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準、周立波、王汶石等人的農村題材小說在這一時期也頗為引人注目。
李準（1928—2000），河南洛陽（今屬孟津縣）人。20世紀50年代初開始創作，主要作品有《不能走那條路》《蘆花放白的時候》《灰色的帆篷》《李雙雙小傳》《耕雲記》等短篇小說和電影劇本《吉鴻昌》《牧馬人》等。“**”後李準以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原黃泛區人民苦難史為題材創作了長篇小說《黃河東流去》，在藝術上有了新的突破。
《不能走那條路》是較早反映農村“兩條路線鬥爭”的作品，因配合當時的政治中心，宣揚農業集體化的道路是唯一正確的道路而獲得好評，李準也因此一舉成名。小說客觀上反映了剛剛獲得土地的農民，放棄祖祖輩輩買田發家的理想走上集體化道路的痛苦的心路曆程。創作於“雙百”方針期間的小說《蘆花放白的時候》《灰色的帆篷》，揭示了黨員幹部喜新厭舊的道德問題和農村基層組織弄虛作假的現象，表現了一定程度的“幹預現實”的勇氣。
創作於1959年的《李雙雙小傳》改編成電影後產生廣泛的影響。這篇小說的背景是1958年“大躍進”與隨後的人民公社運動，通過農村婦女李雙雙衝破丈夫的阻撓為集體辦食堂的故事，歌頌了所謂“三麵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由於作品將很大的筆力放在生動、細致地展現李雙雙與丈夫喜旺的矛盾衝突上，使得這個原本是圖解政治的作品具有了較強的可讀性和生活情趣。其中風趣幽默的夫妻吵架的場麵，北方農村質樸、火熱的家庭氣息，李雙雙性格的潑辣、爽快、倔強，喜旺的守舊、詼諧以及作品中洋溢著的單純、明快的格調，都是曆來被評論界所讚許的。而正是這些生活的小情趣與喜劇性的表層亮色，掩蓋了“三麵紅旗”下的巨大社會矛盾與社會危機。
這部作品還在無意間觸及了另一個問題，即鄉土社會中性別權力關係的變更。由於性別權力是現實權力關係的最基本的形式，因此這種變更實際上為我們考察現實權力關係提供了一個有效的視點。李雙雙原來與千千萬萬農村婦女一樣“可沒斷挨喜旺的打”，但是現在她每每與丈夫爭吵就要搬出支書老進叔和鄉黨委羅書記的權威來彈壓丈夫：“走！咱們去找老支書說理去！就是興你這樣；我參加大躍進你不願意，你嫌不舒坦，不美氣，故意找我岔子，你這是啥思想！走！”這一細節，正像有人分析的那樣，“如果說喜旺的大男子主義顯然是父權社會男性‘性別意識’的產物，那麽李雙雙正是秉憑‘黨法’對他進行懲戒和教訓。在某種意義上，李雙雙夫妻之間的高下之爭預示著一場‘父法’——‘黨法’之爭，‘父法’之所以妨礙了‘黨法’，與其說是因為欺壓了女性，毋寧是因為‘大男子主義’這樣一種性別專權勢必分散黨的全麵控製。”[10]在這場衝突中李雙雙雖然最後占了上風，但依仗“黨法”的權威追索回來的權力份額，最後必將悉數歸還給這一至高無上的權威，婦女到底還是沒能贖回自身。《李雙雙小傳》一類作品的“小真實、大虛假”的實質正在於此。
周立波（1908—1979），湖南益陽人。20世紀40年代因創作反映東北“土改”運動的長篇小說《暴風驟雨》而獲得斯大林文學獎金。1955年周立波回到湖南老家安家落戶，他的作品幾乎全是描寫1949年以後巨大社會變動中湖南丘陵地帶的鄉村生活。這一時期的作品除了長篇小說《山鄉巨變》外，還有20多篇短篇小說，其中較為著名的有《山那麵的人家》《禾場上》《卜春秀》《桐花沒有開》等。他常常在闡釋政治主題的間隙中頻繁地將筆觸移向帶有濃鬱的地域色彩的鄉村人情風俗和自然風光的描寫中，這也是他的小說最有價值的地方。
短篇小說《山那麵的人家》最能體現周立波小說的這一特點。這篇小說通篇敘述一個鄉村婚禮的經過，喧鬧的氣氛、無所顧忌的閑談、姑娘們快樂的笑聲、初冬月光下陣陣的茶子花香、“哭嫁”“聽壁腳”的鄉村婚俗、童謠，無不彌漫著那個時代文學少有的輕鬆的日常生活氣息與衝淡、悠遠的審美韻味。小說還通過洗練、生動的人物對話和場麵的描繪，傳神地勾勒出參加婚禮的鄉村各色人等的麵貌和人際關係，尤其是用詼諧筆調刻畫了在當時顯得十分獨特的農業社社長的形象：“社長是個忙人，每天至少要開兩次會，談三次話，又要勞動；到了夜裏回去遲了，還要挨堂客的罵，任勞任怨……”他和獸醫爭論自由戀愛好還是包辦婚姻好，他讚同自由戀愛，理由竟是“（他自己的）堂客是包辦來的，時常罵他，引起他對包辦婚姻的不滿”。接著社長便與獸醫漂亮的堂客調笑並被罵作“老不正經”。當獸醫在婚禮上大談國際國內形勢等流行的大話空話時，他厭煩得馬上要走掉：“人家結個婚同國際國內形勢有什麽關係？”並同另一個幹部一起用農民特有的粗俗的幽默方式揶揄獸醫。就這樣，一個具有十足鄉土根性、帶有喜劇色彩的真實、親切的農村幹部形象便活靈活現地出現在我們麵前。這個人物完全不同於當時文學作品中常見的執政黨幹部形象。當然，新娘向來賓展示作為嫁妝的勞動手冊、新郎突然從婚禮上逃走去照看生產隊的紅薯這樣一些細節，又不得不應和當時的時代氛圍。不斷觸摸主流也許正是上述這些日常生活描寫獲得合法性的必要前提。在充滿生活情趣與民間風情的畫麵描寫的同時，總要承載政治宣傳的內容，這成了周立波小說的內在矛盾和重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