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90年代初“新國學”的出現，與思想界、文化界的沉寂，以及知識分子的啟蒙熱情受挫不無關係。它形成的時代背景還有：所謂“亞洲四小龍”的崛起，海外“新儒家”思想的傳入，[5]學術界對晚清以降學術史研究的興趣，最重要的原因是，國內現代化進程中產生的一些社會問題引發了一些學者的憂思。針對90年代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出現的精神滑坡與道德失範，這些學者渴望通過弘揚傳統文化精神，為當代中國尋找精神價值重建的根基。由於經濟和文化轉型期社會意識形態的需要，90年代從上層政治精英到下層民間社會都有回歸傳統文化的跡象。在這種弘揚傳統文化與提倡愛國主義的背景下，這些學者退守的學術姿態、對傳統文化價值的重新詮釋，被主流意識形態與市場傳媒賦予了新的意義。[6]重建“中國價值”甚至重新發現“亞洲價值”，從而削弱“西方價值”觀念在當今世界的中心地位，形成了帶有濃厚意識形態色彩的重建文化認同的策略。並由於根深蒂固的民族主義情結，類似“21世紀是中國文化的世紀”的文化預言也相繼出現，形成了風靡一時的“國學熱”。
“國學熱”肯定傳統文化並強調傳統儒家哲學在現代社會中的價值建構作用，實際上是一個多世紀以來一直困擾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文化保守主義的反彈，同時也是對“後殖民”語境中全球性的文化保守主義潮流的應和。[7]事實上，有不少學者認為，20世紀初，以儒學為核心的傳統文化，隨著它賴以生存的社會經濟基礎和政治製度的瓦解崩潰而遭到整體破壞是必然的，盡管傳統文化的某些局部因素在現代化進程中可以具有一定的糾偏作用，但其作為一種完整的文化形態對現代社會發生作用顯然已不可能，轉型期文化重建的核心人文價值領域也不可能退回到舊有道德、舊有文化價值觀念上去。
90年代的文化語境複雜而微妙，一方麵“國學熱”重返傳統文化，渴望“返本開新”；另一方麵西方的後現代文化理論從後現代、後結構、解構主義到後殖民理論等又源源不斷地湧入中國當代文化界。“後現代主義在中國”是個複雜的文化現象。由於後現代本身的多元屬性與中國當代語境的複雜性，不同的研究主體在價值立場、學術取向上也存在著差異，在介紹運用西方後現代理論時就有不同的取舍。固然有一些學者能夠以客觀理性眼光來分析研究西方後現代文化理論，但在文化界和批評界造成一定聲勢，並產生較大影響的是另外一種研究路向，即由對西方後現代主義文藝作品、思潮理論的譯介，把後現代理論引申為一種闡釋中國文化現象以及各種文學作品的符號代碼，並集中對先鋒性、實驗性文本和對大眾性、通俗性、商業性流行作品進行後現代闡釋。
中國“後學”的理論來源主要是解構主義、“第三世界”理論、後殖民主義，以及這些西方理論在譯介的過程中衍生或誤讀的理論。由於把“現代”與“後現代”看成是一般觀念史和社會史內部的連續進化，這種“話語引進”潛在地包含著某種與西方話語上的同步或“接軌”意向。其基本理論指向是把當代中國視為世界性的“後現代”階段，並把大眾消費文化作為實現文化“全球化”的途徑。事實上，另有一些學者注意到，中國的消費主義文化在政策的支持下形成了90年代的文化主體，不僅僅是一種經濟—文化現象，而且有豐富的政治含義。中國的後現代理論“沒有對商業化的或消費主義的意識形態作出相應的闡釋和批判”，卻對90年代中國快速膨脹的消費文化充滿了“快樂的理論呼應”。在他們看來，中國大眾消費文化的繁榮是對“全球化”的大眾文化潮流的應和，市場化的進程同時也是中國社會日益融入國際性市場的關鍵。因此，倡導大眾文化，填平雅與俗之間的溝壑，成為其主要的理論取向。而一些對西方後現代理論持基本客觀態度的研究者看到，後現代並不意味著對資本主義製度采取了一種徹底的不反抗策略。從利奧塔的反本質主義對宏大敘事的嘲弄、福柯對“知識/權力”結構的分析拆解，到德裏達主張文本內部的“播散”與“延異”等，仍然是激進的反抗主流與製度的策略。但中國的“後學”在擁抱大眾文化拒斥精英文化的同時，又借用福柯的知識/權力理論把矛頭指向堅守啟蒙主義理想的知識分子，並宣告作為啟蒙者和“代言人”的知識分子角色的“過時”，質疑、解構知識分子的啟蒙話語和理想姿態，最終放棄了文化批判的職責和功能。有不少學者認為這種文化價值取向和話語策略實際上是一種認同現實的保守主義姿態，當然，對中國“後學”的類似言論進行反駁的意見是來自多方麵的。[8]
90年代以來，有關“現代性”的話題貫穿整個思想界和文化界。“現代性”問題受到重視也是“全球化”問題的延伸，西方一些邊緣性的批判“現代性”的理論，開始逐漸進入中國。但對90年代的中國來說，如何認識中國與西方的不同語境，並把“現代性”反思與中國的曆史和現實相結合，是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90年代以來的知識界，在哲學—社會學以及文化—審美層麵上對“現代性”進行的學理性評介較為翔實，西方後現代主義文化理論、美學理論等基本上獲得了較客觀的介紹。[9]但由於“現代性”問題與對現代化、啟蒙主義的反思和“全球化”視野中後現代思潮的內在聯係，原本語義寬泛含混的“現代性”概念在複雜的中國語境中變得更加混亂。80年代中國文化界的主流依然是對現代化的熱切呼喚，並以此作為評價曆史和文學的基本標尺，思維方式基本圍繞著傳統與現代的關係問題。而進入90年代以來，由於中國開始卷入“全球化”進程，在“後殖民”語境中尋求現代化的不同道路，重建文化認同成為文化界較為集中的話題。
“後現代主義”“自由主義”“新左派”“全球化”理論、“第三世界批評”“新國學”等，都可以說是廣義的現代性的反思理論。由80年代認同一種普遍性的現代性模式理論，轉向多種現代性模式理論，是其中重要的理論背景。
對現代性進行根本性質疑，並對文學產生較大影響的是中國的後現代理論話語。90年代的“重估現代性”，便是以質疑啟蒙為起點的中國後現代理論與文化民族主義思潮掀起的文化事件，五四以來的現代性進程以及現代文化也受到了審視與責難。針對90年代中國社會和文化轉型萌生的傳統價值失範、中心缺失以及大眾文化商品消費市場的崛起，中國的後現代主義理論不斷地提出並張揚自己的價值理路。一方麵努力為90年代中國的市場文化提供理論支援，從而與中國的市場化進程保持一致；另一方麵在“後殖民”語境下，宣告五四以來中國現代性進程的“不合法”，認為中國20世紀的現代性進程是“喪失中心後被迫以西方現代性為參照係以便重建中心的啟蒙與救亡工程……往往同時又顯現為一種‘他者化’的過程”。並認為90年代中國市場經濟的展開，“意味著‘他者化’焦慮的弱化和民族文化自我定位的新可能”，而“現代性作為一種現實進程正趨於完結”，現在麵臨的是“後新時期”、後現代性的到來。在他們看來，“後新時期”是“對9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文化新變化的概括”，是現代性終結後新的曆史與文化階段，展現的社會和文化圖景是“中華文化圈”的形成和中華性的體現。有學者認為，中國的後現代主義者利用後殖民理論對西方中心主義進行批判，論證的卻是中國重返中心的可能性和所謂中華性的建立，體現了一種文化民族主義的狹隘價值觀。“後新時期”的概念被運用到當代文學研究領域，概括90年代以來文化轉型所形成的新的審美特征和文化空間，並引申出諸如“後啟蒙”“後烏托邦”“泛審美”“社群文學”等文學批評術語，但這個分期概念並沒有得到廣泛的認同。[10]
在“全球化”文化語境中的“後學”視野中，堅持現代性啟蒙的知識分子似乎已經隱退，中國社會與文化似乎正日益向後現代階段轉化。但實際上，堅持人文話語與現代性向度的知識分子仍在“邊緣化”過程中發出了自己的聲音。“後現代的一些表征因素是出現於當下中國……後現代的出現並非意味著現代之死。”對中國“後學”的這種理論反駁，顯然體現了對社會和文化現實更深刻的認識。[11]事實上，五四以來的現代性進程在20世紀屢屢受挫並在80年代才剛剛恢複，仍屬於“未完成的現代性”，因此，麵對後現代性的質疑與挑戰，更要繼續五四中斷的現代性進程，而中國的“後學”並沒有對中國的現代性作出令人信服的曆史分析，就簡單地宣稱現代性的終結未免輕率。看來，在90年代複雜的社會文化語境中，尋求理論轉型和文化價值認同，重要的仍是對中國自身問題的敏感與探究，並真正立足於具體的曆史與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