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初“新国学”的出现，与思想界、文化界的沉寂，以及知识分子的启蒙热情受挫不无关系。它形成的时代背景还有：所谓“亚洲四小龙”的崛起，海外“新儒家”思想的传入，[5]学术界对晚清以降学术史研究的兴趣，最重要的原因是，国内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一些社会问题引发了一些学者的忧思。针对90年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精神滑坡与道德失范，这些学者渴望通过弘扬传统文化精神，为当代中国寻找精神价值重建的根基。由于经济和文化转型期社会意识形态的需要，90年代从上层政治精英到下层民间社会都有回归传统文化的迹象。在这种弘扬传统文化与提倡爱国主义的背景下，这些学者退守的学术姿态、对传统文化价值的重新诠释，被主流意识形态与市场传媒赋予了新的意义。[6]重建“中国价值”甚至重新发现“亚洲价值”，从而削弱“西方价值”观念在当今世界的中心地位，形成了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重建文化认同的策略。并由于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情结，类似“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的文化预言也相继出现，形成了风靡一时的“国学热”。
“国学热”肯定传统文化并强调传统儒家哲学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建构作用，实际上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困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反弹，同时也是对“后殖民”语境中全球性的文化保守主义潮流的应和。[7]事实上，有不少学者认为，20世纪初，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随着它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瓦解崩溃而遭到整体破坏是必然的，尽管传统文化的某些局部因素在现代化进程中可以具有一定的纠偏作用，但其作为一种完整的文化形态对现代社会发生作用显然已不可能，转型期文化重建的核心人文价值领域也不可能退回到旧有道德、旧有文化价值观念上去。
90年代的文化语境复杂而微妙，一方面“国学热”重返传统文化，渴望“返本开新”；另一方面西方的后现代文化理论从后现代、后结构、解构主义到后殖民理论等又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当代文化界。“后现代主义在中国”是个复杂的文化现象。由于后现代本身的多元属性与中国当代语境的复杂性，不同的研究主体在价值立场、学术取向上也存在着差异，在介绍运用西方后现代理论时就有不同的取舍。固然有一些学者能够以客观理性眼光来分析研究西方后现代文化理论，但在文化界和批评界造成一定声势，并产生较大影响的是另外一种研究路向，即由对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艺作品、思潮理论的译介，把后现代理论引申为一种阐释中国文化现象以及各种文学作品的符号代码，并集中对先锋性、实验性文本和对大众性、通俗性、商业性流行作品进行后现代阐释。
中国“后学”的理论来源主要是解构主义、“第三世界”理论、后殖民主义，以及这些西方理论在译介的过程中衍生或误读的理论。由于把“现代”与“后现代”看成是一般观念史和社会史内部的连续进化，这种“话语引进”潜在地包含着某种与西方话语上的同步或“接轨”意向。其基本理论指向是把当代中国视为世界性的“后现代”阶段，并把大众消费文化作为实现文化“全球化”的途径。事实上，另有一些学者注意到，中国的消费主义文化在政策的支持下形成了90年代的文化主体，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文化现象，而且有丰富的政治含义。中国的后现代理论“没有对商业化的或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作出相应的阐释和批判”，却对90年代中国快速膨胀的消费文化充满了“快乐的理论呼应”。在他们看来，中国大众消费文化的繁荣是对“全球化”的大众文化潮流的应和，市场化的进程同时也是中国社会日益融入国际性市场的关键。因此，倡导大众文化，填平雅与俗之间的沟壑，成为其主要的理论取向。而一些对西方后现代理论持基本客观态度的研究者看到，后现代并不意味着对资本主义制度采取了一种彻底的不反抗策略。从利奥塔的反本质主义对宏大叙事的嘲弄、福柯对“知识/权力”结构的分析拆解，到德里达主张文本内部的“播散”与“延异”等，仍然是激进的反抗主流与制度的策略。但中国的“后学”在拥抱大众文化拒斥精英文化的同时，又借用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把矛头指向坚守启蒙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并宣告作为启蒙者和“代言人”的知识分子角色的“过时”，质疑、解构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和理想姿态，最终放弃了文化批判的职责和功能。有不少学者认为这种文化价值取向和话语策略实际上是一种认同现实的保守主义姿态，当然，对中国“后学”的类似言论进行反驳的意见是来自多方面的。[8]
90年代以来，有关“现代性”的话题贯穿整个思想界和文化界。“现代性”问题受到重视也是“全球化”问题的延伸，西方一些边缘性的批判“现代性”的理论，开始逐渐进入中国。但对90年代的中国来说，如何认识中国与西方的不同语境，并把“现代性”反思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相结合，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90年代以来的知识界，在哲学—社会学以及文化—审美层面上对“现代性”进行的学理性评介较为翔实，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美学理论等基本上获得了较客观的介绍。[9]但由于“现代性”问题与对现代化、启蒙主义的反思和“全球化”视野中后现代思潮的内在联系，原本语义宽泛含混的“现代性”概念在复杂的中国语境中变得更加混乱。80年代中国文化界的主流依然是对现代化的热切呼唤，并以此作为评价历史和文学的基本标尺，思维方式基本围绕着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而进入90年代以来，由于中国开始卷入“全球化”进程，在“后殖民”语境中寻求现代化的不同道路，重建文化认同成为文化界较为集中的话题。
“后现代主义”“自由主义”“新左派”“全球化”理论、“第三世界批评”“新国学”等，都可以说是广义的现代性的反思理论。由80年代认同一种普遍性的现代性模式理论，转向多种现代性模式理论，是其中重要的理论背景。
对现代性进行根本性质疑，并对文学产生较大影响的是中国的后现代理论话语。90年代的“重估现代性”，便是以质疑启蒙为起点的中国后现代理论与文化民族主义思潮掀起的文化事件，五四以来的现代性进程以及现代文化也受到了审视与责难。针对90年代中国社会和文化转型萌生的传统价值失范、中心缺失以及大众文化商品消费市场的崛起，中国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不断地提出并张扬自己的价值理路。一方面努力为90年代中国的市场文化提供理论支援，从而与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保持一致；另一方面在“后殖民”语境下，宣告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性进程的“不合法”，认为中国20世纪的现代性进程是“丧失中心后被迫以西方现代性为参照系以便重建中心的启蒙与救亡工程……往往同时又显现为一种‘他者化’的过程”。并认为90年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展开，“意味着‘他者化’焦虑的弱化和民族文化自我定位的新可能”，而“现代性作为一种现实进程正趋于完结”，现在面临的是“后新时期”、后现代性的到来。在他们看来，“后新时期”是“对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文化新变化的概括”，是现代性终结后新的历史与文化阶段，展现的社会和文化图景是“中华文化圈”的形成和中华性的体现。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者利用后殖民理论对西方中心主义进行批判，论证的却是中国重返中心的可能性和所谓中华性的建立，体现了一种文化民族主义的狭隘价值观。“后新时期”的概念被运用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概括90年代以来文化转型所形成的新的审美特征和文化空间，并引申出诸如“后启蒙”“后乌托邦”“泛审美”“社群文学”等文学批评术语，但这个分期概念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10]
在“全球化”文化语境中的“后学”视野中，坚持现代性启蒙的知识分子似乎已经隐退，中国社会与文化似乎正日益向后现代阶段转化。但实际上，坚持人文话语与现代性向度的知识分子仍在“边缘化”过程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后现代的一些表征因素是出现于当下中国……后现代的出现并非意味着现代之死。”对中国“后学”的这种理论反驳，显然体现了对社会和文化现实更深刻的认识。[11]事实上，五四以来的现代性进程在20世纪屡屡受挫并在80年代才刚刚恢复，仍属于“未完成的现代性”，因此，面对后现代性的质疑与挑战，更要继续五四中断的现代性进程，而中国的“后学”并没有对中国的现代性作出令人信服的历史分析，就简单地宣称现代性的终结未免轻率。看来，在90年代复杂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寻求理论转型和文化价值认同，重要的仍是对中国自身问题的敏感与探究，并真正立足于具体的历史与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