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隨著社會商業化程度的加深，世俗價值成為主導價值形態。在這樣的曆史語境中，張煒、張承誌的創作卻指示著一種對現實的超拔與抵抗的精神向度。
張煒（1956— ），山東棲霞人，1976年高中畢業回原籍參加副業勞動。1980年山東煙台師專中文係畢業後到山東省檔案局工作，同年發表小說處女作。1984年調到山東省文聯從事專業創作。問世於1986年的《古船》，是當代最優秀的長篇小說之一。小說以膠東地區的窪狸鎮為中心，敘述了近40年間的故事。《古船》可列入“家族小說”的範圍。小說重點選取了40年間的四個時期——“土改”前後、“大躍進”和緊接著的“災害”時期、“**”、80年代初——進行敘述，將社會政治的動**變遷與家族的興衰交織在一起。強烈而深沉的人道主義精神使作品具有了非同尋常的感人力量。隋抱樸是作品著力塑造的人物，在他身上，寄寓了作者的道德理想和人道情懷。作為隋抱樸的一種對照，小說塑造了趙炳這個人物。但小說並沒有把趙炳寫成一般意義上的“壞人”，而是充分寫出了他的複雜性。他的奸詐、邪惡、自私，被他的大氣磅礴、道貌岸然和急公好義所緊緊包裹著。在趙炳這個人物身上，積澱著中國傳統文化中一部分最可怕的因素，因而這個人物形象極具典型性，在作品中，這也是最具藝術光彩的人物形象。此外，隋見素、隋不召、趙多多等人物均刻畫得各具神采。小說以現實主義為基本手法，又運用了一些現代主義技巧。整體上凝重、恢宏，具有豐沛的藝術含量。
90年代張煒的寫作在文本內在精神上，依然承繼著從80年代《古船》開始的對人類的生存價值意義的追索。這種追索在90年代日益商業化和世俗化的語境中便衍化為激烈的文化抵抗與社會道德批判的立場。道德理想主義立場在係列小說《我的田園》《柏慧》《家族》中轉化為敘述人“我”（同時也是作品重要的角色）的聲音，在文本價值取向上占絕對的支配地位。在《我的田園》和《柏慧》中，作者營造了“葡萄園”這一意象，作為沉淪年代精神最後的棲居地。但就是這樣一塊最後的淨土，也麵臨著商業經濟開發及各種邪惡勢力的威脅。在現實生活中因堅守與拒絕而無處逃遁的“我”，隻有逃回自己的內心。於是回憶和傾訴便成了張煒主要的敘事方式，同時也是他價值尋根的源泉。《家族》正是把《柏慧》中有關精神家族的意念具體化、曆史化，在曆史與現實雙向度上展現善的家族成員因守護理想的道德原則與變動的時代的嚴重對抗，顯然，張煒想以曆史的追溯為現實的道德守望增加精神的後援。在此，張煒還觸及一個嚴酷的曆史悖論：文明的進步往往以道德的淪喪為代價。為此張煒甚至不惜抵抗現代文明。在這三部作品中，敘事常在道德化的激憤中滑行，多少遮蔽了對真實廣闊的生存的表現。這一缺憾在他90年代最後一部長篇小說《外省書》中有所糾正，道德的激憤化為對廣闊的社會生活客觀冷靜的介入，作品思考的核心依然是人的精神價值問題，主人公史珂經曆種種精神的磨難、反思、懺悔，最後在民間、大地本真純淨的淘洗中，獲得精神的新生。這個人物無疑實踐了張煒“融入野地”的精神救贖之路，代表了一部分當代知識分子心靈的曆程。巨大的道德人性關懷主題，執著精神探索的主人公形象，崇高的審美境界，大量湧動於文本中的對大自然詩意的描繪和對土地農民的深情，顯示出張煒這一係列小說在文化血緣上與19世紀俄羅斯文學尤其是托爾斯泰、契訶夫作品的潛在聯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