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90年代初“新國學”的出現，與思想界、文化界的沉寂，以及知識分子的啟蒙熱情受挫不無關係。它形成的時代背景還有：所謂“亞洲四小龍”的崛起，海外“新儒家”思想的傳入，[5]學術界對晚清以降學術史研究的興趣，最重要的原因是，國內現代化進程中產生的一些社會問題引發了一些學者的憂思。針對90年代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出現的精神滑坡與道德失範，這些學者渴望通過弘揚傳統文化精神，為當代中國尋找精神價值重建的根基。由於經濟和文化轉型期社會意識形態的需要，90年代從上層政治精英到下層民間社會都有回歸傳統文化的跡象。在這種弘揚傳統文化與提倡愛國主義的背景下，這些學者退守的學術姿態、對傳統文化價值的重新詮釋，被主流意識形態與市場傳媒賦予了新的意義。[6]重建“中國價值”甚至重新發現“亞洲價值”，從而削弱“西方價值”觀念在當今世界的中心地位，形成了帶有濃厚意識形態色彩的重建文化認同的策略。並由於根深蒂固的民族主義情結，類似“21世紀是中國文化的世紀”的文化預言也相繼出現，形成了風靡一時的“國學熱”。
“國學熱”肯定傳統文化並強調傳統儒家哲學在現代社會中的價值建構作用，實際上是一個多世紀以來一直困擾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文化保守主義的反彈，同時也是對“後殖民”語境中全球性的文化保守主義潮流的應和。[7]事實上，有不少學者認為，20世紀初，以儒學為核心的傳統文化，隨著它賴以生存的社會經濟基礎和政治製度的瓦解崩潰而遭到整體破壞是必然的，盡管傳統文化的某些局部因素在現代化進程中可以具有一定的糾偏作用，但其作為一種完整的文化形態對現代社會發生作用顯然已不可能，轉型期文化重建的核心人文價值領域也不可能退回到舊有道德、舊有文化價值觀念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