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20世紀90年代文學思潮
第一節 精神立場的分化與“人文精神”論爭
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全麵進入了現代化的物質實踐階段。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通過1992年鄧小平的“南方談話”與中共十四大獲得了理論與實踐上的合法性，“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成為一項基本國策，一個世紀以來中國艱難曲折的現代化進程，終於從呼喚現代化、思想解放和人的主體性等思想領域轉向了政治、經濟、法律、科技等領域。這種從精神層麵到現實操作層麵的轉化，使現代性基礎開始逐漸走向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於是90年代中國的文化、價值理念也隨之步入了一個複雜的轉型期。
首先，以城市為中心，從80年代就開始顯示自身力量與趣味的大眾消費群體，更加壯大成熟。一個以大眾文化為主體的文化市場快速形成，並開始向外擴展自己的表達方式與價值理念。在此之前，中國的文化空間是主流政治文化與知識分子精英文化所組成的二元格局，而大眾文化的加盟則打破了這種二元格局，代之以三足鼎立的文化形態，即主流意識形態文化（或稱官方文化）、知識分子精英文化（或稱高雅文化）與大眾文化（或稱消費文化），三種文化形態既相互交融又相互衝突，形成了90年代以來複雜的文化態勢。
80年代的思想主題——反封建、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主體性問題等形成的“文化熱”，是以知識分子為主體進行的現代化啟蒙。但在90年代複雜的文化語境中，由於社會現實的變動以及文化空間的重新分割，知識分子的社會角色和文化功能在逐漸“邊緣化”。不僅知識分子與政治意識形態之間的互動與榮譽共享不複存在，而且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代，由於人文知識分子不可能走上經濟的主戰場，對生存和精神處境的焦慮和失重感也隨之產生，並導致了知識分子自身深刻的危機意識。知識分子開始對自己以往的“價值立場”產生懷疑和困惑，知識界和文化界一度出現“闡釋的焦慮”和“失語”的惶惑。如何闡釋目前的社會現實與文化狀態，采取何種價值立場與話語體係，知識分子角色功能的轉換等話題，成為90年代文化界關注的焦點。
其次，在市場的引導下，商品經濟的觀念開始滲透到社會的多重領域。隨著這一進程的深入，現代化帶來的負麵效應、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本身呈現的各種矛盾也相應地暴露出來：效率與公平的失衡、權力與資本的勾連；分配不公、貧富差距以及精神的滑坡、價值的失範等。這使知識群體對社會現實的看法變得含混起來，80年代知識分子集結在現代化的大旗下取得的思想共識麵臨破裂，知識界與文化界開始重新對以往的現代化理念進行審視反省。一個多世紀以來的中國現代化進程所累積的思想與知識問題，在20世紀末的十年中重新出現，並引發了曠日持久的論戰。[1]在“全球化”視野中，激進與保守、民族主義、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等話題，在90年代新的語境中浮出水麵，表明了知識分子文化立場的深刻分化。[2]
在文學界，“多元化”“個人化”“邊緣化”話語取代了以往的啟蒙指向，日益膨脹的文化市場以及商品意識，使知識分子整體的同一性不複存在。在市場化原則和西方後現代文化理論的影響下[3]，一些人開始提倡“集體自焚，認同市場，隨波逐流，全麵抹平”的“後知識分子”角色，產生了一個能快速地接受商品意識、洞悉市場規律的新知識分子群體。一些曾充當80年代思想解放先鋒的知識分子，也開始“告別革命”“放逐諸神”。但同時，有一部分知識分子麵對現代化進程中出現的價值失範現象，開始追問並反思“人文精神的失落”，自覺地承擔起知識分子的職責並重新呼喚社會使命感。針對改革開放中出現的種種問題，有一些更激進的知識分子開始懷疑改革之初的美好承諾以及現代化目標，開始毫不留情地批判拜金主義、消費文化與世俗化潮流。另外，還有一批知識分子放棄了80年代啟蒙知識分子的文化方式，試圖退守到純學術領域，通過討論知識規範問題和從事更為專業化的學術研究，轉向職業化的知識運作，並出現了以《學人》《原道》《東方》等刊物為中心，以“重建學術規範”為目標的新學術群體。
90年代文化界最顯著的特征就是知識分子群體價值立場的分化，以及由此引發的一係列文化論爭。“人文精神”論爭是其中涉及麵最廣、影響最深遠的一次思想交鋒。論爭的緣起是1993年王曉明等人一篇題為《曠野上的廢墟——文學和人文精神的危機》的文章，文章主要就當代文學中精神的萎靡、作家人格的退化以及文學的市場化等文化現實提出批評，並以“人文精神的危機”來概括當前的文化狀況。這篇文章引起了文化界的關注並形成了一場持久而廣泛的論爭。[4]論爭的主題詞是“人文精神”，對這個概念的理解卻存在明顯的歧義，即使同一陣營內部也不同。由於概念本身的抽象性、包容性，“人文精神”的內涵最終也沒能加以確定，對立的雙方（呼籲“人文精神”者與反對者）也無法在同一個理論層麵上展開學理性的對話。
對抽象含混的“人文精神”概念的不同理解，恰恰說明了人文知識分子在思想與價值趨向方麵的明顯分歧，有些人甚至認為含混的概念隱晦地表達了提倡者的利益訴求。不管怎麽說，這場論爭提供了一個平台，促使人文知識分子公開了不同的精神指向與價值訴求。分歧首先來自對現代化商品大潮中精神貶值、價值缺失等負麵現象的態度。呼籲“人文精神”者堅持對現實進行批判的精神向度，對立的一方把“人文精神”與曆史上拒絕物質的純精神運動相提並論，或者借助西方後現代與後殖民理論，對人文話語和知識分子的啟蒙姿態進行根本性的質疑。其次除了對社會現實的性質、現代化世俗進程與精神層麵之間關係存在不同的理解，論爭還涉及了一些更深層次的理論與學術問題。比如，對既往中國曆史與知識分子精神史的清理與闡釋，對社會轉型期中人文知識分子職責與功能的認識和界定，學者的學術責任和社會責任、學術價值與道德操守之間的關係問題等。盡管論爭發起人表示了對論爭結果與水準的不滿，“人文精神”論爭畢竟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人文知識分子在新的曆史境遇中發現問題的主動性。隨後出現的現代人格精神、新理想主義、新啟蒙等熱門話題，可以說是這場論爭的一個積極成果。
但“人文精神”論爭也暴露了一些深層的問題。概念的抽象空疏以及明顯的道德批判色彩，說明90年代以來的知識分子對社會文化語境缺乏具體的認識，也很少能給予準確的現狀分析與曆史評估。知識分子麵對轉型期社會現實的失態與退縮、精神渙散與信仰虛無，與長期以來獨立性的匱乏以及價值主體性的缺失有更直接的關係，因此知識分子有必要深入地透視自己。有學者尖銳地指出，知識分子如果要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繼續發揮自己文化批判的職能，“自我啟蒙”則是必不可少的一項任務。“自我啟蒙”是建構知識分子獨立人格的自覺努力，隻有經過“自我啟蒙”，知識分子才能形成並堅守獨立的生存和話語方式，以成熟理性的主體姿態介入現實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