峻青、王愿坚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擅长以短篇小说反映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家。他们都善于塑造战争年月中的英雄人物形象，可以说是严格按照主流意识形态对历史的阐释来书写一种“历史记忆”。他们的小说得力于写实手法与个人特有的生活经验，而没有完全沦为纯粹概念的演绎。
峻青（1922—1991），原名孙俊青，山东海阳人。1949年以后开始专业创作，主要作品有《黎明的河边》《老交通》《党员登记表》《山鹰》《海燕》《老水牛爷爷》等。他的作品主要描写抗战末期和20世纪40年代后期国内战争初起时胶东军民的斗争，即便在一些反映和平建设时期生活的作品中也常常将笔触伸向过去的战争年代，以示对“幸福生活来之不易”的一种必要的提醒。峻青善于在激烈紧张、跌宕起伏的情节中塑造人物形象。比如他最重要的作品《黎明的河边》就是将主人公小陈一家置于酷烈的战场上、置于革命与亲人之间惊心动魄的生死抉择的关口，来显示他们对革命的无限忠诚。作品巧妙地将阶级仇与家仇互相混同、置换，在当时产生强烈的震撼力。相对于同时代战争叙事中普遍洋溢着的高亢的革命乐观主义氛围，峻青的《黎明的河边》对战争的残酷与血腥有一定的指涉，比如小说呈现了小陈及其母亲、弟弟的惨烈的死亡场面。而当时这篇小说恰就因为写了英雄的死而遭到众多的非议，因为在当时的权威意识形态看来英雄是不死的，英雄不死有一种仪式的效果，象征着一种信仰的永存不灭。同时，英雄不死还基于这样的逻辑：死亡是个人性的事件，而英雄是无我的，他甚至没有自己的可以被消灭的肉身。实际上，与其说《黎明的河边》关注的是个体肉身的覆灭，不如说是以惨烈的死亡场面来显示敌人的凶残，以激发阶级仇恨。个体肉身的缺席正是那个时代文学的普遍现象，即便像峻青这样写到英雄的死，个体肉身也是被蔑视的。在《老交通》中，叙述者这样描述老铁走向敌人的屠场：“（老铁）是那样的兴奋，一会儿看看被炮火映红的天空，一会儿看看四周围燃烧着火光的山顶，欢喜得又说又笑，好像他并不是去死，而是去参加什么庆祝会似的。”显然，这是峻青刻意追求的悲壮、豪迈的革命英雄主义控制下的个人身体的感觉，而真正的个人身体感觉在这里是沉默的，死亡之于个体生命的意味不具有叙事的合法性，唯一合法的是个体生命的灭亡对于革命事业的意义。
王愿坚（1929—1991），山东诸城人。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有《党费》《七根火柴》《普通劳动者》《亲人》《粮食的故事》等。王愿坚小说取材的范围主要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闽西、赣南地区和长征途中红军生活的片段。这一取材的范围正是当时革命历史题材小说较少涉足的。
与峻青不同，王愿坚不追求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和跌宕起伏的情节，而是善于通过典型的细节表现英雄人物的精神面貌，这点似与茹志鹃相近。但在茹志鹃的笔下细节的描写更多带有日常生活的诗意，用来表现英雄人物的世俗情怀，比如《百合花》对通讯员的刻画；而王愿坚笔下的典型细节则往往是用来表现英雄人物不同凡响的精神世界，比如《七根火柴》中，红军战士临死前将千辛万苦保存下来的七根火柴仔细夹在党证里交给活着的战友，《党费》中，黄新从饿得有气无力的女儿手里夺下一根腌豆荚，放入准备给山上战士们送去的一箩筐咸菜中。王愿坚的作品正是通过这些精心设置的细节来完成英雄形象的刻画。
《党费》是王愿坚最获读者好评的小说，它之所以引起阅读兴趣，首先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些革命者独特的世俗生活的信息。主人公黄新是一个远走他乡杳无音信的红军战士年轻的妻子，一个拖着幼小的女儿挣扎在贫困中且时时面临被追杀的危险的单身母亲。她那深夜里“声音压得很低很低”“轻轻地”哼着的《送郎当红军》的小调，破窝棚的一堆烂棉絮下“小鼻子翅一扇一扇的睡得正香”的可爱的孩子，在当时都别有意味。但世俗的情感并没有成为作品表现英雄人物丰富内心世界的叙事空间，有限的世俗情感在作品中仿佛专门为被克服、被超越而存在。黄新低声哼唱的《送郎当红军》的小调所表现的，更多的是“苏区”人民对红军的思念而非妻子对远行的丈夫的思念。至于黄新辗转于对弱小无助的女儿的责任与爱和对党的事业的忠诚之间痛彻肺腑的心理选择过程，在文本中是看不见的。相反，作品恰是通过张扬主人公在两难选择时刻义无反顾倾向后者的果断来完成其英雄性格的塑造。
王愿坚许多作品都指涉阶级性对人性的改装与超越，显然这些被改装、被超越的有限的人性情感在文本中并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即便如此，王愿坚的作品也还常常被指认为宣扬“资产阶级的人性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