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樹理（1906—1970），原名趙樹禮，山西沁水人。早在20世紀40年代就因《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等反映解放區農民生活的作品而蜚聲延安文學界。這一時期的主要作品有《登記》《“鍛煉鍛煉”》《套不住的手》《實幹家潘永福》《賣煙葉》和長篇小說《三裏灣》《靈泉洞》等。
這一時期趙樹理的創作仍然堅持自己一貫的文學立場，強調文學的功用性，力圖使自己的作品具有既宣講執政黨的政策又反映農民現實問題的雙重功能。但這兩種身份、雙重功能之間事實上並非如他自己想象的那樣契合無間，兩者之間常出現難以調和的矛盾，這使他1949年後的創作漸顯拘束、枯澀，在《套不住的手》《實幹家潘永福》等最後幾篇小說中，這種情形表現得尤為明顯。這也使他與主流意識形態之間構成了一種非常微妙的關係。盡管他仍然被重視，但由於他的作品不直接表現激烈的階級衝突，也無突出的英雄人物，更多的是表現倫理化日常化的農村新舊意識之間的衝突，常常引起很大的爭議，始終沒有能成為這個時代文學的核心。“大躍進”期間趙樹理站在農民的立場上對當時農村嚴峻的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並因此受到嚴厲的批評，但他拒不認錯。隨著政治氛圍的日益惡化，趙樹理也就難以逃脫其悲劇的命運，終於在“**”中被迫害致死。
趙樹理這一時期的作品值得一提的是《登記》與《“鍛煉鍛煉”》。寫於1950年的《登記》是為配合新婚姻法的頒布而作，作品延續了《小二黑結婚》《邪不壓正》等作品的創作思路，表現農村青年男女借助新政權的權威獲得婚姻自主的經過，在對鄉村陳舊保守風習的變更與執政黨政策、法令作用之間關係的處理上帶有明顯的簡單化、概念化的痕跡。爭取婚姻自主的年青一代性格的塑造也沒有超出小二黑、小芹的性格模式，倒是老一代農村婦女“小飛蛾”的形象寫得較為成功，尤其是對小飛蛾的心理刻畫細膩而逼真，這在趙樹理的小說中是很少見的。
寫於1958年的《“鍛煉鍛煉”》是這一時期趙樹理最引人注目的作品。趙樹理的作品一般都采用敘述人與人物同視角觀察點來敘述，通過這一視點敘述出來的事實便是唯一的文本事實。但在這個作品中卻出現敘述人與人物雙重視點，於是便有了出現在敘述人視點（話語層麵）與人物視點（故事層麵）裏的兩種事實。在話語層麵我們看到：“爭先農業社”中農出身的老社長認為年輕的副社長楊小四還需要“鍛煉鍛煉”，而楊小四等人卻趁老社長外出的機會想辦法整治了好吃懶做、損人利己的婦女“小腿疼”“吃不飽”等人，順利完成生產任務，揭露了中農幹部“和事佬”似的工作作風和群眾中自私自利、損人利己的舊思想。但這樣的一種流行意識形態敘事很快被作品故事層麵提供的另外一種事實所解構：“爭先農業社”年輕的副社長楊小四等人麵對社員們因工分太低、又吃不飽肚子的情況下的消極怠工，采用“坦白交代”“幹脆送法院”等粗暴、專橫的辦法強迫社員完成生產任務。同時，由於故事所涉及的落後社員都是農村婦女，我們還可以采用性別視角來考察這個作品。國家號召婦女走出家門參加生產勞動，這一方麵是為了解決國家勞動力資源的匱乏，同時也為婦女提供一個由家庭模式走向社會模式從而獲得“解放”的重要途徑。趙樹理的《孟祥英翻身》《傳家寶》以及當時許多作家的作品都熱衷於講述這樣的翻身故事。但在《“鍛煉鍛煉”》中參加集體勞動與其說是“翻身”“解放”，不如說是強製性的勞作，故事中除了幾個女幹部，大部分婦女都在想方設法逃避集體勞動。故事的最後，“吃不飽”“小腿疼”等人並沒有像“三仙姑”“常有理”那樣被教育、改造過來，而隻是被迫就範。話語層麵與故事層麵的分裂正是這篇小說引起強烈爭議的原因，也是趙樹理介入文學的雙重身份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衝突在作品中的直接反映。
趙樹理這一時期的小說文體形式上仍然采用“評書體”，這是一種既不同於新小說又有別於傳統評書和古典小說的、為趙樹理所獨創的小說文體，它采用第三人稱全知視角客觀敘述，情節結構全部單線推進，從而保證了故事的連貫性。為了追求故事的生動有趣，除了情節的曲折外，趙樹理小說還十分重視人物性格的刻畫。
作為鄉土小說重要因素的“風景畫”，在趙樹理農村題材小說中基本上消失了。在他筆下出現的隻是地形地貌及其他種種實物的描寫，難得出現的幾處農村景致也不過是滿目的稻麥菜蔬，遍地的牛羊牲畜，鄉土生活在趙樹理的本文中既不見孫犁式的文人詩意情懷，亦無柳青、浩然式的高亢的烏托邦畫卷，他所表現的是實實在在的、土裏土氣的農村本色。
早在20世紀40年代“解放區”時期，趙樹理創作的廣泛影響及其作品中表現出來的濃厚的山西地方色彩，就使得當時同在山西的馬烽、西戎、李束為、孫謙、胡正等人紛紛效仿，這批人在50年代中期以《火花》雜誌為主要園地匯集在一起，並不斷創作出在當時有一定影響的作品。這些作品在思想和藝術趣味上比較趨同，所以文學批評界曾一度以文學流派視之，將這一創作群體命名為“山藥蛋派”（因為山西盛產山藥蛋）或者“火花派”。馬烽和西戎是其中最重要的作家。
馬烽（1922—2004），原名馬書銘，山西孝義人。20世紀40年代曾與西戎合著長篇小說《呂梁英雄傳》，50年代後期主要創作有短篇小說《我的第一個上級》《一架彈花機》《三年早知道》等。代表作《我的第一個上級》采用先抑後揚的手法，塑造了一個外表古怪讓人難以接近，但熟悉業務、懂得技術，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的水利局田副局長的形象，這一新穎的形象在當時受到廣泛的好評。
西戎（1922—2001），原名席誠正，山西蒲縣人。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主要作品有《賴大嫂》《宋老大進城》《終身大事》等。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賴大嫂》，寫一個自私自利的農村婦女賴大嫂的養豬史。小說一發表就引起非議，被認為是寫“中間人物”的“標本”。這種非議的確“事出有因”。賴大嫂之所以不好好響應號召養豬，不僅是因為會打小算盤，更重要的是她不相信隊長“自喂自養，收入歸己”的承諾。雖然小說最後寫了她的轉變，但她依然心有餘悸。從中不難看出經過“大躍進”後，農民對“美好生活”承諾的疑慮。盡管這樣一種隱含意義並不出自作者寫作的初衷，但由於所采用的寫實手法，所寫的又是熟悉的農村生活，而文學形象又總是大於思想，出現這樣的一種“隱含意義”是順理成章的事。類似的情形也出現在《宋老大進城》中，這篇小說本來是想借愛誇口的農民宋老大之口來歌頌現實，但由於人物在作品中的種種浮誇的表演，恰恰構成了對當時現實的絕妙諷刺。
李束為（1918—1994），原名束學禮，山東東平人。主要作品有《好人田木瓜》《於得水的飯碗》《老長工》等。
孫謙（1920—1996），山西文水人。主要作品有《奇異的離婚故事》《傷疤的故事》等。
胡正（1924—2011），原名胡振邦，山西靈石人。主要作品有《七月的廟會》《兩個巧媳婦》以及長篇小說《汾水長流》等。
這一創作群體的作家，大都來自山西農村，有長期的農村生活、工作的經曆，對農村與農民的熟悉，使他們的作品普遍具有較強的鄉土生活氣息和山西地方色彩，這也是他們刻意模仿趙樹理風格的結果。但由於他們之間大多數人文化底蘊單薄貧瘠，所受的文化熏陶局限於俗文化、民間文化（在這一點上他們與趙樹理並不完全相同），因此在藝術表現上往往顯得缺乏韻味，在文學觀念上大都具有用文學謳歌現實、配合形勢、服務中心的強烈的功用意識，故而其作品多帶有淺白、直露的政治宣教色彩。盡管他們的小說比當時那些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更多一些可讀性與泥土氣，但是畢竟都無法與趙樹理相提並論。
文學流派的形成，其基本前提是有一個創作自由、思想多元的文化氛圍，一個有著共同美學趣味或文化宗旨且允許有不同創作個性的客觀環境。而20世紀五六十年代顯然不存在文學流派得以形成的前提。如果從這一點看，“荷花澱派”也好，“山藥蛋派”也好，都不可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文學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