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學者散文”潮流中，張中行和餘秋雨都曾產生過廣泛影響。
張中行（1909—2006），河北香河人，1936年於北京大學中文係畢業。曾任教中學、大學，當過編輯。早年的著述偏於語文方麵，出版有《文言文選讀》《文言津逮》《文言和白話》《作文雜談》等。80年代開始散文創作，1986年出版《負暄瑣話》，其後一發不可收拾，分別於1990年、1994年出版《負暄續話》《負暄三話》，其莊重、典雅的敘述，質樸而不失俊俏的文風與純正、厚實的傳統文化的功底，一時傾倒了眾多具有一定學養的讀者。
《負暄瑣話·尾聲》中透露，作者寫作“瑣話”的念頭早在多年前就有萌動：“我還是十幾年前，70年代初期，長年悶坐鬥室的時候，正事不能做，無事又實在寂寞，於是想用舊筆剩墨，寫寫昔年的見聞……可是說起拿筆，在那個年月，杯弓蛇影，終歸是多寫不如少寫，少寫不如不寫，於是就隻是想了想便作罷。”直到“**”結束，“風狂雨暴變為風調雨順”，作者才開始動筆。還是在這篇《負暄瑣話·尾聲》中，張中行提出，藝術創作有“造境”，有“選境”。所謂“選境”，指的是“現實中的某些點，甚至某些段，也可以近於藝術的境”，將這些“點”與“段”再現出來，就是“選境”。多年以後，張中行在寫作《流年碎影·婚事》時坦承：“人生的不易，不如意事常十八九，老了，餘年無幾，幸而尚有一點點憶昔時的力量，還是以想想那十一二為是。”這也就意味著，“三話”所呈示的那些“現代碩儒”們的嘉言懿行，都是經過了作者的精心選擇，並不代表這些人物一生功過是非的全貌。對於其筆下的這些文化人的怪言奇行，張中行也並不完全認同。例如，對於林公鐸的“上課喜歡東拉西扯，罵人”與胡適的“公報私仇”（《胡博士》《紅樓點滴二》），錢玄同的“不判考卷”（《紅樓點滴三》），作者就采取了一種微諷、調侃的態度；而對於熊十力的治學態度，作者固然欽佩，但對他的學問、學說，作者卻抱著極大的懷疑：“我是比熊先生的外道更加外道的人，總是相信西‘儒’羅素的想法，現時代搞哲學，應該以科學為基礎，用科學方法。我有時想，二十世紀以來，‘相對論’通行了，有些人在用大鏡子觀察河外星空，有些人在用小鏡子尋找基本粒子，還有些人在用什麽方法鑽研生命，如果我們還是糾纏體用的關係，心性的底裏，這還有什麽意義嗎？”（《熊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