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20世纪90年代文学思潮
第一节 精神立场的分化与“人文精神”论争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全面进入了现代化的物质实践阶段。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与中共十四大获得了理论与实践上的合法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一项基本国策，一个世纪以来中国艰难曲折的现代化进程，终于从呼唤现代化、思想解放和人的主体性等思想领域转向了政治、经济、法律、科技等领域。这种从精神层面到现实操作层面的转化，使现代性基础开始逐渐走向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于是90年代中国的文化、价值理念也随之步入了一个复杂的转型期。
首先，以城市为中心，从80年代就开始显示自身力量与趣味的大众消费群体，更加壮大成熟。一个以大众文化为主体的文化市场快速形成，并开始向外扩展自己的表达方式与价值理念。在此之前，中国的文化空间是主流政治文化与知识分子精英文化所组成的二元格局，而大众文化的加盟则打破了这种二元格局，代之以三足鼎立的文化形态，即主流意识形态文化（或称官方文化）、知识分子精英文化（或称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或称消费文化），三种文化形态既相互交融又相互冲突，形成了90年代以来复杂的文化态势。
80年代的思想主题——反封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主体性问题等形成的“文化热”，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进行的现代化启蒙。但在90年代复杂的文化语境中，由于社会现实的变动以及文化空间的重新分割，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和文化功能在逐渐“边缘化”。不仅知识分子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与荣誉共享不复存在，而且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由于人文知识分子不可能走上经济的主战场，对生存和精神处境的焦虑和失重感也随之产生，并导致了知识分子自身深刻的危机意识。知识分子开始对自己以往的“价值立场”产生怀疑和困惑，知识界和文化界一度出现“阐释的焦虑”和“失语”的惶惑。如何阐释目前的社会现实与文化状态，采取何种价值立场与话语体系，知识分子角色功能的转换等话题，成为90年代文化界关注的焦点。
其次，在市场的引导下，商品经济的观念开始渗透到社会的多重领域。随着这一进程的深入，现代化带来的负面效应、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本身呈现的各种矛盾也相应地暴露出来：效率与公平的失衡、权力与资本的勾连；分配不公、贫富差距以及精神的滑坡、价值的失范等。这使知识群体对社会现实的看法变得含混起来，80年代知识分子集结在现代化的大旗下取得的思想共识面临破裂，知识界与文化界开始重新对以往的现代化理念进行审视反省。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所累积的思想与知识问题，在20世纪末的十年中重新出现，并引发了旷日持久的论战。[1]在“全球化”视野中，激进与保守、民族主义、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等话题，在90年代新的语境中浮出水面，表明了知识分子文化立场的深刻分化。[2]
在文学界，“多元化”“个人化”“边缘化”话语取代了以往的启蒙指向，日益膨胀的文化市场以及商品意识，使知识分子整体的同一性不复存在。在市场化原则和西方后现代文化理论的影响下[3]，一些人开始提倡“集体自焚，认同市场，随波逐流，全面抹平”的“后知识分子”角色，产生了一个能快速地接受商品意识、洞悉市场规律的新知识分子群体。一些曾充当80年代思想解放先锋的知识分子，也开始“告别革命”“放逐诸神”。但同时，有一部分知识分子面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价值失范现象，开始追问并反思“人文精神的失落”，自觉地承担起知识分子的职责并重新呼唤社会使命感。针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有一些更激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怀疑改革之初的美好承诺以及现代化目标，开始毫不留情地批判拜金主义、消费文化与世俗化潮流。另外，还有一批知识分子放弃了80年代启蒙知识分子的文化方式，试图退守到纯学术领域，通过讨论知识规范问题和从事更为专业化的学术研究，转向职业化的知识运作，并出现了以《学人》《原道》《东方》等刊物为中心，以“重建学术规范”为目标的新学术群体。
90年代文化界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知识分子群体价值立场的分化，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文化论争。“人文精神”论争是其中涉及面最广、影响最深远的一次思想交锋。论争的缘起是1993年王晓明等人一篇题为《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的文章，文章主要就当代文学中精神的萎靡、作家人格的退化以及文学的市场化等文化现实提出批评，并以“人文精神的危机”来概括当前的文化状况。这篇文章引起了文化界的关注并形成了一场持久而广泛的论争。[4]论争的主题词是“人文精神”，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却存在明显的歧义，即使同一阵营内部也不同。由于概念本身的抽象性、包容性，“人文精神”的内涵最终也没能加以确定，对立的双方（呼吁“人文精神”者与反对者）也无法在同一个理论层面上展开学理性的对话。
对抽象含混的“人文精神”概念的不同理解，恰恰说明了人文知识分子在思想与价值趋向方面的明显分歧，有些人甚至认为含混的概念隐晦地表达了提倡者的利益诉求。不管怎么说，这场论争提供了一个平台，促使人文知识分子公开了不同的精神指向与价值诉求。分歧首先来自对现代化商品大潮中精神贬值、价值缺失等负面现象的态度。呼吁“人文精神”者坚持对现实进行批判的精神向度，对立的一方把“人文精神”与历史上拒绝物质的纯精神运动相提并论，或者借助西方后现代与后殖民理论，对人文话语和知识分子的启蒙姿态进行根本性的质疑。其次除了对社会现实的性质、现代化世俗进程与精神层面之间关系存在不同的理解，论争还涉及了一些更深层次的理论与学术问题。比如，对既往中国历史与知识分子精神史的清理与阐释，对社会转型期中人文知识分子职责与功能的认识和界定，学者的学术责任和社会责任、学术价值与道德操守之间的关系问题等。尽管论争发起人表示了对论争结果与水准的不满，“人文精神”论争毕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人文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境遇中发现问题的主动性。随后出现的现代人格精神、新理想主义、新启蒙等热门话题，可以说是这场论争的一个积极成果。
但“人文精神”论争也暴露了一些深层的问题。概念的抽象空疏以及明显的道德批判色彩，说明90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对社会文化语境缺乏具体的认识，也很少能给予准确的现状分析与历史评估。知识分子面对转型期社会现实的失态与退缩、精神涣散与信仰虚无，与长期以来独立性的匮乏以及价值主体性的缺失有更直接的关系，因此知识分子有必要深入地透视自己。有学者尖锐地指出，知识分子如果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挥自己文化批判的职能，“自我启蒙”则是必不可少的一项任务。“自我启蒙”是建构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自觉努力，只有经过“自我启蒙”，知识分子才能形成并坚守独立的生存和话语方式，以成熟理性的主体姿态介入现实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