峻青、王願堅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擅長以短篇小說反映革命曆史題材的作家。他們都善於塑造戰爭年月中的英雄人物形象，可以說是嚴格按照主流意識形態對曆史的闡釋來書寫一種“曆史記憶”。他們的小說得力於寫實手法與個人特有的生活經驗，而沒有完全淪為純粹概念的演繹。
峻青（1922—1991），原名孫俊青，山東海陽人。1949年以後開始專業創作，主要作品有《黎明的河邊》《老交通》《黨員登記表》《山鷹》《海燕》《老水牛爺爺》等。他的作品主要描寫抗戰末期和20世紀40年代後期國內戰爭初起時膠東軍民的鬥爭，即便在一些反映和平建設時期生活的作品中也常常將筆觸伸向過去的戰爭年代，以示對“幸福生活來之不易”的一種必要的提醒。峻青善於在激烈緊張、跌宕起伏的情節中塑造人物形象。比如他最重要的作品《黎明的河邊》就是將主人公小陳一家置於酷烈的戰場上、置於革命與親人之間驚心動魄的生死抉擇的關口，來顯示他們對革命的無限忠誠。作品巧妙地將階級仇與家仇互相混同、置換，在當時產生強烈的震撼力。相對於同時代戰爭敘事中普遍洋溢著的高亢的革命樂觀主義氛圍，峻青的《黎明的河邊》對戰爭的殘酷與血腥有一定的指涉，比如小說呈現了小陳及其母親、弟弟的慘烈的死亡場麵。而當時這篇小說恰就因為寫了英雄的死而遭到眾多的非議，因為在當時的權威意識形態看來英雄是不死的，英雄不死有一種儀式的效果，象征著一種信仰的永存不滅。同時，英雄不死還基於這樣的邏輯：死亡是個人性的事件，而英雄是無我的，他甚至沒有自己的可以被消滅的肉身。實際上，與其說《黎明的河邊》關注的是個體肉身的覆滅，不如說是以慘烈的死亡場麵來顯示敵人的凶殘，以激發階級仇恨。個體肉身的缺席正是那個時代文學的普遍現象，即便像峻青這樣寫到英雄的死，個體肉身也是被蔑視的。在《老交通》中，敘述者這樣描述老鐵走向敵人的屠場：“（老鐵）是那樣的興奮，一會兒看看被炮火映紅的天空，一會兒看看四周圍燃燒著火光的山頂，歡喜得又說又笑，好像他並不是去死，而是去參加什麽慶祝會似的。”顯然，這是峻青刻意追求的悲壯、豪邁的革命英雄主義控製下的個人身體的感覺，而真正的個人身體感覺在這裏是沉默的，死亡之於個體生命的意味不具有敘事的合法性，唯一合法的是個體生命的滅亡對於革命事業的意義。
王願堅（1929—1991），山東諸城人。這一時期的主要作品有《黨費》《七根火柴》《普通勞動者》《親人》《糧食的故事》等。王願堅小說取材的範圍主要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後期閩西、贛南地區和長征途中紅軍生活的片段。這一取材的範圍正是當時革命曆史題材小說較少涉足的。
與峻青不同，王願堅不追求驚心動魄的戰爭場麵和跌宕起伏的情節，而是善於通過典型的細節表現英雄人物的精神麵貌，這點似與茹誌鵑相近。但在茹誌鵑的筆下細節的描寫更多帶有日常生活的詩意，用來表現英雄人物的世俗情懷，比如《百合花》對通訊員的刻畫；而王願堅筆下的典型細節則往往是用來表現英雄人物不同凡響的精神世界，比如《七根火柴》中，紅軍戰士臨死前將千辛萬苦保存下來的七根火柴仔細夾在黨證裏交給活著的戰友，《黨費》中，黃新從餓得有氣無力的女兒手裏奪下一根醃豆莢，放入準備給山上戰士們送去的一籮筐鹹菜中。王願堅的作品正是通過這些精心設置的細節來完成英雄形象的刻畫。
《黨費》是王願堅最獲讀者好評的小說，它之所以引起閱讀興趣，首先是因為它提供了一些革命者獨特的世俗生活的信息。主人公黃新是一個遠走他鄉杳無音信的紅軍戰士年輕的妻子，一個拖著幼小的女兒掙紮在貧困中且時時麵臨被追殺的危險的單身母親。她那深夜裏“聲音壓得很低很低”“輕輕地”哼著的《送郎當紅軍》的小調，破窩棚的一堆爛棉絮下“小鼻子翅一扇一扇的睡得正香”的可愛的孩子，在當時都別有意味。但世俗的情感並沒有成為作品表現英雄人物豐富內心世界的敘事空間，有限的世俗情感在作品中仿佛專門為被克服、被超越而存在。黃新低聲哼唱的《送郎當紅軍》的小調所表現的，更多的是“蘇區”人民對紅軍的思念而非妻子對遠行的丈夫的思念。至於黃新輾轉於對弱小無助的女兒的責任與愛和對黨的事業的忠誠之間痛徹肺腑的心理選擇過程，在文本中是看不見的。相反，作品恰是通過張揚主人公在兩難選擇時刻義無反顧傾向後者的果斷來完成其英雄性格的塑造。
王願堅許多作品都指涉階級性對人性的改裝與超越，顯然這些被改裝、被超越的有限的人性情感在文本中並沒有獨立存在的價值。即便如此，王願堅的作品也還常常被指認為宣揚“資產階級的人性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