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90年代的香港，作為國際性的商業大都市，在全球性的經濟網絡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由於經濟的高度繁榮所帶來的正麵和負麵的種種影響，極大地改造了香港這個狹窄的、生存競爭相當殘酷的環境。本時期，香港文學的發展呈現出更加興盛的狀態。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現實主義與通俗化互滲、互融、多元並舉。
就小說而言，進入90年代後長篇小說獲得了大豐收。也斯的《記憶的城市·虛構的城市》表現了眾多人物在中西文化的巨大差異和激烈碰撞中的心路曆程。不僅寫了一代香港青年的成長曆程，而且寫了香港青年在海外時受到的西方文化的衝擊，迫使他們反省自身的文化背景；而急遽轉變的香港現實，又使他們產生了困惑、苦悶和疏離感。林蔭的《九龍寨煙雲》也具有給香港地方史留影的作用。還出現了難得一見的長篇“三部曲”——鍾毓材的《淘金三部曲》。而海辛的《廟街兩妙族》中的人和事則散發出濃鬱的香港本土味。小說以香港一處歡場處所——廟街為背景，將妓女世家和武術世家置於廟街兩頭，形成了頗合香港曆史實況的下層社會生活場景。整部小說不僅極富傳奇性，而且生動反映了複雜的港九社會。
值得注意的是，本時期還出現了一批“新銳作家小說”，出現了也斯的《煩惱娃娃的旅程》、陶然的《窺》、王璞的《雨又悄悄》、顏純鈞的《生死澄明》、草雪的《妖嬈》、李洛霞的《今夜，沒有顏色》、鍾曉陽的《離合》《腐朽與期待》，以及梁鳳儀的係列“財經小說”等。這些小說寫的都是香港的人和事，展示了一幅香港社會人性、人情、人事的長卷，那裏有五味俱全的都市人感情糾葛，有瞬息萬變的商海景觀，有奮發進取的強者，也有自甘墮落的意誌薄弱者，讀這些小說仿佛能感受到香港的脈搏與心跳。
本時期的香港小說家早已不滿足於用單一的手法對生活作浮麵的摹寫。在藝術形式、創作方法上的大膽探索、勇於革新，以及隨之而來的多體裁、多風格、多色調，成為本時期小說的突出標誌。很多作家都能將人物置於廣闊的社會背景中加以描繪，把筆觸深入人物的內心，使人物的歡樂、苦痛、理想、追求和他們的命運，都打上深深的時代印痕。其中梁鳳儀的係列“財經小說”值得一提。梁鳳儀清楚認識到：都市是現代經濟的產物。真正使都市從古典走向現代，並且讓都市獲得現代感的，是金融、證券、地產和房產，可概括為“財經”。財經乃啟動現代都市生活的真正軸心。她的作品多以香港風雲變幻的商界為背景，以自立奮鬥的女強人為主人公，以纏綿悱惻的愛情故事為中心情節，並將財經知識和經營管理知識融於悲歡離合的人物命運之中。她的小說之所以引起較廣泛的反響，不僅由於其小說本身通俗素質有引人入勝之處，同時也由於香港和內地之間的政治、經濟、人心綜合而成的“大氣候”所致。
詩歌方麵，在強調現代意識與本土關懷的同時，也出現了一批以也斯、洛楓、羅貴祥等為代表的後現代詩人。香港特產“框框文學”亦不可小視，這種在消費文類中獨樹一幟的報刊專欄文章，含散文、隨筆、微型小說、雜文、小品和時評等種種樣式，為讀者提供了大量一次性消費的快餐型文化。與此同時，還出現了一批富有前衛色彩的探索性文學。新生代小說家黃碧雲和董啟章更以他們戛戛獨造的作品，開啟了香港小說的後現代之門。在八麵來風的世界文化浪潮的衝擊下，其作品往往表現出對人在都市空間的生存困惑與對人性發展的探討，卻並不完全執著於具體的香港都市現實，而是把香港的都市現實放在一個形而上的、20世紀人類生存的工業和後工業文明的環境中來展示，從而尋求其主題揭示的普遍性。在藝術表現上則傾向於從現代主義到後現代主義的各種方法的實驗。他們在比較充裕的物質生活條件的保障下，滿足於這種帶有“自我消費”性質的文學的“小眾化”的環境。在不斷淘汰的創新中，拓展現代人的新的精神領域，呈現出香港文學整體構架中的一個雖然狹小卻常有新意的、較高的精神層次。這些創作在疊合與交錯中形成了香港文學的複雜景觀，成為20世紀90年代香港文學在外部環境變動的影響下走向多元發展的一個重要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