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反右”開始前的一年多時間，通常被稱作“百花”時期。在這期間，以《人民文學》為主，包括各地一些文學刊物相繼推出一批在思想和藝術上對前一時期公式化、概念化的文學模式有所衝擊的作品。當然這種衝擊是有所顧忌的，創作主體努力在“黨的事業的齒輪和螺絲釘”與維護個體精神獨立之間尋求協調的可能性。即便如此，這批作品還是引起了廣泛的爭議、批評，到了1957年下半年“反右”運動中更是被斥為“逆流”“毒草”，招致長達20多年的禁錮，其作者也大多受到牽連、迫害。由於時間短暫，這些小說幾乎都是短篇，較有影響的有《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改選》《紅豆》《在懸崖上》《小巷深處》《美麗》《幸福》《田野落霞》《西苑草》《爬在旗杆上的人》《馬瑞的墮落》《灰色的帆篷》等。本節選取其中幾篇在當時具有較大的影響，同時在主題探索與藝術表現上取得一定成就的作品作一些簡單的評析。
王蒙（1934— ），原籍河北南皮，生於北京。《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敘述剛走出校門不久的林震，帶著對革命事業的一腔熱情和對黨的領導機關的神聖想象，來到區委組織部門工作，卻發現一切並非如他想象的那樣。小說通過林震的主觀感受敘述了他對新的環境的困惑，他與組織部領導、同誌之間的摩擦以及他基於內心真誠的理想、熱情而作的努力。這篇小說被認為尖銳地揭示了黨的領導機關中官僚主義、幹部革命意誌衰退現象。作品的重要人物劉世吾成了“官僚主義者”的代名詞，而林震則是與官僚主義作鬥爭的先進人物。作品發表後引起長久的爭議。盡管這種注重“客觀反映”的解讀也許正符合當年作者“幹預生活”的創作初衷，卻忽略了一個極為重要的因素，即作品對林震個人主觀感受的重視，這事實上也是作者的主觀感受。而忠實於自己主觀感受的創作可能會導致作品客觀上超越作者創作的初衷，於是這篇作品客觀上表現出來的主題意蘊就可能並不這麽單純。
小說主題意蘊首先與小說中最重要的人物劉世吾的形象密切相關。劉世吾不同於一般的昏庸無能的官僚主義者。他精明、能幹，目光“聰明”“銳利”，他隻要“一下決心，就可以把工作做得很出色”。看人看事更是入木三分，明察秋毫。但他對任何事情都提不起興趣，“就那麽回事”是他經常掛在嘴邊的口頭禪。這使林震十分困惑。但這個冷漠、高深莫測的劉世吾卻不時在林震麵前**出自己性格的另一麵。在一個雨夜的小酒館裏，他向林震透露了自己革命生涯的起點——多年前在北大校園的生活：“那時候……我是多麽熱情、多麽年輕啊！我真恨不得……”一向冷峻的他在說這話時竟然“臉微微地發紅”。而現在隻有在閱讀小說時才能再現當年的這份熱情，他貪婪地閱讀“小說、詩歌，包括童話”，“最喜歡屠格涅夫”。經常在忙碌的工作之餘開夜車讀小說，四本《靜靜的頓河》竟然一個星期就讀完了。“‘當我讀一本好的小說的時候，我夢想一種單純、美妙、透明的生活，我想去做水手或者穿上白衣服研究紅血球，或者做一個花匠，專門培植十樣棉。’他笑了，不是用機智，而是用心。‘可還得做什麽組織部長。’他攤開了手。”顯然正是現在的這種與“單純、美妙、透明的生活”相對立的組織部長的生活將一個朝氣、純潔的青年變成現在這個樣子，在現實的麻木與冷漠中他隻能到小說中去寄予“生活在別處”的幻想。這一切都說明他身上深厚的知識分子根性。在林震的心目中他與韓常新們是完全不同的，他並沒有和林震構成對立；相反地，他與林震之間更多的是心靈的接近，否則，他這樣一個世故的人是不會輕易向自己的下屬、一個初來乍到的毛頭小子**自己的內心的。也許在林震的身上他看到了自己無限留戀的過去，那麽，劉世吾的現在是否就是林震的未來呢？我們不得而知。
李國文（1930— ），祖籍江蘇鹽城，生於上海。李國文的小說《改選》的情節非常簡單。主人公老郝是一個兢兢業業、腳踏實地為大夥辦實事的工會主席，但在崇尚空談、浮誇、政治掛帥的年月裏，他顯得極不合時宜。他的職務每況愈下，最後在工會改選中竟未被指定為工會委員的候選人。但大夥卻都在選票上寫上他的名字，他以壓倒多數的票數再次當選。當大夥準備向他祝賀時，卻發現他已經死在改選會場的座位上。
小說更值得稱道的是對當時流行的審美範式的衝擊。老郝實際上是個悲劇人物，但自始至終以喜劇的形態出現。他婆婆媽媽，甚至有點窩窩囊囊，對於政治機體中惡劣的作風、對於加諸自己的不公正的待遇不是抗爭而是容忍、承受。他不是英雄，他隻是一個弱者的形象。尤其老郝在最後時刻死亡，這個被稱為“陰冷的結局”的結尾在這一時期的小說中幾乎絕無僅有，即便是“百花”時期尖銳地揭露社**暗麵的作品，也大多要安上一個預示著光明的尾巴。在流行的敘事慣性中正麵英雄人物一般是不死的，死也要死得轟轟烈烈、慷慨悲壯。但小說卻這樣描述所要肯定的正麵人物老郝的死：“他兩眼木呆呆地瞪著，發僵的嘴唇在流著口涎”，這個不體麵的死亡場景與群情振奮、掌聲雷鳴、充滿了對英雄的期待的改選現場形成鮮明的反差，造成一種帶有強烈黑色幽默色彩的喜劇效果。老郝到底不是英雄，盡管他差點成為代表群眾利益、與醜惡作鬥爭的英雄（一如一些“幹預生活”作品中所傾力塑造的正麵人物那樣）。在關鍵的時候他逃脫了，他無力擔此重任。他的死宣告了英雄的缺席，也完成了對這個“英雄時代”的反諷。
宗璞（1928— ），原名馮鍾璞，原籍河南唐河，生於北京。《紅豆》采用倒敘的方式，敘述國民黨敗退前夕北平女大學生江玫在跟隨戀人去美國還是留在祖國“投身革命”之間痛苦抉擇的故事。在個人情感與革命事業的矛盾中，選擇後者而舍棄前者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小說普遍的敘事模式，《紅豆》的敘事也無法擺脫這一時代定規，但卻在相當程度上保留了情感自身的邏輯。江玫與齊虹之間固然因為人生觀、政治立場的不同而使愛情日益顯露裂痕，以至每一次見麵都免不了爭吵，但江玫又“遏止不住地願意和他在一起”。在走和留之間江玫雖然果斷地選擇了留，但卻難以擺脫心中的痛楚，在與齊虹最後告別時，她嘴上對齊虹宣布“我不後悔”，心裏卻覺得“天旋地轉”“好像有千把刀插在喉頭”。多年以後已成為一個“好的黨的工作者”的江玫麵對當年的信物紅豆還感傷得“淚水遮住了眼睛”。敘事顯示了個人情感與曆史抉擇之間的契合，卻也表明這種契合還無法做到嚴絲合縫，其間尚存一些縫隙，而這種縫隙是不被時代所允許的。小說發表以後受到將近一年的批判，當時最具“戰鬥力”的批評認為“作者的感情完全被小資產階級那種哀怨的、狹窄的數不盡的個人主義感傷支配了”[11]。
小說事實上還存在另一個一直被遮蔽的視角，那就是隱含的性別敘事視角。引導江玫走上革命道路的是“姐妹情誼”（肖素給予她的無私的幫助與感召），而不是愛情的力量。相反，她與齊虹的愛情一直是她革命道路上的障礙。她最後決定留下來，很大的原因是齊虹往日溫柔的呢喃（“我救了你的命，知道嗎？小姑娘，你是我的。”）和臨走前“一字一字”地說出的“我恨不得殺了你，把你裝在棺材裏帶走”。女性獨立的主體意識促使她對齊虹說出“我不後悔”，但作為一個女性，她內心其實又很難徹底掙脫對愛情，對浪漫、英俊的齊虹的依戀。她的痛苦反映了女性輾轉於舊的家庭角色（“什麽都扔了”去美國依附於齊虹）和新的社會角色（留下來走“我的道路”）之間的兩難困境。
另外，小說所呈現出的“淡淡的哀愁”的審美格調和抒情狀物的浪漫主義色彩，為作品增添了打動人心的藝術魅力。
鄧友梅（1931— ），祖籍山東平原，生於天津。《在懸崖上》創作於1956年9月。這篇小說同樣涉足個人獨立的情感空間。“我”與妻子的婚姻看起來幸福美滿，政治上進步、生活上關心“我”的妻子在“我”的眼裏簡直無可挑剔，但這隻是在社會強大“超我”控製下的意識層麵上的認識，在潛意識層麵事實上一直存在著一種為“我”自己所不能覺察的、無法名狀的“愛”的匱乏和渴望。活潑美麗的加麗亞的出現猶如一道閃電照亮了這種渴望。加麗亞象征著一種完全不同於“我”現在刻板生活的、自由自在、隨心所欲的生活狀態，這種生活正是“我”內心深處所渴望的，因此“我”的越軌是在所難免的。但“越軌”又是不被允許的、危險的（“在懸崖上”）。那麽將這種非法的越軌行為置於中國傳統的“女人禍水”的敘事模式中，無疑是安全和有效的。當“我”被確認為是一個“半路上貪戀一株新異的花草，忘了路標的指示”的一時糊塗的浪子的同時，也就預示了後來的順理成章的回頭。但敘事還是存在著漏洞，“浪子回頭”的直接原因是加麗亞拒絕了“我”的求婚，而不是後者的“悔過”，這樣一來，讀者不禁要問：“假如加麗亞不拒絕的話，那結局將會是怎樣呢？”敘述者顯然也意識到這樣的漏洞，唯一的彌補辦法便是封死加麗亞接受“我”的求婚的可能性，將加麗亞塑造成一個從不考慮結婚、慣於玩弄男人的道德墮落者（在此之前就曾因為作風問題受過處分）。也就是說，隻有將加麗亞徹底妖魔化，才能圓滿地完成“我”最後的回歸，也才能警示越軌的行為不僅是非法的，而且對越軌者自身也具有極大的危害性，隻有迷途知返才能重新獲得家庭幸福。
小說事實上可看作當時知識分子處境的微妙的象征。故事結局的濃厚的說教味，無疑顯示了意識形態規約對敘事行為的控製，但文本敘事巧妙的雙重視角的設置卻又在一定程度上構成對這一規約的疏離。小說的情節全部由主人公“我”來敘述，而隱含作者（鄧友梅）隻是個完全外在於故事的聽者，他不發表任何對故事的評價。這樣的沉默已然表明知識分子敘事人獨立意識的存在。如果我們將《在懸崖上》雙重敘事視角的運用和方紀創作於1957年下半年的小說《來訪者》中的雙重視角的設置相比較，這一點將看得更加清楚。
陸文夫（1928—2005），江蘇泰興人。他的《小巷深處》是“百花”文學中一篇取材相當獨特的作品。小說的主人公是一個從“舊社會”過來的妓女徐文霞。作者通過她的新生活來歌頌新時代、新社會。新社會不僅使徐文霞獲得人的尊嚴、自食其力的生活能力，而且還賜予她純潔的愛情。但小說沒有停留在對這一時代主題概念化的圖解上，而是始終圍繞著徐文霞的命運遭際展開。徐文霞告別舊日的陰影走向新生活的過程被表現得異常曲折和複雜。女主人公的戀人張俊的情感世界也表現得比較真實、自然。當徐文霞告訴他自己的身世後，他先是震驚、矛盾、躊躇，但最終小巷深處還是再次響起他敲擊徐文霞房門的聲音。這並非出於一種政治覺悟和階級的道義，而是基於他對徐文霞外表和內心之美的傾倒以及他對兩人之間純潔愛情的理解和珍惜。小說還在歌頌“新社會新道德”框架下將筆觸伸向對愛情婚姻的道德倫理思考，嚐試在政治文化空間外為愛情的描寫開拓一個新的領地。但對時代主題的拘泥必然使這種探索淺嚐輒止，比如小說雖然寫出了傳統的貞操觀念在走向新生活的徐文霞心靈上投下的陰影，卻沒有同時表現出張俊對這一觀念艱難超越的心理過程，在中國文化中這種超越往往更加艱難，也更加重要。
這些描寫愛情生活的作品在當時的政治文化語境中之所以有價值，不僅是因為表現了人情美和人性美，更是因為愛情、個人內心情感生活已然是這一曆史時期知識分子保持獨立意誌的最後的浪漫領地。從這個角度而言，“百花”時期表現個人情感的小說與“幹預現實”的小說實際有著深刻的內在關聯。[12]