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1906—1970），原名赵树礼，山西沁水人。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因《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反映解放区农民生活的作品而蜚声延安文学界。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有《登记》《“锻炼锻炼”》《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卖烟叶》和长篇小说《三里湾》《灵泉洞》等。
这一时期赵树理的创作仍然坚持自己一贯的文学立场，强调文学的功用性，力图使自己的作品具有既宣讲执政党的政策又反映农民现实问题的双重功能。但这两种身份、双重功能之间事实上并非如他自己想象的那样契合无间，两者之间常出现难以调和的矛盾，这使他1949年后的创作渐显拘束、枯涩，在《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等最后几篇小说中，这种情形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也使他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构成了一种非常微妙的关系。尽管他仍然被重视，但由于他的作品不直接表现激烈的阶级冲突，也无突出的英雄人物，更多的是表现伦理化日常化的农村新旧意识之间的冲突，常常引起很大的争议，始终没有能成为这个时代文学的核心。“大跃进”期间赵树理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对当时农村严峻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因此受到严厉的批评，但他拒不认错。随着政治氛围的日益恶化，赵树理也就难以逃脱其悲剧的命运，终于在“**”中被迫害致死。
赵树理这一时期的作品值得一提的是《登记》与《“锻炼锻炼”》。写于1950年的《登记》是为配合新婚姻法的颁布而作，作品延续了《小二黑结婚》《邪不压正》等作品的创作思路，表现农村青年男女借助新政权的权威获得婚姻自主的经过，在对乡村陈旧保守风习的变更与执政党政策、法令作用之间关系的处理上带有明显的简单化、概念化的痕迹。争取婚姻自主的年青一代性格的塑造也没有超出小二黑、小芹的性格模式，倒是老一代农村妇女“小飞蛾”的形象写得较为成功，尤其是对小飞蛾的心理刻画细腻而逼真，这在赵树理的小说中是很少见的。
写于1958年的《“锻炼锻炼”》是这一时期赵树理最引人注目的作品。赵树理的作品一般都采用叙述人与人物同视角观察点来叙述，通过这一视点叙述出来的事实便是唯一的文本事实。但在这个作品中却出现叙述人与人物双重视点，于是便有了出现在叙述人视点（话语层面）与人物视点（故事层面）里的两种事实。在话语层面我们看到：“争先农业社”中农出身的老社长认为年轻的副社长杨小四还需要“锻炼锻炼”，而杨小四等人却趁老社长外出的机会想办法整治了好吃懒做、损人利己的妇女“小腿疼”“吃不饱”等人，顺利完成生产任务，揭露了中农干部“和事佬”似的工作作风和群众中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旧思想。但这样的一种流行意识形态叙事很快被作品故事层面提供的另外一种事实所解构：“争先农业社”年轻的副社长杨小四等人面对社员们因工分太低、又吃不饱肚子的情况下的消极怠工，采用“坦白交代”“干脆送法院”等粗暴、专横的办法强迫社员完成生产任务。同时，由于故事所涉及的落后社员都是农村妇女，我们还可以采用性别视角来考察这个作品。国家号召妇女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劳动，这一方面是为了解决国家劳动力资源的匮乏，同时也为妇女提供一个由家庭模式走向社会模式从而获得“解放”的重要途径。赵树理的《孟祥英翻身》《传家宝》以及当时许多作家的作品都热衷于讲述这样的翻身故事。但在《“锻炼锻炼”》中参加集体劳动与其说是“翻身”“解放”，不如说是强制性的劳作，故事中除了几个女干部，大部分妇女都在想方设法逃避集体劳动。故事的最后，“吃不饱”“小腿疼”等人并没有像“三仙姑”“常有理”那样被教育、改造过来，而只是被迫就范。话语层面与故事层面的分裂正是这篇小说引起强烈争议的原因，也是赵树理介入文学的双重身份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在作品中的直接反映。
赵树理这一时期的小说文体形式上仍然采用“评书体”，这是一种既不同于新小说又有别于传统评书和古典小说的、为赵树理所独创的小说文体，它采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客观叙述，情节结构全部单线推进，从而保证了故事的连贯性。为了追求故事的生动有趣，除了情节的曲折外，赵树理小说还十分重视人物性格的刻画。
作为乡土小说重要因素的“风景画”，在赵树理农村题材小说中基本上消失了。在他笔下出现的只是地形地貌及其他种种实物的描写，难得出现的几处农村景致也不过是满目的稻麦菜蔬，遍地的牛羊牲畜，乡土生活在赵树理的本文中既不见孙犁式的文人诗意情怀，亦无柳青、浩然式的高亢的乌托邦画卷，他所表现的是实实在在的、土里土气的农村本色。
早在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时期，赵树理创作的广泛影响及其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浓厚的山西地方色彩，就使得当时同在山西的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等人纷纷效仿，这批人在50年代中期以《火花》杂志为主要园地汇集在一起，并不断创作出在当时有一定影响的作品。这些作品在思想和艺术趣味上比较趋同，所以文学批评界曾一度以文学流派视之，将这一创作群体命名为“山药蛋派”（因为山西盛产山药蛋）或者“火花派”。马烽和西戎是其中最重要的作家。
马烽（1922—2004），原名马书铭，山西孝义人。20世纪40年代曾与西戎合著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50年代后期主要创作有短篇小说《我的第一个上级》《一架弹花机》《三年早知道》等。代表作《我的第一个上级》采用先抑后扬的手法，塑造了一个外表古怪让人难以接近，但熟悉业务、懂得技术，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水利局田副局长的形象，这一新颖的形象在当时受到广泛的好评。
西戎（1922—2001），原名席诚正，山西蒲县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主要作品有《赖大嫂》《宋老大进城》《终身大事》等。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赖大嫂》，写一个自私自利的农村妇女赖大嫂的养猪史。小说一发表就引起非议，被认为是写“中间人物”的“标本”。这种非议的确“事出有因”。赖大嫂之所以不好好响应号召养猪，不仅是因为会打小算盘，更重要的是她不相信队长“自喂自养，收入归己”的承诺。虽然小说最后写了她的转变，但她依然心有余悸。从中不难看出经过“大跃进”后，农民对“美好生活”承诺的疑虑。尽管这样一种隐含意义并不出自作者写作的初衷，但由于所采用的写实手法，所写的又是熟悉的农村生活，而文学形象又总是大于思想，出现这样的一种“隐含意义”是顺理成章的事。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宋老大进城》中，这篇小说本来是想借爱夸口的农民宋老大之口来歌颂现实，但由于人物在作品中的种种浮夸的表演，恰恰构成了对当时现实的绝妙讽刺。
李束为（1918—1994），原名束学礼，山东东平人。主要作品有《好人田木瓜》《于得水的饭碗》《老长工》等。
孙谦（1920—1996），山西文水人。主要作品有《奇异的离婚故事》《伤疤的故事》等。
胡正（1924—2011），原名胡振邦，山西灵石人。主要作品有《七月的庙会》《两个巧媳妇》以及长篇小说《汾水长流》等。
这一创作群体的作家，大都来自山西农村，有长期的农村生活、工作的经历，对农村与农民的熟悉，使他们的作品普遍具有较强的乡土生活气息和山西地方色彩，这也是他们刻意模仿赵树理风格的结果。但由于他们之间大多数人文化底蕴单薄贫瘠，所受的文化熏陶局限于俗文化、民间文化（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赵树理并不完全相同），因此在艺术表现上往往显得缺乏韵味，在文学观念上大都具有用文学讴歌现实、配合形势、服务中心的强烈的功用意识，故而其作品多带有浅白、直露的政治宣教色彩。尽管他们的小说比当时那些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更多一些可读性与泥土气，但是毕竟都无法与赵树理相提并论。
文学流派的形成，其基本前提是有一个创作自由、思想多元的文化氛围，一个有着共同美学趣味或文化宗旨且允许有不同创作个性的客观环境。而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显然不存在文学流派得以形成的前提。如果从这一点看，“荷花淀派”也好，“山药蛋派”也好，都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