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反右”开始前的一年多时间，通常被称作“百花”时期。在这期间，以《人民文学》为主，包括各地一些文学刊物相继推出一批在思想和艺术上对前一时期公式化、概念化的文学模式有所冲击的作品。当然这种冲击是有所顾忌的，创作主体努力在“党的事业的齿轮和螺丝钉”与维护个体精神独立之间寻求协调的可能性。即便如此，这批作品还是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批评，到了1957年下半年“反右”运动中更是被斥为“逆流”“毒草”，招致长达20多年的禁锢，其作者也大多受到牵连、迫害。由于时间短暂，这些小说几乎都是短篇，较有影响的有《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改选》《红豆》《在悬崖上》《小巷深处》《美丽》《幸福》《田野落霞》《西苑草》《爬在旗杆上的人》《马瑞的堕落》《灰色的帆篷》等。本节选取其中几篇在当时具有较大的影响，同时在主题探索与艺术表现上取得一定成就的作品作一些简单的评析。
王蒙（1934— ），原籍河北南皮，生于北京。《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叙述刚走出校门不久的林震，带着对革命事业的一腔热情和对党的领导机关的神圣想象，来到区委组织部门工作，却发现一切并非如他想象的那样。小说通过林震的主观感受叙述了他对新的环境的困惑，他与组织部领导、同志之间的摩擦以及他基于内心真诚的理想、热情而作的努力。这篇小说被认为尖锐地揭示了党的领导机关中官僚主义、干部革命意志衰退现象。作品的重要人物刘世吾成了“官僚主义者”的代名词，而林震则是与官僚主义作斗争的先进人物。作品发表后引起长久的争议。尽管这种注重“客观反映”的解读也许正符合当年作者“干预生活”的创作初衷，却忽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即作品对林震个人主观感受的重视，这事实上也是作者的主观感受。而忠实于自己主观感受的创作可能会导致作品客观上超越作者创作的初衷，于是这篇作品客观上表现出来的主题意蕴就可能并不这么单纯。
小说主题意蕴首先与小说中最重要的人物刘世吾的形象密切相关。刘世吾不同于一般的昏庸无能的官僚主义者。他精明、能干，目光“聪明”“锐利”，他只要“一下决心，就可以把工作做得很出色”。看人看事更是入木三分，明察秋毫。但他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就那么回事”是他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这使林震十分困惑。但这个冷漠、高深莫测的刘世吾却不时在林震面前**出自己性格的另一面。在一个雨夜的小酒馆里，他向林震透露了自己革命生涯的起点——多年前在北大校园的生活：“那时候……我是多么热情、多么年轻啊！我真恨不得……”一向冷峻的他在说这话时竟然“脸微微地发红”。而现在只有在阅读小说时才能再现当年的这份热情，他贪婪地阅读“小说、诗歌，包括童话”，“最喜欢屠格涅夫”。经常在忙碌的工作之余开夜车读小说，四本《静静的顿河》竟然一个星期就读完了。“‘当我读一本好的小说的时候，我梦想一种单纯、美妙、透明的生活，我想去做水手或者穿上白衣服研究红血球，或者做一个花匠，专门培植十样棉。’他笑了，不是用机智，而是用心。‘可还得做什么组织部长。’他摊开了手。”显然正是现在的这种与“单纯、美妙、透明的生活”相对立的组织部长的生活将一个朝气、纯洁的青年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在现实的麻木与冷漠中他只能到小说中去寄予“生活在别处”的幻想。这一切都说明他身上深厚的知识分子根性。在林震的心目中他与韩常新们是完全不同的，他并没有和林震构成对立；相反地，他与林震之间更多的是心灵的接近，否则，他这样一个世故的人是不会轻易向自己的下属、一个初来乍到的毛头小子**自己的内心的。也许在林震的身上他看到了自己无限留恋的过去，那么，刘世吾的现在是否就是林震的未来呢？我们不得而知。
李国文（1930— ），祖籍江苏盐城，生于上海。李国文的小说《改选》的情节非常简单。主人公老郝是一个兢兢业业、脚踏实地为大伙办实事的工会主席，但在崇尚空谈、浮夸、政治挂帅的年月里，他显得极不合时宜。他的职务每况愈下，最后在工会改选中竟未被指定为工会委员的候选人。但大伙却都在选票上写上他的名字，他以压倒多数的票数再次当选。当大伙准备向他祝贺时，却发现他已经死在改选会场的座位上。
小说更值得称道的是对当时流行的审美范式的冲击。老郝实际上是个悲剧人物，但自始至终以喜剧的形态出现。他婆婆妈妈，甚至有点窝窝囊囊，对于政治机体中恶劣的作风、对于加诸自己的不公正的待遇不是抗争而是容忍、承受。他不是英雄，他只是一个弱者的形象。尤其老郝在最后时刻死亡，这个被称为“阴冷的结局”的结尾在这一时期的小说中几乎绝无仅有，即便是“百花”时期尖锐地揭露社**暗面的作品，也大多要安上一个预示着光明的尾巴。在流行的叙事惯性中正面英雄人物一般是不死的，死也要死得轰轰烈烈、慷慨悲壮。但小说却这样描述所要肯定的正面人物老郝的死：“他两眼木呆呆地瞪着，发僵的嘴唇在流着口涎”，这个不体面的死亡场景与群情振奋、掌声雷鸣、充满了对英雄的期待的改选现场形成鲜明的反差，造成一种带有强烈黑色幽默色彩的喜剧效果。老郝到底不是英雄，尽管他差点成为代表群众利益、与丑恶作斗争的英雄（一如一些“干预生活”作品中所倾力塑造的正面人物那样）。在关键的时候他逃脱了，他无力担此重任。他的死宣告了英雄的缺席，也完成了对这个“英雄时代”的反讽。
宗璞（1928— ），原名冯钟璞，原籍河南唐河，生于北京。《红豆》采用倒叙的方式，叙述国民党败退前夕北平女大学生江玫在跟随恋人去美国还是留在祖国“投身革命”之间痛苦抉择的故事。在个人情感与革命事业的矛盾中，选择后者而舍弃前者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小说普遍的叙事模式，《红豆》的叙事也无法摆脱这一时代定规，但却在相当程度上保留了情感自身的逻辑。江玫与齐虹之间固然因为人生观、政治立场的不同而使爱情日益显露裂痕，以至每一次见面都免不了争吵，但江玫又“遏止不住地愿意和他在一起”。在走和留之间江玫虽然果断地选择了留，但却难以摆脱心中的痛楚，在与齐虹最后告别时，她嘴上对齐虹宣布“我不后悔”，心里却觉得“天旋地转”“好像有千把刀插在喉头”。多年以后已成为一个“好的党的工作者”的江玫面对当年的信物红豆还感伤得“泪水遮住了眼睛”。叙事显示了个人情感与历史抉择之间的契合，却也表明这种契合还无法做到严丝合缝，其间尚存一些缝隙，而这种缝隙是不被时代所允许的。小说发表以后受到将近一年的批判，当时最具“战斗力”的批评认为“作者的感情完全被小资产阶级那种哀怨的、狭窄的数不尽的个人主义感伤支配了”[11]。
小说事实上还存在另一个一直被遮蔽的视角，那就是隐含的性别叙事视角。引导江玫走上革命道路的是“姐妹情谊”（肖素给予她的无私的帮助与感召），而不是爱情的力量。相反，她与齐虹的爱情一直是她革命道路上的障碍。她最后决定留下来，很大的原因是齐虹往日温柔的呢喃（“我救了你的命，知道吗？小姑娘，你是我的。”）和临走前“一字一字”地说出的“我恨不得杀了你，把你装在棺材里带走”。女性独立的主体意识促使她对齐虹说出“我不后悔”，但作为一个女性，她内心其实又很难彻底挣脱对爱情，对浪漫、英俊的齐虹的依恋。她的痛苦反映了女性辗转于旧的家庭角色（“什么都扔了”去美国依附于齐虹）和新的社会角色（留下来走“我的道路”）之间的两难困境。
另外，小说所呈现出的“淡淡的哀愁”的审美格调和抒情状物的浪漫主义色彩，为作品增添了打动人心的艺术魅力。
邓友梅（1931— ），祖籍山东平原，生于天津。《在悬崖上》创作于1956年9月。这篇小说同样涉足个人独立的情感空间。“我”与妻子的婚姻看起来幸福美满，政治上进步、生活上关心“我”的妻子在“我”的眼里简直无可挑剔，但这只是在社会强大“超我”控制下的意识层面上的认识，在潜意识层面事实上一直存在着一种为“我”自己所不能觉察的、无法名状的“爱”的匮乏和渴望。活泼美丽的加丽亚的出现犹如一道闪电照亮了这种渴望。加丽亚象征着一种完全不同于“我”现在刻板生活的、自由自在、随心所欲的生活状态，这种生活正是“我”内心深处所渴望的，因此“我”的越轨是在所难免的。但“越轨”又是不被允许的、危险的（“在悬崖上”）。那么将这种非法的越轨行为置于中国传统的“女人祸水”的叙事模式中，无疑是安全和有效的。当“我”被确认为是一个“半路上贪恋一株新异的花草，忘了路标的指示”的一时糊涂的浪子的同时，也就预示了后来的顺理成章的回头。但叙事还是存在着漏洞，“浪子回头”的直接原因是加丽亚拒绝了“我”的求婚，而不是后者的“悔过”，这样一来，读者不禁要问：“假如加丽亚不拒绝的话，那结局将会是怎样呢？”叙述者显然也意识到这样的漏洞，唯一的弥补办法便是封死加丽亚接受“我”的求婚的可能性，将加丽亚塑造成一个从不考虑结婚、惯于玩弄男人的道德堕落者（在此之前就曾因为作风问题受过处分）。也就是说，只有将加丽亚彻底妖魔化，才能圆满地完成“我”最后的回归，也才能警示越轨的行为不仅是非法的，而且对越轨者自身也具有极大的危害性，只有迷途知返才能重新获得家庭幸福。
小说事实上可看作当时知识分子处境的微妙的象征。故事结局的浓厚的说教味，无疑显示了意识形态规约对叙事行为的控制，但文本叙事巧妙的双重视角的设置却又在一定程度上构成对这一规约的疏离。小说的情节全部由主人公“我”来叙述，而隐含作者（邓友梅）只是个完全外在于故事的听者，他不发表任何对故事的评价。这样的沉默已然表明知识分子叙事人独立意识的存在。如果我们将《在悬崖上》双重叙事视角的运用和方纪创作于1957年下半年的小说《来访者》中的双重视角的设置相比较，这一点将看得更加清楚。
陆文夫（1928—2005），江苏泰兴人。他的《小巷深处》是“百花”文学中一篇取材相当独特的作品。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妓女徐文霞。作者通过她的新生活来歌颂新时代、新社会。新社会不仅使徐文霞获得人的尊严、自食其力的生活能力，而且还赐予她纯洁的爱情。但小说没有停留在对这一时代主题概念化的图解上，而是始终围绕着徐文霞的命运遭际展开。徐文霞告别旧日的阴影走向新生活的过程被表现得异常曲折和复杂。女主人公的恋人张俊的情感世界也表现得比较真实、自然。当徐文霞告诉他自己的身世后，他先是震惊、矛盾、踌躇，但最终小巷深处还是再次响起他敲击徐文霞房门的声音。这并非出于一种政治觉悟和阶级的道义，而是基于他对徐文霞外表和内心之美的倾倒以及他对两人之间纯洁爱情的理解和珍惜。小说还在歌颂“新社会新道德”框架下将笔触伸向对爱情婚姻的道德伦理思考，尝试在政治文化空间外为爱情的描写开拓一个新的领地。但对时代主题的拘泥必然使这种探索浅尝辄止，比如小说虽然写出了传统的贞操观念在走向新生活的徐文霞心灵上投下的阴影，却没有同时表现出张俊对这一观念艰难超越的心理过程，在中国文化中这种超越往往更加艰难，也更加重要。
这些描写爱情生活的作品在当时的政治文化语境中之所以有价值，不仅是因为表现了人情美和人性美，更是因为爱情、个人内心情感生活已然是这一历史时期知识分子保持独立意志的最后的浪漫领地。从这个角度而言，“百花”时期表现个人情感的小说与“干预现实”的小说实际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