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忠實（1942— ），陝西西安人。著有中短篇小說集《初夏》《最後一次收獲》等。1979年發表的短篇小說《信任》產生較大影響。1993年發表長篇小說《白鹿原》。
《白鹿原》以民族心史為構架，以宗法文化的悲劇和農民式的抗爭為主線，組成了全書的整體結構。其中交織著複雜的政治衝突、經濟衝突和黨派鬥爭、家族矛盾，但作為一條主線貫穿始終的，卻是文化衝突所激起的人性衝突——禮教與人性、天理與人欲、靈與肉的衝突。無數生命的扭曲、被荼毒、萎謝，構成了白鹿原上文化交戰的慘烈景象。作者試圖通過對中華文化精神，以及這種文化培育的人格的深刻觀照，來探究中華民族的文化與曆史命運。
《白鹿原》並沒有回避20世紀上半葉一係列重大的政治事件，如辛亥革命、國共合作、大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等。但小說的焦點始終聚集在白鹿原上的宗法製和禮俗化的農村。白嘉軒是作者著重塑造的一個凝聚著傳統文化精神血脈的人物形象。他沉著、內斂、豪狠、堅強，總是“腰板挺得太直太硬”，後來被土匪打折了腰，從此他隻能佝僂著腰仰麵看人，但在精神上，卻依然“挺得太直太硬”。“仁義”是他人格中最核心的內容，“做人”，則是他畢生的追求。“交農事件”中，情急中長工鹿三代替他出頭，他大為感動：“三哥，你是人！”他在家族內部，把教育視為頭等大事，並言傳身教，用心良苦。長子白孝文新婚後有“貪色”傾向，被他警覺，及時遏製；小女兒白靈是他掌上明珠，可一發現白靈有離經叛道的苗頭，即不惜囚禁，囚禁失敗後又忍痛割斷了父女關係，“隻當她死了”。白孝文倒向“**”田小娥的懷抱，起初白嘉軒認為是“殺人的閑話”，等到被證實的瞬間，他遭受了致命的打擊：“白嘉軒在那一瞬間走到了生命的末日走到了終點，猛然狗似的朝前一縱，一腳踏到窯洞的門板上，咣當一聲，自己同時也栽倒了。”但同時，白嘉軒身上也貫穿著注重人情與抹殺人性的尖銳矛盾。白嘉軒人情味很濃，但如果有誰的言行違反了禮義，他又毫不手軟，嚴加懲戒。他在威嚴的宗祠裏，對田小娥和親生兒子白孝文動用的酷刑“刺刷”，令人毛骨悚然。當然，作者也寫到了他作為地主的貪婪和狡猾，如他為把鹿家的風水寶地弄到手，以保佑白家福運綿長，所采用的手腕就深諳籠絡人心之道。但作者超越了簡單的階級層麵，而注重從文化的根因來闡釋這種行為。從書中對白嘉軒的情感偏向和傾力打造上，可以看出作者對傳統民族文化的態度基本上是肯定、認同的。白嘉軒的悲劇，也是民族傳統文化的悲劇。
與白嘉軒的道德人格相對照的，則是鹿子霖的功利人格。白、鹿兩家的家族矛盾貫穿於小說的始終。鹿子霖貪婪、陰險、自私、****、見利忘義。他“官癮比煙癮還難戒”，內心充滿野心和欲望，一麵在上司田福賢麵前討好巴結，一麵在田小娥身上發泄瘋狂的占有欲。他有時毒辣得驚人，看著白嘉軒因兒子白孝文與田小娥的奸情而氣得昏倒在地，鹿子霖“像欣賞被自己射中倒地的一隻獵物”；有時又怯懦得可鄙，受兒子牽連入獄後逢人訴屈，以淚洗麵。
《白鹿原》的藝術成就是多方麵的。主要有以下幾點。
首先，作者力求站在一個超越的立場，以“通古今而觀”的“詩人之眼”，審視從清末民初到20世紀中葉這段雲譎波詭的曆史，努力在更真實的層麵上，展現曆史生活的本來麵貌，敘述人物的悲歡離合、生死沉浮，揭示曆史發展中某種具有恒久性的東西，使這部小說在一定意義上成為我們民族的“秘史”。它不同於五六十年代的長篇小說，以某種既定的理念來詮釋曆史，而是盡可能寫出自己對曆史的理解、感悟。可以說，這部小說是作者基於對我們民族命運及未來拯救的焦慮和關懷，潛入到國民生活的深處，以自己的心靈之光，所燭照出來的民族曆史及國民精神的混沌之域和隱秘的角落。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作者寫出的是我們民族的精神史、心靈史、苦難史、“折騰史”、命運史。
其次，《白鹿原》並沒有止於單一地展示和敘述人的理性行為，而是對人的非理性的神秘行為有著意的展露和揭示，注重潛意識因素對人的性格和命運的深刻影響和強大支配力。如小說重視性壓抑、性苦悶、性追求、性滿足對人物性格轉變和命運變化的影響，注意從這個層麵和角度展現人物內心世界和性格構成的複雜性。可以說，如果沒有這方麵的描寫，白嘉軒、鹿子霖、白孝文、黑娃、小娥等人物絕不會像現在這樣豐滿和生氣貫注。白嘉軒費盡心機買到那塊“寶地”，並且自始至終都相信“白鹿精靈”對自己家業興旺發達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這些非理性行為所包含的人性深處的隱秘和真實，是很令人心酸的，它說明人的理性之光往往是黯淡的，在不可知的“命運”麵前，人常不免乞靈於人之外的神鬼。另外，《白鹿原》還以“魔幻”的方法，描寫和敘述了冤死的鬼魂（如白嘉軒的前幾個妻子、白靈、小娥等）給自己的親人或那些與她們的死有關的人所造成的具有神秘色彩的感應、幻覺、癲狂行為和精神變異。這種描寫和敘述，展現出人的另一個生命空間和精神世界，使我們認識到人性的複雜，並重新思考生命的意義，使我們確信：凡是發生過悲劇的地方，恐懼和神秘就永遠留在那裏；哪裏有無辜者冤屈的死，哪裏就不會也不應該有幸存者心安理得的生。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白鹿原》豐富了我們關於生命的知識，加深了我們對人生的理解。
充滿憂世憂生的悲憫感，籠罩著濃鬱的“悲涼之霧”，是《白鹿原》的又一可稱道之處。《白鹿原》力求以敦厚之心諦視民族苦難，以反思的精神正視悲劇性的民族曆史，在悲憫與反思中將傳統情感與現代情感結合起來，借以彰顯曆史的本質，尋求民族救贖的途徑。在《白鹿原》中，陳忠實的道德關懷不是在狹小的天地裏作淺層次的同情或鞭撻，而是深入到對“存在”與“合理”這一問題的沉思與追問，用藝術的方式對“存在”的非合理性作了生動的描述和有力的揭示。小說塑造了朱先生這樣一個集傳統情感和美德於一身的形象，在充滿凶險、苦難和混亂的白鹿原，朱先生便是它的良心。小說以朱先生極度的善良和仁厚，來比照各種製造苦難的力量，並顯示出這些力量“存在”的非合理性。作者借朱先生之口，用“鏊子”這樣一個生動形象的比喻，象征性地揭示了曆史表象背後的真實本質，那就是在以暴易暴的非程序化曆史更迭中，人生和世事的性質都從沒有改變過，曆史陷入了一個怪圈，在這怪圈中運動著的曆史的本質無非是毫無意義的同層次循環震**。不妨說，《白鹿原》洋溢著一種徹底的人道主義精神。
還應該特別提及小說成功塑造的田小娥這個複雜的女性形象。田小娥早先是郭舉人的小妾，實際地位“連狗都不如”，她與黑娃的**雖帶著明顯的肉欲色彩，卻也符合人性和人道。田小娥的人生理想不過是當個名正言順的莊稼院媳婦，但卻被“禮”無情地阻斷了。黑娃出逃後她無依無靠，鹿子霖乘虛而入。既然世間對她如此不公，她便開始戲弄和報複世間，而她的武器隻有肉體，她的毀滅是必然的。白嘉軒用“刺刷”當眾打得她鮮血淋漓，她便以牙還牙，誘使白孝文成奸，有一種“吾與汝偕亡”的決絕。她對白孝文本來滿懷敵意，待白孝文倒入她的懷抱時，她又頓生愛憐的真情；她教白孝文抽大煙本是出於愛心，結果卻使白孝文更加沉淪。她最終被自己的公公殺害，實質是被幾千年積澱下來的封建道德所害。田小娥是傳統文化的棄兒，同時又反彈成為這個文化的極大破壞者。
《白鹿原》當然並非無可挑剔。對傳統的人格風範和價值觀念的欣賞多於批判，肯定多於否定，就不無可議之處。也有人對其語言和結構提出批評。敘述語言不夠精練確實是《白鹿原》的一種缺憾。對“史詩結構”的苦心經營，也多少導致作品各部分在藝術描寫上不平衡。應該說，那些作者熟悉的人事，則寫得靈動有致；而那些作者不夠熟悉的人事，便寫得較為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