些在自我吹噓、自我慰藉的“醬缸”裏泡了幾十年的台灣民眾，具有振聾發聵的作用。
林清玄（1953— ）也是這一時期散文家中的佼佼者。其“菩提”係列散文每每通過自己的生命體驗來闡釋佛理，提倡充分地享受人生，主張“以喜悅的心求悟”，“以歡喜淨土的心走向極樂世界”，具有強烈的入世精神。在主體價值失落、精神家園荒蕪的現代社會中，林清玄的佛教散文主張回歸自然，心係菩提，以東方的詩性文化**滌心靈的塵埃，對於身處物化潮流中心靈疲憊、精神壓抑的人們來說，仿佛是一劑清涼的精神解毒劑。《鴛鴦香爐》以鴛鴦香爐為象征，讚美了相互依賴、相惜相守的夫妻愛情。《黃昏菩提》記錄了黃昏漫步在喧鬧的台北街頭的隨想。在本來可以非常美麗的黃昏，充斥著驚疑、焦慮、匆忙的人群和一幅幅急促、混亂、使人喘不過氣來的畫麵，而這一切正是因為人們缺乏誠懇有情的溝通和有良知的關心，但“我們如果能回到自我心靈的真正明淨，就能拂拭蒙塵的外表，接近更美麗單純的內麵……我們的明淨可以洗清互相的冷漠和汙染”，因此作者在鬧市街頭將眼光落在安全島中青翠、寧靜的楓香樹上。楓香樹使他看到了都市的美，這種美使人警醒，使人追求明淨的智慧，走出或冷漠或混亂或無知的津渡，鮮明地表現了在煩亂紛擾中淡泊心誌，用明淨**滌滿身紅塵的人生態度。
古蒙仁（1951— ）在本時期對台灣文壇的貢獻在於報道文學領域。他的報道文學作品無一不是現實觀照的產物。如他曆盡艱辛實地考察後撰寫的《黑色的部落》，乃台灣文壇較早將視線投向高山族弱勢族群生存情景的代表作之一。他明晰地**了其寫作的目的：“這許許多多的奇風異俗，表現了泰雅人對他們所生存的空間、所遭遇的人事、所祀奉的鬼神的一些基本態度。唯有透過這諸多的生活層次，我們方足以了解這個部落在早期的生態環境下，如何發展出他們的生活原則，並從而窺出變化的痕跡。”這一意圖在《台灣城鄉小調》的“城鄉篇”中得到了貫徹，如《小發財進行曲》從俗稱“小發財”的小型汽車先後在製造業、服務業乃至當前的文化、娛樂業發揮巨大作用的過程，透示台灣的社會和大眾文化的演變。《暖暖的歌仔戲》顯示盡管時代巨變，但傳統文化精神仍以歌仔戲等民間方式在底層社會傳播著。《三輪踩遍小鎮》等則對時代進程中一些生產資料和生產方式的汰舊換新予以了介紹。古蒙仁擅長描寫一些社會現象的來龍去脈，這使其作品在某種程度成了台灣社會轉型的曆史見證，不過他卻較少在創作中涉及新舊價值觀念的衝突。
這一時期的香港散文中，董橋和潘銘燊是兩位頗具代表性的作家。董橋的散文十分講求理趣和情趣。他對散文有獨到的見解：“散文須學、須識、須情，合之乃得Alfred North Whitehead所謂‘深遠如哲學之天地，高華如藝術之境界’。”[4]其散文題材廣泛，既有思想散墨、文化眉批，又有鄉愁影印、感情剪接，表現出作者博大的中國情懷。他以理性目光觀察和審視萬物，而又以直抒胸臆的方式自由發揮，縱橫捭闔，妙趣橫生。他可以從馬克思到海邊度假寫到楊振寧的靈感、鄧麗君的情歌、胡適的故事、明末清初柳敬亭說書、香港的前途、兩岸的統一、中國的竹影粉牆、小橋流水、英國愛德華時代的建築、維多利亞風味的街燈、藏書家的心事以及滿抽屜的寂寞等，可說是包羅萬象。《中年是下午茶》以一種反諷自嘲的筆墨去探求人生的奧秘：中年是“隻會感慨不會感動的年齡，隻有哀愁沒有憤怒的年齡。中年是吻女人額頭不是吻女人嘴唇的年齡”。“中年是雜念越想越長、文章越寫越短的年齡。”“中年是一次毫無期待心情的約會。”“中年是看不厭台靜農的字看不上畢加索的畫的年齡。”以豐富的聯想說出許多帶有哲理意味的人生雋語，既親切自然、活潑生動，又充滿理趣。潘銘燊散文則以“錢鍾書式”的幽默與智性取勝，恰如他自己所言：“絡繹奔會、取精用宏的古今勝語，和作者本身深造自得、信手拈來的慧識新解，渾成自然地融合成晶瑩的珠玉。”[5]散文集《人生邊上補白》是其代表作。他公開聲稱師承錢鍾書。《人生邊上補白》盡管明顯套用錢鍾書《寫在人生邊上》，仍寫出了潘銘燊對生活的真知灼見，表現出了師承中的創造精神。如《窗的世界觀》首先引用錢鍾書的觀點：“窗子打通了大自然跟人的隔膜，把風和太陽引進來，使屋子裏也關著一部分的春天，讓我們安坐了享受，無須再到外麵去找。”作者卻並不“苟同”此看法，反而認為：“窗子使我們享受到的大自然，其實隻屬於‘聊勝於無’的檔次。窗子引進來的風，隻是些不涼不快的風頭風尾；窗子引進來的太陽，也隻是些驅寒不去生暖不溫的剩餘熱光。”窗子引進來的春天，隻是“假春天”，“春，是要出去尋的”，因此他提出：“窗子帶給我們錯誤的人生觀，令我們閉門造春，以為‘春尋’可以代替‘尋春’，因而得不到人生的真正享受。”作者還從史籍《傳燈錄》中尋找例證，最後得出人生真諦：“禪也好，春也好，人生也好，真理也好，都在大千世界裏，不在故紙經書上；都在窗外，不在窗內。”他呼喊：“至於我們，還是走出窗外吧。”這種散文的確是詩性和智性渾然天成的結合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